清代碑学在天津的萌芽与 发展

摘要：清代初期虽然是帖学的鼎盛期，但在晚明孕育的碑学萌芽也在迅猛发展。天津作为南方入京的必经之地，以及访碑活动盛行的地区，收藏、书画、诗歌等交流活动十分频繁。碑学萌芽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发展尤其迅速，且呈现出天津书法特有的面貌。

天津由于北临首都东靠大海，地理位置优越，政治地位提升，盐业资源得到充分开发，经济大为发展。南北交通更为频繁，高官名仕想要进京，大多需要从天津路过，盐商富豪们便有机会结交南北名仕，使得天津成为清代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 清初书法承接晚明书风，帖学一统天下。康熙年间，受皇帝个人喜好的影响，天下书风崇董好帖，乾隆时又转董而学赵，天津的书法发展亦是如此，学董学赵风气盛行。另一方面，清代科 举考试对于书法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书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入朝为官，因此，清代馆阁体广泛影响着全国的书法风气。天津也不例外，津门书家大都书宗帖学，精于行草，有相当一部分书法风格出入于董赵之间。 然而天津的碑学的萌芽也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一方面由于天津是进京的必经之地，文化交流频繁；另一方面由于清初访碑活动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一带，围绕着天津，这就促使天津的碑版拓片收藏风气盛行，推动了天津碑学萌芽的发展。

1“.唐碑期”的天津书

唐楷自宋元明式微以来，在清前期首次得以复兴。这也就是马宗霍先生所说的“唐碑期”。在清代的书法发展史当中，无论是对于帖学还是碑学来说，唐楷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刘恒在论述关于馆阁书家学书门径的问题时说：“乾嘉时期文人士大夫学习楷书大都从唐碑入手，然而不管是宗欧、宗颜还是宗柳，最后都会被纳到赵孟頫的饱满圆润和匀称流畅的笼罩之中，这种‘颜底赵面’或‘欧底赵面’的书法面貌（馆阁体）在当时的文人和官僚书法中是十分普遍的”[1]。由此可见唐楷是馆阁体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唐楷“古、劲、力”等特征，恰好医治末流帖学轻滑软弱、巧媚、甜俗的毛病。清代前期,帖学逐渐衰落。唐楷把帖学从糜弱的泥潭拉了出来,并把帖学引向

碑学，同时还是寻找碑学技法的桥梁。

清代中期欧阳询、颜真卿书十分流行，嘉庆时期正定文字，将欧阳询楷书定为楷模，使得嘉庆道光年间，欧体风靡全国。道光皇帝旻宁曾学过颜体，使得“颜体几为帝王家学”。清代天津在学唐楷，写唐楷的书家也不在少数，《津门诗钞》卷十七记载： “金《野田）专摹颜柳”。上文已经提及。此外还有邵玉清、郑金声等人。 邵玉清，字履洁，号朗岩，天津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探花，曾充会试同考官，官至国子监司业。邵玉清供奉内廷，在宫内教授乾隆皇帝的后人读书，督课甚严，颇受称道。邵玉清工书法能文章，善楷书，尤工颜书。

近人高凌雯《志余随笔》卷四品评邵玉清书法，谓“尝见朗岩所作楷书，圆润华贵，神骨极清”。先生特别提及邵玉清书写的《景州儒学碑记》，称其“文格不卑，饶有法度。盖寓京华久，交游清贵，所谓居移气者，有由来也”。

郑金声（生卒年不详，约乾嘉时期人），善书，法唐虞世南。《津门百咏·书字》记载：“野田苍劲金声老，风度翩翩属竹坡……金野田、郑金声、金竹坡皆以能书著称”[2]。由此可见郑在津门书坛地位。张体信也是清代能书唐楷者中有名的大书家。张体信于书法用功甚勤，每日晨起便磨墨盈盂，无间寒暑，楷、隶、行各体兼擅。其楷书由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入手，以欧取清癯瘦劲之姿，以颜取奇伟舒张之势。

天津素有学欧传统，清代以写欧体唐楷著称的天津书家应该是：张如鉽、王维珍、王维贤三人。张如鉽（清康熙、乾隆年

间人），字彝伯，号兰谷；雍正四年举人；工书，法欧阳询，清代著名书法家。《津门诗钞》里记载：“兰谷工书法，学欧阳率更体格”[3]。有评论说，津门学欧者众多，张如鉽为较有成就者。

王维珍字颖初，一字席卿，号莲西、莲溪，又号大井逸人，天津人，他工诗文，善书法，书法学欧阳询，参以米芾、董其昌法，小楷尤为出色，有“铁钩王”的称号。行书任意纵横，淋漓痛快。清末刊行的《津门见闻录》称：“王溪莲，字体绝佳”。朝鲜贡使曹荷江赠诗曰：“世世王家传八法，鹅笼风味即吾师”。对王维珍书法给予高度评价。王维贤，天津人,清末民初时人。字竹村,擅楷书,宗法欧体、唐楷，颇得欧阳询的神髓，其书法形神兼似，被誉为“天津学欧第一好手”。陆辛农《天津书画家小记》记载：“其刊行之大楷样本，当时学童多习之”[4]。近代以来天津还有戴元彬、杜宝桢等人以能书唐楷名世。

2.碑学萌芽期的天津书法

清代初期，一方面由于明朝灭亡使得学术风气由王阳明疏空之学向务实之学转变，直接导致了训诂之学的兴盛；另一方面由于文字狱大行其道，特别在乾隆时期，文人学者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对古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的研究中，于是考据之学很快蔚然成风，带动了金石碑版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单单是服务于考据训诂方面，对书法风气也产生巨大的影响。

清初出现了隶书中兴的局面，这也是由于金石考据之学带动的缘故。清代一些擅长考据的学者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对书法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时敏、戴易始学唐隶；郑簠倾尽家产，北上山东河北一带，搜访汉代碑刻，其隶书书法接近汉人，一改元明书家从唐人学习隶书的习气，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天津也不例外，学术风气的转变、金石考据的兴盛，加之天津乃是地处沟通南北之要地，天津的书风很容易受到全国上下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天津不仅出现了许多热爱金氏碑刻的文人雅士，而且还有许多身体力行将碑刻文字搬到纸面上书写的书法家。

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又字子文、文一，号香泉，晚号葑叟，海宁盐官人；曾长期寓住在査氏水西庄，书法亦受时风影响，书体在董赵之间，曾临摹补足安岐家藏《书谱》真迹， 从其传世作品上看应是帖学书家，但他性癖金石，集有大量秦、汉、唐、宋碑版文字，精勤钻研，逐一辨证题跋，辑为《隐绿轩题跋》，另著有《金石遗文录》，内有大量秦汉碑版。《四库全书》记载：奕禧以书著名，是书为书法而作；就所得金石，采录其文，汇辑成帙。王士祯《分甘馀话》称，奕禧于秦、汉、唐、宋以来金石文字，收藏尤富，皆为题跋辨证。可见其对金石碑版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入住水西庄期间，与天津文人雅士交往甚密，时常交流、交换金石收藏，虽然从其书迹上看他并没有碑学书法传世，但他与爱好藏古的包括水西庄主人在内的一些文人雅士一道客观上促进了天津地区碑学萌芽的发展。

张霔(1659—1704)，时称其草书全得张旭法，然而却不独潜心帖学，也涉猎汉隶《曹全碑》和《郭有道碑》，传世的《张霔临摹汉隶碑刻册》上有跋曰：“从此学去，汉隶之习或不可染”。与同时期的郑谷口一样，客观上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促进碑学的发展。他的隶书直学汉碑，借以摆脱宋隶之习，是较早提倡碑学的书家之一。

朱岷，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清康熙、雍正时期；字仑仲，一字导江，号客亭，工书法，尤其精隶书，法汉碑而兼得于郑谷口，行楷法黄庭坚、米元章；原是江苏武进人，后受査礼之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