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电影“民国三部曲”究竟讲述了什么
民国，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列强环伺，租界林立，国人民不聊生，革命风起云涌，全社会最大的政治理想就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所谓民族，就是反清、反帝，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平等；所谓民权，就是主权在民，国民共治；所谓民生，就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劳动者衣食无忧，而且私人资本不能操控国计民生。
乱世呼唤时代英雄，登高一呼拯救中华。识时务者为俊杰。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先后不世而出，解救国人于水火。作为出生于新中国建设时期、生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姜文，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也不时搅扰着他心中的英雄梦。虽然没有身历民国，但又何妨心历民国，匹马上阵去闯荡一番？姜文电影“民国三部曲”之《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正好对应着“三民主义”。不过，姜文的三部曲是反着来的。开篇之作《让子弹飞》讲的是民生，民以食为天，民生优先。《一步之遥》讲的是民权，《邪不压正》讲的是民族。先民生，后民权，再民族，盖因民生好转了，才谈得上民权，而后方得民族复兴。
电影是一种表达。“民国三部曲”从南方的鹅城，到上海，到北京，囊括了整个中国。风从南方来。落脚在京城。大约“三民主义”也有舶来的内容，它吸收借鉴了中外各种先进的资政思想。
要谈“民国三部曲”首先还得回头看，看姜文导演的自传体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找到一以贯之的路径，探寻其电影艺术的独特追求。处女作这东西，要么一鸣惊人，要么一败涂地。姜文当然属于前者。姜文的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要做英雄救赎世道人心的英雄梦，在这篇处女作也是定调作之中已初露端倪。而后的“三部曲”不过就是姜文把这个“英雄”代入到了民国去闯江湖。
《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姜文反其道而行之，借“就像热铁皮上躁动不安的猫”的马小军之口之手，一扫原著的阴郁顽劣之气，把自己早已蓄满的雄性意识，不可抑止的想象和灵感，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变“凶猛”而为“灿烂”，变“清算”而为“怀念”，变“逗号”而为“句号”，向青春萌动的青涩记忆挥手作别，向混沌无序的“文革”时代道声再见。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夜谈十记》。故事发生在1920年的南方鹅城。曾经追随过松坡将军的张牧之革命失意后落草为寇，心系民生的他化名“麻匪”“张麻子”杀富济贫，劫了买来
委任状走马上任的大骗子县长马邦德，而鹅城却是“南国一霸”黄四郎的地盘。三个人为了美色、权力、金钱各逞智勇。最后马县长殒命，黄四郎倒台，张麻子旗开得胜，可是英雄落寞得只剩下孤家寡人。马拉火车进了山沟，马拉火车又去了浦东。贫穷落后的山沟有官匪作乱，崭新的浦东又何尝不会遇到棘手的新问题呢？民生维艰，探索可贵。
《一步之遥》取材于民国阎瑞生案。上海是摩登之都也是个冒险之都，华洋混杂，租界割据，表面上得民主风气之先，骨子里还淤塞着封建残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种种情状足见嚣张跋扈的洋人嘴脸；走马灯似的军阀主政，也给了各路神仙投机的罅隙。马走日主办的花国大选闹剧，装模作样极尽铺张之能事，连普通观众都看得出来他们是在为军阀洗钱而卖命演戏。只要有选举，就有前台后台，就有强权操纵。过程可操纵，结果可操纵，操纵之人也可被操纵。有抬轿的，有拆桥的；有献媚的，有反叛的；有迷糊的，有清醒的；有得势的，有倒霉的。马走日风光无限继之穷途末路，面对万人有口莫辩，是生是死一步之遥。满清遗少闯上海，七零八落各西东。所谓民意，可以捧起你，也可以捧杀你。姜文正是用电影表达了这种思考。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自古侠恶不两立。顾名思义，该故事一如既往延续了姜文电影惩恶扬善的主题，只是时间移到了1937年至暗时刻的北京城。蓝青峰花了20年时间处心积虑布下一盘大棋，要让身负血海深仇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李天然，刺杀欺师灭祖投靠根本一郎的大师兄朱潜龙。热血正义的青年侠客李天然，意外获得巾帼红颜的关巧红义助，最后消灭了侵略者根本一郎和封建余孽朱
潜龙，成就了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壮举，报仇雪恨之中隐含着民族大义。有评论说该电影是姜文“写给老北京的一封情书”，我倒觉得他实现了保家卫国的大任。
综上，《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萌动，《让子弹飞》孔武剽悍，《一步之遥》民意沸腾，《邪不压正》国恨家仇，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表达，姜文电影怎么就艺术化地做到了呢？细嚼慢咽，择其三端。
第一，关于选本（选剧本）。一部电影先有导演还是先有剧本，原本是个伪命题。没有导演就没有剧本，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这是中国电影目前的状况。电影是造梦。梦有光环，也要有内容，只有光环而无内容不成其为一个梦。梦起源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想法，一个灵感，一个故事，一个本子。剧本就是梦，有光环有内容的梦。光环越密集，内容越精细，梦就越清晰，就越能在镜头前细致入微地展现。任何以导演或主演代替剧本的想法都会犯急性病，终究走不远。怕就怕有些导演就爱在片场边拍边改，改剧本，改台词，改角色。有些甚至根本
就没有剧本，或者只有几张纸的剧本梗概临时抱佛脚。导演说戏成分太重，只会暴露剧本打磨的不成熟，流程运作的不规范，前期准备的不充分。剧本若文章，台词若语言，剪辑好比结构和段落。一个镜头代表一个细节，任何粗糙、粗放、粗狂的过失，都是专业剧组所不能容忍的。好剧本，无论武戏还是文戏，无论动作戏还是心理戏，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精算、精准、精确的。
好小说和好故事是好剧本的基础IP。好台词是好剧本的眼睛和脸面。好小说好故事一般都有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情感，特别的意境，能够激发导演的巨大创造力。姜文就曾手捧王朔的小说，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挑灯夜战，写下了比王朔小说还长篇大论的电影剧本。好小说经过导演或编剧独具慧眼的改编，经过头脑风暴、精研细磨和团队围读，好剧本就会应运而生，好台词就会闪闪发亮，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响当当的好电影，就会让观众一见钟情地记住你。当然，你首先还得给这部电影以及主角起个好名字。譬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子弹飞》中，或者叫张麻子、黄四郎、马邦德；蓝青峰、李天然、朱潜龙之类。
马走日、项飞田也是不错的。马走日，别扭啊；项飞田，走不远啊，暗含了某种寓意，寄托着某种情绪。给一部新电影的片名和人名起名字的事情千万不可小觑。
第二，关于选角（选演员）。一部电影要为每个演员量身定做，几乎不太可能，也难以真正做到，但是主角配角的选择配置必须做到精挑细选。角色为剧本服务，剧本为导演服务。为电影寻找合适的主演是导演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朱时茂、陈佩斯的小品《主角与配角》做过精彩演绎。实力派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偶像派的演员靠脸吃饭，人情派的演员混圈子，导演用谁不用谁是一门大学问。朱时茂演地下党不用化妆，陈佩斯演汉奸怎么看都像。再比如某些特型演员，一般人还真演不好，自己别扭不说，观众也不买账。剧组选演员如果用得上“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这句话保证无虞，如果仅仅选用流量明星恐怕早晚得砸锅，悲催之极。
姜文电影一般是自编自导自演，不用说他入戏很快，自己表演的形象就是自己塑造的典型，活脱脱一个模子，阳刚生猛，霸气外露。这里列举另外两位他电影的常客。一位是廖凡，一位是他夫人周韵。人说姜文电影颇多浪漫气质。浪漫就浪漫在周韵身上。姜文拍周韵，贾樟柯拍赵涛，冯小刚拍徐帆，如出一辙。夫妻档固然花哨，可也容易失去某些有情趣的东西。周韵是“大哥的女人”，当然不能碰，碰不得，电影中任何男人想得都得不到，得不到的才最浪漫，所以她只好一部接一部地扮演美人，扮演如梦如幻的“梦中的情人”。廖凡的面相很特别，像个狠角色，如果加上两撇小胡子，特别适合演贼或匪，根本无须其他多余的化妆。电影《师父》里廖凡武戏多，文戏少，辞穷匕首见。真所谓“孟起与翼德并驱争先，未若美髯公之超群绝伦也”（诸葛亮语）。廖凡今后的突破方向在“文戏”。
第三，关于选景（选素材）。“作者电影”要描摹时代，还原现实，展现虚拟，一个靠素材（包括取景和取材），一个靠科技，一个靠想象。那些依靠化妆、造型、道具粗制滥造的肥皂剧，不但拍不出逼真的现实感，更难以日臻艺术性。姜文电影语言的
创意和应用，与他所要表达的对时代现实的独特思考高度吻合。无论选景还是取材，姜文电影舍得花大价钱搭实景，不怕跋山涉水取外景，其专业态度和实证精神值得尊重。姜文电影专业的取景，讲究的台词，传神的表演，高超的特技，蕴含的思想，设置的包袱，都堪为艺术典范。其粗线条、强音效、短镜头、快节奏、重气氛、浓色调的剪辑风格，特别具有震撼人心的冲击力和想象力。如果在精致的逻辑、粗暴的美学等方面能更上一层楼，相信他将成为世界杰出的电影大师。
不过姜文电影的粗暴美学，从市场化的娱乐角度来看，还不是最让观众诟病的。相比较而言，论暴力，《战狼》系列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论色情，小说《白鹿原》和《百年孤独》几乎全篇充斥；论腐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直指权力高层。而这几部文艺作品都得到了意识形态语言的高度认可。“宣传比内容重要，票房比口碑重要，明星比故事重要，造型比台词重要，只记得电影是商品，而忘了它是一门艺术”。平心而论，这些忠告完全是对姜文电影的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