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虽未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成名后,有关部门要授予他“全国自学成才奖”,他调侃说:“还有成才不自学的吗?”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二月河也一样。记得前些年,我看过一部电影《白银帝国》,写的是晋商票号的事。这家私人银行名字叫天成元,是康家的百年家业。张铁林不演皇帝了,改演里面的主角康老板,有了点人味了。郭富城演三少爷。名人,大场面,金银财宝,女人,偷情,乱伦(三少爷和他的爸爸争一个女人)等等“时尚元素”,应有尽有,抢夺票房是志在必得。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六频道还看了他们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首映式,花重金做广告。
电影场面很大,很喧嚣,很张扬,甚至连偷情都
那么轰轰烈烈,但我实在没有记住什么。晚上,我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了电影频道的一部美国片《当幸福来敲门》,却感触极多,很多台词我都找笔记了下来,因为它们让我哭让我笑,催我奋进,让我警醒。
这是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片。片中的主角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应该是快而立之年的男人吧,黑人。
影片的开头就是他在看电视,手里专心致志地玩弄着魔方——后来,他的命运就被这只魔方彻底改变。
他好像总在为赚钱、为孩子、为老婆、为家庭开销而奔波,不,是奔跑,总在跑,是的,飞一般地,拼命地跑,否则,他就可能失去机会,没地方住,跑得慢一点孩子就可能被要离他而去的老婆夺走,他也有可能失去工作机会等等。
挣钱太难了,他一次次倒霉,为此他多次欠房租,欠儿子幼儿园的学费,欠税金,万般无奈之下,能够选择逃跑的他只好逃跑了,比如说坐出租车,发现钱不够,于是他愁准机会就跑……。
他也流过泪,但更多的时候,他仍然在坚持不懈。每当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他就想起托马斯·杰克逊在《独立宣言》中的话,就是那些关于追求生存权、自由权和幸福权的话,是的,是幸福权。杰克逊在《独立宣言》中几次提到幸福这个词,这有些怪异。他在思考自己的幸福。
是的。他说,我人生的这个部分,这个阶段叫冒傻气。很多时候,他只能自己给自己鼓掌。老婆离开了他,他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他一个推销员怎么养活孩子呢?银行账号只有21元了,不交税就得坐牢。没有任何警告。怎么办?房租交不起了,连最便宜的汽车旅馆费也交不起了。不知道住在哪?他抱着儿子住了一夜厕所。
在极端无奈、几乎活不下去的日子里,他却对孩子说:孩子,如果有梦想,你就要设法去捍卫他。
每次路过证券交易所门口,他都看到每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人,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他问一个人:交易员的工作得大学毕业才能干的吧?那人说:不一定,只要你熟悉数字、拥有相应资格就可以干。
数字?他天生就对数字痴迷,当时正流行一种叫魔方的游戏,很少有人能够将魔方的六面全部转成同一种颜色,他却可以做到。他抓住机会向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推销自己的数字天赋,并当着那人的面,将魔方转到了同一种颜色。那个人向公司推荐了他。
他得到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里实习生的位置,6个月内没有工资。6个月后,20 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会被录用。他还是去尝试了。面试那天,他因为欠停车费被警方拘留了,他必须得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银行上班为止——这样才能查到他银行账号里的钱。从拘留所出来,他得跑着去面试,他带着一脸油漆(因为前晚欠房租,被房东要求给墙壁刷漆)。他的诚实感动了招聘人员,顺利地成为实
习生。
从推销员到实习生?妻子忍无可忍,看不到希望,放弃了他,离开他和孩子去了纽约,投奔姐姐去了。她不再相信丈夫说的什么“会好起来的,相信我”之类的话了。
实习生的机会,他还是把握了。中间的痛苦他人无法想象,他去卖血,去住收容所,……6个月,经济来源就是那6台扫描仪——他得推销出去,才有生活费吃饭。为了赶地铁,他手里的扫描仪被夹在了车门外面,地铁开了,只得放弃那台可以用来支付他一个月生活费的扫描仪。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手拿扫描仪,他不顾一切地去追,跑得飞快,他被汽车撞了。司机下车要送他去医院,他忍着疼痛站起来,继续奔跑。为此他跑丢了一只鞋子。上班时间到了,他只得穿着一只鞋子去办公室上班。为了拉到客户,他费尽心机。他上班时间不敢喝水,因为这样可以不上厕所,他得5个小时内干完8 个小时的工作,这样才可以节省时间去接孩子,必须在下午5 点 30分之前赶到收容所排队等免费的床位,否则他和儿子就没地方住。教会里面只收容妇女、儿童,男士不行。
但是,他从不抱怨,从不气馁,从不把怨气和忧愁给孩子发现。他一次次地带着孩子走投无路,一次次地坚持了下来。在疲惫不堪跑去推销业务的时候,他还答应孩子:我们今天有可能去看橄榄球比赛。最终,他成功了。通过了实习期,转为正式工作人员。他可以挣大钱过上上流人士的生活了。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在二月河看来,最终能熬出来,一靠运气,二靠才气。“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80%的可能性要失败。”同时,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可以以卖文为生。”
二月河说,当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而是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那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光。“头
发都掉光了,大片大片地掉。”二月河当时很迷茫,知道自己能写,但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够得上发表的水平,他把握不准。他非常感激当初赏识他的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1985年,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10章后对二月河说:“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这就是你的事业。”冯其庸鼓励他说,尽管写,书写出来由他帮忙找出版社。后来他给红楼梦学会捐款30万元。
台湾的历史小说家高阳也有类似遭遇,老一代的学者基本不谈论高阳,所以高阳要自称野翰林,虽无学历,但自认学问在学者之上。他很重考证,对八旗制度的研究他应该算是第一人。他的考据一方面是兴趣,一方面是给学界看,但高阳很受年轻学人认可。
“当时我在文学界毫无知名度。我一个高中生说写了《康熙大帝》,肯定会被扔到废纸篓里,但如果说我是红学会理事,写了一本《康熙大帝》,人家可能会看一看。没办法。”说起昔日的辛酸,二月河感慨万千。
在《康熙大帝》由台湾巴比伦出版社出版时,他写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 “……假如这世上有人曾经和我同路跋涉过人生,唉……很遗憾,没有,他就能告诉你,我其实原本是个痴人。他会告诉你,我是怎样一个读书狂。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不曾在凌晨一点前睡觉;告诉你,我曾被管理员遗忘关扣在图书馆中不知晓;告诉你,我捧书走路,踢掉了脚趾甲,血流了一路而浑然不觉。假如他看见我裁开包水泥的牛皮纸袋作卡片,一字一句地摘录那些古典书籍。他就只能如实说,二月河不过是文坛一痴。”
据2018年12月15日《楚天都市报》报道(记者 刘我风 徐颖 门天清 通讯员 孙琳菲),前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著名出版家周百义早在1987 年还是一个见习编辑时就和二月河打交道,见证了二月河从一个市委宣传部小干事成长为全国著名作家的过程。他告诉记者,1990年他终于等到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手稿,199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与
二月河签署出版合同,“稿酬只有千字20元,合同期10年,每万册再付原稿酬的8%。到了 1999年6月份,由于电视剧的拉动,《雍正皇帝》的销售达到了 203036 套,15227720 元码洋……1522万码洋,按25%的印刷成本,60折发货,其中有35%的毛利。而二月河,如果按照印数结算稿酬,原稿费的百分之八再乘以印数,所得也会寥寥无几。于是,我与社领导班子商量后决定,主动给二月河的稿费按版税6%结算。这时,按出版社与二月河最后一卷签定的合同时间,距到期还有5年。后来,很多出版社和书商找到二月河,说,长江社才给你那么一点稿费,你把稿子给我们吧。二月河总说,人家长江社够意思,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人家主动给我增加了稿费。”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月河文集,这就是被称为“落霞三部曲”的《雍正皇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一共13卷。长江文艺出版社按照版税12%给二月河付稿酬,二月河却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把自己的版税降到10%。
有媒体搞了一个中国作家财富榜,二月河曾经以 1200万的身价位于第2位。我对这个中国作家财富榜曾经写过几篇论文章。后来,看到有记者采访二月河,问他对这个排行有什么看法。二月河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们媒体应该大气一点。我知道巴尔扎克写了个《葛朗台》,葛朗台数钱,数的是自己的钱,现在这样的人也数钱,数的是别人的钱,我觉得连葛朗台的品位都达不到。替别人数钱,然后公布出去,这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这几部书原来拿的都是稿费,不是版税。《康熙大帝》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性印了40万套,你知道我拿了多少稿费? 8千块钱,这是事实。《康熙大帝》最初的稿费是千字7元,后来千字14 元、20元、30元,再涨,我说不要了,我稿费30元就可以了。后来,改了版税,才有了一些收入。这件事不想多说,不愿意和葛朗台打交道。”
二月河曾经对媒体解释:“《康熙大帝》第一
卷,我拿的是稿费,不是版税。第一卷千字7元,第二卷千字14元,第三卷千字20元,第四卷千字30元,到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时期,千字 35元。出版社在当时已经给的是最高了。这种情况贯穿在我整个写作中。这两年版税收入才多一点。外人是按照我的书值多少钱,乘以10—15%,再按照印刷量算。这样算,我当然收入高了。我也承认,我在中国作家中收入应该说名列前茅,算是比较多的。但我目前还没这个力量,拿出稿费组建一个团队或成立一个基金,来鼓励作家写作。如果将来有条件,我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乾隆皇帝》最后一卷写到刘墉下朝归府,在一个寒夜与卖烧饼老汉话桑麻。二月河将一段宏大的历史,回归日常聊天。
是啊,再大名人,最后都要回归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嘛,更多时候就是数着钱过日子,就像做
小买卖一样。犹太人被称为世界商人,他们有着天生做商人的智慧,他们的营销法则是“要么把更多的产品卖给同一个人,要么卖给更多的人同样产品”,永远没有“薄利多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