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难以“杜绝”的欧化
艾青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周红兴先生曾考证说，艾青将自己1937年以来的《太阳》《春》《生命》《黎明》《煤的对话》《浪》《笑》《春雨》《马槽》《老人》《常州》《卖艺者》等诗作汇集成一本名为《春》的诗集交给上海某出版社出版，但因战事紧张而告吹。1940 年 6月，艾青在重庆编成诗集《旷野》，将上面的12首诗作以《马槽集》为名，均收入新诗集《旷野》中。周兴红指出：“这些诗歌，杜绝了早期诗作中存在的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和某些欧化的、诘屈聱牙的句子，而是以凝练、顺畅的语言，舒卷自如地抒发内心的情感”，并以艾青“1937年5月2日”写于“吴淞炮台湾”的《浪》作为例证：你也爱白浪么——/它会啮啃岩石/更会残忍地折断船橹/撕碎布帆//没有一刻停止/它自满地谈述着/从古以来的/航行者悲惨的故事//或许是无理性的/但它是美丽的//而我却爱那白浪/——当它的泡沫溅到我的身上时/我曾起了被爱者的感激
对于以这首诗为例的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我们能够接受周先生所说的，诗人在此能够“以凝练的、顺畅的语言，舒卷自如地抒发内心的情感”，但是却难以赞同他所指认的，艾青在此“杜绝”了欧化的影响。仅就《浪》这首诗来说，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的倒装补充句式，就是欧化的——虽然它也可以被认为诗歌惯用的特殊言说方式。如果放眼艾青这一时期的创作，就更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不能说此一时期的《煤的对话》《春》《黎明》《浪》等诗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实际上，即使只考察其作为象征手法的运用，这一影响也是存在的，此后的重要诗作《手推车》《北方》《桥》《树》等更是如此。需要承认的是，艾青此一时期的创作的确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的。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将中国沉重、惨烈和悲怆的现实转化为诗行时，艾青曾学习过的西方经验在此产生了潜在的催化作用。因此，与其说艾青杜绝了欧化的影响，不如说艾青在欧化地学习中国化、本土化的努力中，做得愈来愈出色。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艾青以短句所写的诗里，他的欧化句式的痕迹就显得隐曲、淡薄一些，也少一些，而只要他怀着回荡、繁复的激情，以长句驱遣诗行时，他的欧化句式就显露无疑，空前突出。 在与《浪》写于同一个月的《黎明》（艾青自注日期为：1937年5 月 23日晨”）中，艾青曾这样写道：“当我在那些苦难的日子，/悠长的黑夜/把我抛弃在世面的卧榻上时，/我只会可怜地凝视着东方，/用手按住温热的胸膛里的急迫的心跳/等待着你——
/……//而当我看见了你/披着火焰的外衣，/从天边来到阴暗的窗口时啊——/我像久已饥渴哭泣得疲乏了的婴孩，/看见母亲为他解开裹住乳房的衣襟/泪眼迸出微笑，/……”从其中的长句“用手按住温热的胸膛里的急迫的心跳”“我像久已饥渴哭泣得疲乏了的婴孩，/看见母亲为他解开裹住乳房的衣襟/泪眼迸出微笑”，我们不仅看得到欧化句式的痕迹，甚至能看到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因为现代汉语尚在发展的途中而显露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语言的特征。而在写于 1939年的《低洼地》里，诗人运用语词时似乎更圆熟、更中国化了，但是其语言格调却仍然有明显的“现代性”和“拿来”痕迹：“岩石砌上岩石砌上岩石砌成山/山下是杂色的树杂色的树排列成树林/ 林间是长长的长长的石板铺的路/石板铺的路通过石桥一直伸引到乡间……//……马在嘶鸣着人在劳动着铁与木的声音在响着/稀少的行人在石板铺的路上走着又走着/阳光在照着雾在蒸化着香气在喷发着/ 我在沉思着感激着终于深情地唱出了土地之歌……”这些不打标点的长句所造成的特殊的音乐效果，其直接的源头也更像是现代西方的。
不过，总体来看，从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 年代初，艾青的诗，无论其意象，还是其语言方式，越来越中国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妨看一看艾青40年代初的诗歌中长句：开车的钟还没有响，那年老的士兵/从破了的制服的胸前的小袋里/掏出了一张五分的纸票买了一个烧饼，/他寂寞地扯啃着，两眼/没有离开那小贩篮子里的鸡蛋；/那些番号都肮脏得看不清名字了；/那些灰的帽子遮着的土黄的脸额/都有一片一样的阴影……（《兵车》，1940）
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甚的——/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内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檄/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路一样踩过我的胸膛……（《时代》，1941年12 月）
这些诗歌以及1942年的《我的职业》等，再与约 10年前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铁窗里》对比一下，其语言方式的确越来越中国化了。但是欧化的痕迹并非全然消失和“杜绝”了。从上述诗歌中，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艾青的诗歌在句式的组织和具体的表达上，其欧化的痕迹并没有杜绝，而只是淡化了。结果是，其诗的整体表达显得更畅达、更中国化，也更成熟了。这种成熟，与现代汉语本身的成熟是差不多同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的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到1949年之后，全国的文学语言都随之一变，越来越中国化了。这其中，有语言自身成熟的因素，也有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因素，只是这些都是后话，也是另一个话题了。回头来看艾青，不同于其长句中欧化痕迹的明显，他的短诗中欧化的痕迹更显淡，以至于几乎看不到。其原因大约在于，中国式的表达更适合短句。一如王力先生所言，与西方语言化零为整不同，汉语的特点是化整为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