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诗人刘禹锡的诗意栖居——“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可治抑郁症和孤独症（下）/陈清华
——“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可治抑郁症和孤独症（下）
9.“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九：对比刘禹锡的《陋室铭》、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以及周敦颐的《爱莲说》。
刘禹锡这个人坦荡，是个君子，所以，在他写《陋室铭》的时候，他不是瞻前顾后、不是患得患失，他说自己在陋室里一样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而且还说自己“无案牍之劳形”。
灵光乍现，提笔就写。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这样写，至少不会这么坦荡。“调素琴，阅金经”，什么意思？成天不办公嘛。“无案牍之劳形”，这是不是有不作为的嫌疑？所以说，刘禹锡不是一个“成
熟”的官员，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被一贬再贬的命运了。写《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已经年过半百，53岁了。53岁，快退休的年龄，再次遭遇贬谪，这个时候还能如此乐观，笑对人生，这只能说是性格使然。
虽处人生低谷，却独善其身、气度温和、从容不迫，依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刘禹锡惜墨如金，精雕细琢，剪裁出十六个字，说出了超越苦难、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雅志趣 ：
《论语·子罕第九》有这么一段：“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话的译文，有多个版本，一直有歧解。比方说， “九夷”在哪里？学界公认权威的书《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杨伯峻先生是这样译注的：“九夷”就是淮夷，本居鲁国之地，周公曾用武力降服他们，并非有些学者所称的“今天的朝鲜”。
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这样的：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说：“那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孔子道： “有君子去住，就不简陋了。”[1]
杨伯峻先生并没有说，这个“君子居之”（有君子去住），是孔子的自许呢？还是指已经有君子（即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已经在那里住过？所以，孔子本人也心向往之？
但这不影响我们理解孔子的话。现在，很多人对当下的生活不满意，充满抱怨，甚至对生活充满敌意。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在中学学历史，历史课本上有很多地方讲到百年来中国所受到的屈辱，因为落后而挨打，惨遭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如果就此发愤图
强，就像电视剧《霍元甲》中所唱的那样，“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要致力国家中兴”，那么慷慨激昂、振奋人心，自然是很好的。可问题是，个别人不是这样，而是一味地抱怨，沉浸在过去被“欺负”的历史中，不是努力改变现状，而是充满怨恨。因为被欺负过，所以，只有敌对与怨恨。从小的方面来说，作为个体，走不出过去的阴影，跟有过节的人总记仇，牢骚满腹，说话总带着怨气，这也缺乏“陋。如之何？”般的大度。
有人总抱怨自己所在的单位太“陋”，“陋。如之何？”如果换了孔子，则会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你要是个君子，你在哪里工作，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不被环境改变。当然，我这种说法属于“通俗版”的解释，刘禹锡的《陋室铭》，正是对《论语·子罕第九》“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段话的通俗解释。所以他才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眼中的“陋室”其实相当精致、风雅，高朋满坐，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就是说，在“陋室”的周围有一个读书人的圈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满座，经常举行读书派对，切磋琴艺，分享读经
心得。相比之下，《论语·子罕第九》中的孔子可是相当寂寞啦，既然都这么孤独了，到蛮夷之地去生活，也不过如此。所以，孔子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
做学问就应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心态，必须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这是前提。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所谓“素心”，大抵是非荤心，没有那么多世俗、功利的考虑，也就是心地拙朴、简单专注快乐，有着“哀而不怨，乐而忘返”的痴迷不悟。“素心”和世俗无关，和喧嚣的主流无关。它是边缘的，是另类的，它只对自己的兴趣负责，至于做这件事有没有收获，有没有好处，那不在考量之列。“素心”有着宗教般的情怀和执着，本质上是反世俗的。
陈寅恪先生认为，做学问不足以谋生：“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言外之意，潜心做学问之人衣食是有忧的。
我们可以拿刘禹锡的《陋室铭》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以及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一个对比。
同样面对混浊的官场和肮脏的世风，刘禹锡是居“陋室”，坎坷清贫，却“惟吾德馨”。
住在陋室，心中想的却是成“仙”成“龙”。一方面，他想做白云深处的高山里神仙，这是属于道家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很儒家，想奋发有为，治国平天下，离开高山，做一个能够腾飞降雨的龙。
再三须慎意，第一莫欺心。宁可人负我，莫叫我负人。陶渊明的选择是逃避，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选择了隐居，他建立了一个“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一个世外桃源。他吟诵着《归去来兮辞》，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中国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他的选择却是直面现实，在淤泥中开出圣洁的莲花。你看他写的《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
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周敦颐也有“山林之志”，面对淤泥，陶渊明的选择是远离，他到红尘边去寻找一个桃花源。而周敦颐的选择是直面。他可以成不了莲花，但心中把莲花看成一种“圣”。在真善美之外，周敦颐还有“圣”。真善美，属于“人”的层面，而“圣”则属于“神”的层面。这是周敦颐境界高的地方，他没有说别人是污泥，自己是莲花，他只是说，无论现实多么污浊，心中永远有一朵圣洁的莲花在开放。周敦颐知道自己的孤独，“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如果从人生的境界上来看，我认为，周敦颐的选择最高，其次是陶渊明，然后是刘禹锡。但是，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清贫却不坠青云之志，“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则是一剂淡泊明志、平衡心理的良药。难怪，自幼体弱多病的刘禹锡，在那个缺衣少药的年代能活到71 岁高龄了。
刘禹锡曾经在常德生活十年，居武陵城东招屈亭旁一普通民宅，常以屈原精神激励自己。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大家都感叹秋天肃杀，他写《秋词》却充满乐观、豁达：“自古逢春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你看， 23年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他消沉，却被他看成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刘禹锡一生仕途跌宕，然从未消沉，仍然保持豪放、倔强、爽朗、通脱、旷达的“诗豪”本色。诗人特别喜欢写离愁，他不，他觉得离别没有愁忧，也不值得愁忧。在《赠别君素上人诗》中，他这样写道：“水为风浪生，珠非尘可昏。悟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多么洒脱。在《赠乐天》中，他这样写道：“一别旧游尽，相逢俱涕零。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坐听。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而白居易的态度是无奈，他说：“谁知临老相逢日，
悲叹声多语笑稀。”
成长在郑州新郑的诗人白居易，在诗坛的影响有多大呢？他的诗被称为白诗，白诗的影响大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行》”。
白居易写了《咏老赠梦得》，感叹自己垂垂老矣，没啥用了。刘禹锡酬答却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颇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豪气，他说：“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历经波折，淡然面对人生。这样的性格，怎么会抑郁呢？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黛玉，说她有“不足”之证，自幼身体虚弱，父母皆去世，无奈成“孤女”，从此到荣国府外婆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黛玉爱生气，常怨命薄，心胸狭窄，无故猜忌，肝气自然郁结。在八十三回中，王大夫为黛玉看病，把脉后说： “六脉皆弦，因平时郁结所致。”“六脉皆弦”，说明她的心情极不舒畅，病由气郁起。王大夫从脉理中分析，黛玉之病，由抑郁而起，从郁火横串肆虐而甚，从郁积侮脾失运聚痰而进，终因肝阴亏损，心气暗自衰耗，而入全身脏腑衰竭之境地。王大夫说：这病“时常应得头晕，减饮食，多梦。每到五更，必醒个几次。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怪诞，其实肝阴亏损，心气衰耗。”最终年仅17岁的黛玉怀着满腔闷气离开人间。她病逝的医理是：病由气郁起，终因郁积亡。
“郁”属于情志病。可见，“郁”有多么害人。松原市中医院推拿按摩科赵东奇曾经转载过一篇文章《中医张珍玉教授治疗情志病方法》。部分内容引用如下：对于情志病证，可应用心理疏导来治疗，但绝大多数情况还需配合药物治疗，调脏以和情。正如朱丹溪《格致余论》所言：“移精变气乃小术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外有实邪，当用正大之法。”
全国著名中医学家张珍玉教授对于情志病证的治疗颇有心得，每每从五藏人手调治，效果显著。临证常采用疏肝法、养心法、调理脾胃法、交通心肾法等以达理脏安情之目的。试结合张教授病案分析如下。 （1）疏肝以和情
疏肝法是临床治疗情志病证最常用的方法，这是因为肝具有调节包括情志在内的机体各项功能的作用，而各种情志的变化亦可反过来影响肝主疏泄的功能，因此通过调节肝疏泄气机的作用就能调和异常的情志变化。究肝失疏泄之因有虚实两端，虚者因肝肾之阴血亏虚，实者因气机不畅，临床表现亦不外乎疏泄太过或不及两个方面，故治疗上虚者以滋补阴血为主，实者以疏导气机为主，太过者则抑之，不及者则扶之。滋补肝肾阴血的常用方剂有四物汤、一贯煎、杞菊地黄丸等，肝气逆者如柴胡疏肝散，气火上逆者如龙胆泻肝汤，肝气郁者如逍遥散、四磨汤、半夏厚朴汤等，临床可视具体情况辨证加减。
有时候，根据患者的情况，用逍遥散加减效果就很好。处方：当归9 克，炒白芍9 克，柴胡6 克，薄荷6 克，川芎9 克，人参10克，炒白术9克，香附9克，陈皮9克，砂仁9克，甘草3 克。9剂。
《内经》云：肝气虚则恐。这句话包涵两层意思，一指肝虚则本身易生恐情，二指肝虚则恐而情易伤。如果患者才10多岁，正值少壮期，肾气尚强，故无明显的肾伤征象，但是肝肾同源，子又以肝为先天，因经血之故而肝血易不足，不足则易伤，故惊恐之情志导致了肝气不舒，升发不及。病每于春季加重是因春为肝所主之时，春肝宜升为健，欲升而不能，故病重。经用药物滋补肝阴血之体，助肝气升发之用，则气机条达，诸症自愈。
有个50多岁的女患者自诉“烦燥欲死三年”就诊。精神卫生部门诊为强迫症、焦虑症。病初因生气惊吓所致。现悲观厌世，躁动不安，心跳动欲出，感觉饥饿但吞咽困难，咽中如有物阻，每日下午5时左右出汗，五心烦热，恶梦，面赤头昏。舌红苔薄白干，脉弦细数。诊为肝旺心弱。施以疏肝养心、化痰安神之法，方以柴胡疏肝散为主方加减治疗。
处方：生白芍9 克，柴胡6 克，川芎9 克，枳壳6克，姜、半夏6 克，陈皮9 克，远志（炙）6 克，夜交藤12克，代赭石12 克，郁金9 克，当归9克，砂仁9 克，甘草3克，石菖蒲3 克。
6剂后觉咽部畅通，饮食无碍，心中稍安，但五心烦热及汗出如前，遂上方去姜、半夏、陈皮，加人生龟板12 克，生地黄9克，五味子9克，加减调理1个月，烦躁基本消失，余症亦除。
评按：本患者之病因情志而起，怒伤肝，惊伤心，气滞痰凝、气火伤阴等病理变化随之而起，病证复杂，祛痰养阴不能并用，故采取分化瓦解之法，但治疗过程中总以疏肝养心为主旨。
（2）调心以安情
心为五藏六腑之大主，主调控情志，心伤则情难自控，故临床可运用调养心神法治疗情志病证。本法适用于情志伤及于心，致喜怒悲恐不得自制，兼见心慌，或胸闷胸痛等症，治疗时或益气，或养血，或祛痰，或活血，或安神，总之，以使心安而情和为最终目的。如《金匮》之甘麦大枣汤即为养心血、安心神之经典方剂，善治妇人脏躁悲伤欲哭之证。
病案：女，3岁。于 1998 年 10 月 6日就诊。主诉：身易强直2年余。患儿之母自述怀孕期间曾因公婆离婚之事受到精神刺激。患儿自出生后6—7月开始发作上述症状，性情易急躁哭闹，难以哄劝，稍大后每次发作结束常自觉羞愧。现每晚发作强直，似角弓反张样，发时呼之不应，但无口吐白沫，无怪叫声，情志刺激则加重，痰多，常咳嗽，眠差，纳少，面黄，舌淡苔白，脉数弱。
诊断：为痰扰心窍。
治法：健脾化痰，养心以安神。
处方：当归5克，丹参4 克，炙远志4 克，人参6 克，炒白术5 克，胆南星4 克，陈皮5 克，砂仁5克，郁金5克，甘草3克。
服上方2剂后，身强直未再发作，惟于哭闹时稍身体后挺，后半夜眠不实，不咳，但嚼中有痰，纳食好转，舌红苔白厚，脉数弱。
上方去白术，加茯苓4克、生龟板6克，陈皮减量至4 克。随后又加减服用4剂，患儿强直之症已不再发，性情亦大为改善。
评按：患女在母腹时曾受情志刺激，致稚嫩心神受损，又其母为家人思虑过度，气结生痰，母婴
同气，亦影响至胎儿。最终导致孩子出生后痰闭心窍，痰郁化热，痰热内扰，故烦躁哭闹。正如《内经》所云：诸躁越，皆属于火。治以化痰养心则情志自和；水液成痰，无以化阴，筋失所养，加之火大生风，故伴发身强直。经又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故二诊时加人生龟板养阴以柔肝，如是则筋自舒。小儿稚阴稚阳之体，温燥之品不宜久用，故去白术，减陈皮。
病案：女，76岁，因常大笑不能自控就诊，现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常有一过性意识丧失，常无故大笑不止，日发作数次，笑后全身乏力疲倦，腹中胀闷，有时又急躁易怒，虽自知但无法控制，苦不堪言，舌红苔黄厚，脉弦涩而沉，拟用益气活血通络之法，方以补阳还五汤加减。
处方：黄芪25 克，当归尾9 克，牡丹皮6 克，郁金9 克，人参10 克，炒白术9 克，鸡血藤6克，明天麻9克，生龙骨12 克，地龙9 克，砂仁9 克，甘草3克。
服上药3剂后，虽仍时欲笑，但时间缩短，且可勉强控制。又3剂后，情绪渐平，继续服药以善其后。
评按：本例患者年老体弱，气血俱亏，阴血亏虚，虚阳上越则易怒；气虚血阻于络，阻于四肢脉络则发肢体不利，甚则痿废，阻于心脉则心包代心受邪。《灵枢·经脉》日：“是动则病……喜笑不休。”喜则耗气，故每当笑后则无力，气虚不运则腹胀。故治以补气为主，兼以养血通络，平肝潜阳，又血郁而化热，故又加牡丹皮、郁金以解血中郁热，如是标本兼治，心神得安而情和。
（3）调理脾胃以安情
人之情志活动与中焦脾胃有密切关系，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焦所化生之气血，是情志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 二是中焦脾胃的升降斡旋，对于情志之气的正常运行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因而调治脾胃，使其升降相因，枢纽和利，是临床治疗情志疾病的重要手段。结合以上病例可以看出先生治疗情志病之法亦每每配以调理中焦气机之药物。
（4）交通心肾法心居阳中之阳，肾位阴中之阴，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主，二者阴阳相济，对于全身的各项功能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心肾相交代表了机体阴阳、气机的升降协调，各种情志活动亦代表了不同的气机状态，是脏气运动变化的结果，故而心肾相交是情志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中国医药
汇海》说：“人之所以由感觉而生情志者，神主之也。神生于肾中精气，上归于心。阴精内含，阳精外护，是以光明朗润，烛照万物，及感触万物，发生七情。”因而，临床之心肾不交证，常出现精神情志方面的病症，如烦躁不安、心悸怔忡、失眠多梦、梦遗梦交、健忘等，此时交通心肾可获良效。常用方剂为黄连阿胶汤加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