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家庭债务高企影响总体“去杠杆”

日前，上海财大研究院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家庭债务增长过快，已逼近家庭部门能承受的极限。截至 2017 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超过美国当前水平，并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

上述报告同时指出，如果考虑到隐藏的民间借贷等无法被统计的部分，中国很多家庭实际上已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家庭流动性已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应该说，这份报告至少部分反映出当前我国家庭债务负担的实际，所表达出来的观点或忧虑也并非危言耸听。

它再次提醒家庭债务高企的现状确实到了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需要将企业去杠杆、地方政府去杠杆和家庭去杠杆放在同等地位，进行通盘考虑，才能真正找到当前中国去杠杆的平衡坐标，也才能真正将中国经济去杠杆推向深入并取得实际成果。

换句话说，如果对家庭债务高企现状熟视无睹，把去杠杆仅仅集中在企业和地方政府身上，恐将引发整个去杠杆陷入被动的局面。

实际上，在上海财大这份报告出笼之前，去年12月西南财大下属的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也曾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属于高负债家庭，即债务收入比大于4，其中工薪家庭占到 11.3%，非工薪家庭为 20.2%，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风险源。

对此，不少专家学者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把家庭债务去杠杆放在重要位置。就在不久之前，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所以家庭债务/GDP的测算杠杆率方式会低估中国家庭部门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过快、债务分布不均以及隐性债务规模较大等一系列问题，均值得高度警惕。

那么，导致中国家庭债务高企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据分析，除了教育、医疗、养老等家庭生活支出压力加大导致的债务负担加重之外，关键因素在于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住房成了中国70%以上家庭的主要财产，且这些房产的获得有不少家庭是通过银行贷款、其他融资组织或亲朋好友举债而得到的。

以棚改为例，伴随着部分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升温，许多棚户区改造热点地区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家庭杠杆率就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资料显示，与2017年9月相比，江苏、河南和山东三个棚改大省家庭杠杆率在 2018 年一季度末分别上升7.8、6.3和3.3个百分点。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由于以家庭生产为主要经营形式的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形势不乐观，也导致家庭债务负担蹿升，这在东南沿海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截至 2017 年，已有超过10个省市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超过100%。其中，福建、广东、浙江等三个省份已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而北京也正在逼近这一峰值，这表明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民营企业越多的地区，家庭债务负担相对也更高。

家庭债务高企带来的社会危害显而易见。由于家庭债务是我国债务总杠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债务总杠杆的基础性杠杆，如果家庭债务杠杆不能得到有效下降，企业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去杠杆的难度相对加大，或者受到阻力较多。就目前而言，家庭债务高杠杆会带来三大社会危害：

其一，家庭债务高杠杆最直接的危害是影响家庭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品质的提高。

如家庭债务高企会对老百姓现金流产生严重侵蚀，也对消费产生强大的挤出效应。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已由2011年20%下降至今年6月份的9%。而在金融危机前，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增速持续增加，峰值甚至曾高达23%。

如此一来，这对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形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使内需拉动中国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减弱，也使企业存货周期延长，资金周转速度下降和经营效益大幅下滑。这也将影响到企业有效去杠杆，相反还有可能促使企业通过债务维持经营而被动地加杠杆。

其二，家庭债务高杠杆也不利于地方政府去杠杆。

因为家庭债务高企，使大量家庭缺乏投资能力，影响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全面实施，最直接的后果会影响社会就业增长和税费收入的增长，同时也会使民众对政府发行的各类债券缺乏足够的认购力，这样使政府去杠杆难度加大。

其三，企业和家庭的债务高杠杆最终都会传导给金融企业，不仅影响金融业去杠杆，也会加剧金融业经营风险。

当企业经营活力下降、效益下滑时，会直接影响到其债务的按时归还，也就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并造成不良贷款的大幅反弹。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