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争论中 农业改革打破束缚终获成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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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2年的一号文件,里面提出两条:一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另外,不同形式的承包,都有它在一定地点和条件下的适应性和局限性,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这就进一步为承包制做了松绑。
1983年的一号文件提到: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从五个一号文件中可以看到,随着实践的推进,政策是怎样从一开始的束缚较大,到松绑再松绑,最后上升到较高的高度,从中央来提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
责任制作出的重大变革
NBD:小岗村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社科院这边去做过一些调研吗?
张晓山:当时有好几个调研组到地方调研包产到户,很多调研组回来就觉得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不相符,是走倒退路,唯有我们农经所的调研组最后持肯定意见,认为这个是好的。当时我们的两个研究员王贵宸和魏道南写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论文获198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另外,发展组也到各地针对不同课题进行过调研。
NBD:农业经济研究所这边对包产到户都是支持的吗?
张晓山:当时虽然有不一致的观点,但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比如农业部里 也有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但是杜老每次开会都说一定要把反对的人请来,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碰撞,有不同的意见有利于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所以当时是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氛围。
NBD:主要是围绕哪些点来争论?张晓山: 1980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农研室吴象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吴象认为,责任制是阳关道,是一个光明大道。
现在回头看,责任制是一个根本的经营制度改变,是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孕育了市场机制的经营方式,是对社会主义思想不僵化、不固化的一种创新。
NBD:当时社科院的风格比较平等自由开放,但有没有一些顾虑之类的?
张晓山:实际上当时农村领域大家 讨论问题都是比较“实”的,而且坦率地讲,农村研究和整个意识形态离得稍微远一点。当然后面也有一些讨论,比如农村承包鱼塘的雇工算不算剥削。当时大家都去调研,调研完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有些作为内部参考上报中央,领导看了有批示之后再座谈、参与讨论等。
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
NBD:国内为什么没有成立类似农会那样专门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
张晓山:实际上,从新世纪之后我们是鼓励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社,把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种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的现代经济制度,这个强调的是经济组织,而农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组织。
像国外,比如说农民的联合会是一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它很大程度上成 为一种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到国会里去为农民争取权益。
我个人觉得可以从经济组织着手,现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之后,加了一章,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成立联合社,在基层的合作社之上成立联合社。联合社之上就可以成立整个的联盟了,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农民的经济利益。
另外就是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善,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也在探索之中。有的地方现在搞“三位一体”,把农民的生产、供销、金融作为一个联合会的形式。我觉得农村改革的组织架构形态也是可以逐步探索、多元化的,然后再看哪一种形式更适合。中国的所有改革都是慢慢地往前走,一下子就提出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当然很好,但是可能不一定能落地。
现在的改革实际上和当初不太一样,现在改革存在很多既得利益的格局,你要打破这个格局,打破原来的制度障碍,必须一步一步往前,集小胜为大胜。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之初逐步推进的方式值得今天进一步借鉴和学习的。
另外,现在很多改革强调顶层设计,但是顶层设计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和基层创新相结合,要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搞运动式,不搞一刀切。因为现在的顶层设计往往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政府主导性,往往向下推行得比较快,但有时候不一定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顶层设计要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因为搞顶层设计的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不是一批人。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是有发言权的,但是他的发言权怎样能够和顶层设计相互贯通,贯通之后使顶层设计又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从长远来讲符合人民的需求,又有一定的实际可操作性,这就需要领导艺术和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