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应融合发展 让农民在农村生活质量不比城里差（上）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经济学家，马晓河是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推动者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要实行“税费合一、统一计征”的农村税费制度。21世纪初，提出应在全国普遍实行免除农业税政策，政府应向农民、农村提供纯公共服务。近年来，提出中国结构转型进入加快期，下一步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此外，马晓河还历经了1994~2011年8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
从大学期间起，马晓河就开始参与九号院（指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的九号院，原国家农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央农村工作机构上世纪80年代曾在此办公）组织的调查，春节回乡的调查报告、毕业实习期间去广东调查“农村雇工”问题等；1983 年8月，马晓河被分配到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之后1985年9月调入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段时间更多地参与到九号院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文件起草和课题的研究中来。
“九号院是决策层推进农业农村改革的主要部门，它首先是推动者，同时是集成者，组织了中国各方面的力量来推动改革，为农业农村改革提供依据。”马晓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说道。每经实习记者 张 蕊 记者 胡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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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标志事件
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产到户，这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当时您以及周围的人对包产到户持何种态度？当时对这一事件进行过何种讨论？
1979年上大学前，我们家乡那里还是生产队经营形式，土地还没有承包。当时在既有体制之下“搭便车”、劳动者怠工现象非常明显，这个我在农村深有体会。当时我在农村已经读了《资本论》、《史记》和越南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对“一切由生产队说了算”的体制是持怀疑态度的。我认为一个让农民吃不饱饭的体制是不受欢迎的体制。
走出农村之后，1979年上大学，当时同学和老师在一起讨论，我们学校有一些人是反对土地承包的。这些人认为土地承包是在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我们班都是学农业经济的，上大学之初，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让我们在暑假到农村调查，并且当时班里大概有60%的学生来自农村，所以大部分同学都表示支持，认为这种形式至少应该被允许。
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这是中央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群众创造的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生产责任制新形式。文件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长期套在人们头上的意识形态紧箍咒随之解除了。
当时对于这样的讨论还会有风险，您对于这些讨论有没有顾虑？没有。我的深刻体会就是，只 要让农民有饭吃，管他什么形式，都是应该支持的。因为我是经历过农民没饭吃的那个阶段，没有饭吃还要干活，过年的时候连馒头饺子都吃不到，只能吃一些白薯干、高粱、玉米，还不是每家都有。有饭吃是最根本的问题。一个体制如果解决不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有什么优势呢？当时刚进入大学，这是最朴素的感觉。
借春节回乡调查非农产业
刚才听您说，您曾经和九号院打过交道，因为九号院是农业农村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阵地，那您当时和九号院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说到九号院，我跟他们是一种合作关系。当时杜润生他们那边的好多研究我都有参与，包括一些重大问题 的讨论、文件起草、课题研究都有参加。
上大学期间我就参与过他们的调查，写春节回乡的调查报告。大学毕业的实习期，去广东专门调查农村非农产业和雇工经营问题，比如农民发展一些石灰窑、采石场、建筑业算不算是资本主义？当时我有写过一篇《论目前农村的雇工经营》的论文，论文的核心思想就是：第一，农村存在雇工；第二，有雇工但不存在剥削；第三，这种雇工经营有利于经济发展；第四，这种雇工经营应该允许。1983 年，农民吃饱饭刚刚有收入，又获得自由，广东刚刚发展起来雇工经营，属于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刚刚起步的阶段。真正在中央的文件里提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要到1985年。
1985年以后，我们承担了他们委托的一个研究课题，是“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研究”。当时1984年农业大丰收，一方面，土地改革后农民可以自由种植，农 产品剩余增加，之后农民需要出售剩余粮食，这就对农产品市场的购销体制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农民有了剩余资金之后，想要发展盈利高的非农产业，那时国家限制农民发展非农产业。这就是所谓的体制限制，上升到农民和国民经济关系的问题，城乡关系受到了挑战。杜润生当时把这个课题叫做“农民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委托给我们研究，后来课题报告《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研究报告》获得了农研室 1988 年度优秀成果一等奖，当时这个报告是由我主笔，揭示了改革开放前后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变动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解决思路。
当时我们参加的很多讨论，都是由杜润生主持。当时学术非常自由，杜老说讨论就没有高低级别之分，平等地参与讨论。
当时的国家相关机构里，是不是只有九号院风格相对比较开放、包容、平等？
当时不只是九号院，我所在的经济所氛围也很开放的。比如当时关于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的讨论，非常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实际上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过了一年，之后才提出了解放思想。
当时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在当时情况下要求解放思想，相当不容易。应该说解放思想大讨论所冒的风险是大于土地承包的，有了解放思想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渐进式的，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下到上的，先有基层的创造，再有上层的认可和支持。就是一个反对方和支持方协调博弈的过程，一步到位不太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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