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试验给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政府改革走向和决心
九号院，对于“三农”圈子的人来说，是无论怎样都绕不过去的话题。这里的九号院在国家机关意义上，即九号院里的中央农村工作机构。从1979年初到1990年夏，九号院的农村工作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阶段即农委（国家农业委员会）时期，约两年；第二阶段为农研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约七年；第三阶段为清查和善后阶段，属于九号院的尾声阶段，时间一年多。
而在这三个阶段中，数农研室时期取得的改革成果最为丰硕，一度使这座始建于明朝后期的外戚王府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当年在九号院“摸爬滚打”的年轻人也早已成为活跃在政坛、学界、商界的翘楚。
都说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是有故事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了解到，作为从九号院走出来的精英之一，现年71岁的卢迈有着众多的身份，他是归侨子女，是老三届中的老高三，是北大荒知青，是工厂工人，是77级大学生，这些身份无一不跟改革开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作为上世纪80年代九号院的工作人员，卢迈更是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
每经记者 胡健 实习记者 张蕊
每经编辑 陈星 卢迈
谁牵头谁就来做事
在您的诸多身份所对应的过往经历中，您对哪一段印象最为深刻？
我今年71岁，1982 年之前除了在学校学习，还去过黑龙江的兵团和北京的工厂，当然这个过程也还是一个了解社会的学习过程。
上大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大学毕业后我是留在北京经济学院做老师，当时受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发展组”）的启发，由蔡晓鹏牵头我们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建立了农村市场与流通改革研究组（以下简称“流通组”） （注：发展组和流通组于1982年作为民间智库被纳入九号院决策调研体系）。当时这个组织并没有选举谁来担任什么职位，谁牵头谁就来做事，没有那么多程序。我们当时陆续聚集了一大批社科院、北大、人大、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和刚分到国家部委的77、78届大学毕业生，参加当时热火朝天的农村改革研究，得到了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研室的支持和资助。
刚开始，杜老交给我们任务、教给我们方法，鼓励我们参加中央农研室组织的关于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调研和讨论。我们被派出去做调研了解情况，回来做汇报，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1982年到1986年这几年，我们做了好多调查。我还记得第一次调查是去湖北咸宁，那次去的人数相当多，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商品流通情况。比如咸宁的中药材，多的时候就多的不得了，供销社就不收购了，少的时候大家又在抢。
我们除了对流通体制改革做过调研，还了解过城市的蔬菜价格改革，组织去武汉、广州等地调研；还有对贫困地区的调研、边境开放的调研，这是杜老委托王岐山同志来组织的。当时发展组的王小强他们去西藏、贵州，我们流通组去了新疆、吉林等地，回来将调研结果集中到一起，王岐山带领我们写了一个关于贫困地区发展和沿边地区开放的报告。这些调研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82~1986年间诞生于九号院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您是否参与其中？
我没有参与过一号文件的写作，一号文件的写作要求很高，但我们会参加农村工作会和相关的讨论。另外，文件发表以后，农研室会组织调研，看看各地落实情况。我也陪王岐山到浙江温州去做过调研，看落实情况和基层的反应。
一号文件的撰写是全流程的，从了解情况、制定大纲、反复斟酌，完成之后再小范围讨论，最后汇报。我就参加过这种关于一号文件讨论的小会，杜老很注意在各方面听取不同意见，他来召集参会人员，当时有在县里任职的，有在地方做研究的，也有县里很有想法的人，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讨论，因为在县城一级面临着大量问题，让大家把他们的考虑讲出来，这样能反映很多基层的问题。
杜润生支持农村改革不断创新
说到杜老，在多篇文章中看到当时在九号院任职的许多人都把杜老看作九号院的灵魂，您怎么看？
农研室对农村政策的制定起着重要作用，杜老就是农村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杜老对整体情况有比较明确的判断，他支持农村改革，在这方面不断创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大的形势和背景是有局限的，所以有些东西不可能走得太远。比如，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都受着限制。
杜老是当时领导里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他能够理解新的东西，再用他的思维语言重新组织以后讲给中央领导听。比如农村的改革，当时的政策有不同意见，杜老上下协调、沟通信息，也允许各个地方继续试验。所以说杜老保护了很多，他为农民利益、为国家发展做了很多。
再比如1987年王建教授提出“大进大出”、“三来一补”，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他注意到新加坡等地加工工业转移的经验，主张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加工业务来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沿海地带，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于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当时杜老在九号院开了座谈会让王建来讲，之后杜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领导层，在去了山东、江苏等地调研后，国家决定沿海地区要进一步开放，允许做来料加工，当时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而且为我国后面加工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建的一个建议怎么就到了国家层面？杜老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当然，政策本身和建议会有不同，政策是要能够具体操作的，当时领导人和杜老他们去调研有很多实际的探讨，税收政策、海关政策要怎样制定等，在最后的文件里都有体现。
还有沿边地区开放的问题。杜老很有眼光，在 1985 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沿海开放了，边境怎么办？所以他让我们去新疆、西藏这些地方去做调查，当时我们边境开放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是这个研究是一个好的开头，到1988年底条件具备了，很快我国就做出了陆上开放、边境贸易、开放口岸的决定。
向世界展示改革决心
您后来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发展所”），之后又做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副主任，能否详细讲讲这段经历？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当时成立了两个所，一个是体改研究所，主要是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很多文件。另外一个是发展所，下面有8个室，我当时在流通室任主任，后来就调到中心去做联络室的副主任，联络室主要是动员社会力量、联合各方来做研究。
当时中心有一笔经费，可以资助各个方面的研究和项目，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那年我们在大学生回乡的时候做 了一个征文，让他们写返乡调查，反映当地情况，最后还评了奖、发了奖。农村的情况变化快，大学生可以反映一手资料。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个过程让大学生们更多地了解实际的变化。我还记得我们开总结会时表扬优秀论文，有的大学生就说：“到下面看了农村的这些问题我才明白，中国的事情很复杂，还得扎扎实实地做起。”这个符合我们当初的预期。总之那时候可以做很多事，只要你能想到。
您后来还做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当时主要做了哪些试验？起到了什么作用？
发展所成立以后，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农村改革取得胜利，城市改革由于通过“双轨制”来过渡，有一点胶着的状态。发展所写了几个报告，认为市场不是一个简单放开价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主张要进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要从试验做起。之后，中央决定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我们受命组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
我们做了很多试验，比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生不增、死不减”承包关系30年不变、粮食供销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制度、农村合作组织、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另外还有国有林场、国有农场、渔业、贫困地区等方面的试验。
当时第一批设立了14个试验区，后来又有扩大，有地方申请，中央也有指定。有些地方本身做的比较好，确定了研究题目后，地方来认领。认领后我们派人去讲解题目相关的政策，把线索给他们理清楚，然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方案。当时发展所的同志很多都到基层去，比如高小蒙去新乡做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周其仁到阜阳做乡镇企业体制改革，农研室的段应碧到河北玉田去帮助他们做购销体制改革。
除了我们派的人，很多地方是自己提拔，当时我们就用开工作会的方式来交流方案和进展，一年开两次，半年就可以看到进展。很多政策讨论都很激烈，大家意见不一致甚至对立，但整个开放、平等、包容的工作氛围，促成了很多政策从调查研究、试验评估到最终成型。
改革试验区给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政府改革的走向和决心。当时世界银行想要给中国一笔政策性贷款，但是跟国家体改委谈，体改委没办法作出承诺。跟杜老谈，杜老马上把试验的项目、总的方向跟他们做了介绍，他们一听觉得这个可以做承诺，而且试验的方向包括产权制度、价格体制、农村组织等都符合大的改革方向，所以很快他们就谈妥了政策性贷款的条件。后来世行来了十几位专家，听发展所、农研室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讲解一个个项目，他们听完觉得收获非常大。这个过程是很好的交流，他们了解了中国是要认真地做这些事情，对国外了解中国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我在联络室的时候是在砖塔胡同56号，然后搬到九号院里面做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九号院没有什么神秘的，只不过被说得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