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正确的改革方法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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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能否把这个大权从银行拿出来，涉及到剧烈的体制变化。这是我国经济改革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
联办经历几轮讨论，最后确定由章知方负责组织，由我执笔，要求一周内必须写完。结果，我就被“关”在了章知方的家里，不写完不让回家。章知方给我煮面条，我就在那儿写，写了3天，把文章写完。之后，相关媒体立刻发表了文章。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联办内部评价很高。这篇文章是中国金融改革向旧体制打响的第一枪，由此拉开了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序幕，所以这篇文章也被看成《联办宣言》。
以这个报告为基础，联办的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去向朱镕基总理作汇报，建议组建中国证监会，所以证监会就是这样组建起来的，大家一致推荐刘鸿儒担任首任证监会主席。但经费哪里来呢，因为当时联办的国债承购包销有部分经费，就划拨了几千万元给证监会；人员方面，联办一半的人分到了证监会；地点方面，因为联办在亚洲酒店，而亚洲酒店对面是保利，所以最早的证监会就近在保利办公。
当时组建证监会后，也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考虑自己提了法人股市场，这边也需要人，就决定留在联办。
股份应分成几种与高西庆曾进行争论
在联办工作期间中，您与其他同事是否就具体问题产生过争论？
客观来看，在联办工作期间，我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因为在股 份制三要素中，他们擅长交易等内容，我是研究公司的。如果有碰撞，那主要就是跟高西庆的碰撞。他当时是海归，认为我们搞得不规范。
当时我们在设计定向募集的规范中，将股份分成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等4种，因为当时的背景下不这样分不行。高西庆就表示，国际上没有类似分为4种的做法，你们是不是外行啊。我就说我们不是外行，因为了解美国证券制度很容易，但你要了解中国并设计出符合国情的股改路线是非常难的。
我参加了国家体改委两个文件的制定，这是中国企业改革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我们共研究了37个国家的公司法，甚至包括连埃及、以色列等国；我们集中了13个部门78位同志来起草这两个文件。
这种情况下，在几次研讨会上，我跟高西庆争论得比较厉害。他认为你们今天搞出了A股、B股、H股，还有法人 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搞出P股，我说中国体制下，必须双轨制进行，逐步地向胜利的彼岸，即市场经济的完整体制过渡。
中国改革的成功恰恰源于正确的改革方法论
在采访间隙，刘纪鹏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展示了其本人撰写的《想念体改委》一文。该文发表于 2004 年7月2日《中国经济时报》的05版面。
在《想念体改委》一文中，刘纪鹏直言，中国改革的成功恰恰在于正确的改革方法论上。当我们确定“搭桥过河”的目标时，重要的是如何“过河”，如何搭建一座“过河”的桥梁。这座桥的形状、材质、承受力及造桥的成本和时间，都是更 重要的。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海归人士和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
客观来看，中国改革到底成功在哪？尽管世人公认中国改革的成就，但是却很少有人能总结出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所在。其实回顾和反思中国改革的 25年，绝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需求，而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刘纪鹏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国家体改委在组织专家研讨中国的三、五、八改革总体方案中，就广泛地听取了各界意见，组织了四五个小组来完成这样的思路。还有80年代末期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杨启先同志介绍说，当时就是采纳世行专家的建议，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局，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国有资产改革构思。而在经历了实践中反复徘徊的13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建立了中国的国资委。
在中国改革“过桥”的整个组织过程中，像国家体改委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样的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什么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时总是感觉困难重重？他们不仅理论严重落后于中国改革的实践，甚至连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都十分困难。
刘纪鹏回忆道，记得90年代初期，在他参加的几次经济学家论坛上，一些经济学家力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克斯给波兰和俄罗斯制定的“休克疗法”，甚至预言俄罗斯的改革一定会比中国快。一晃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历程，俄罗斯的改革也走过了近 15年历程，尽管我们不能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的改革会永远比俄罗斯成功，但至少迄今为止，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低，进步比他们大。当世界各国的学者专家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时，人们无一例外的是把中国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