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大开发，靠伟人“推了一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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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浦东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做法。例如，当时明确提出，规划先行。所以后来在陆家嘴先做了一个试点，就是小陆家嘴金融城。当时是1991年10月份左右开始筹备规划的事情。原来是准备做招标的，后来一打听，太贵，上海做不起。因为金融城要懂金融、并且懂规划的才能做。所以它要价相当高。中标者大概能拿走 6000 万元人民币。小小的 1.7 平方公里，就要拿走 6000 万，那整个浦东的规划是做不起来的。所以上海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采取“国际研讨会”的方式：请各国的规划大师们聚集过来，一共开了两次会。第一次，我们介绍情况，给他一张地图和一本技术参数，然后带到现场去看。开完会回去，静下心来好好画。
后来，这些规划师拿着画好的图纸，做好的模型。在第一次会五个月后，又来到了上海。这时候，我们让规划师在台上讲设计理念和方案，上海的领导在台下当学生。上海方面给了他们知识产权的费用，每张图纸奖励5000美元左右，每个模型奖励一万到三万美元不等，把成果留了下来。
接下来，上海的专家对这些留下来的成果进行了消化吸收，做出了一个规划模型。小陆家嘴就这样按图索骥，全部建成了，出现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新城。
在浦东发展当中，法治也是领先的。所以不会出现一个开发区建完、一群干部倒下那种情况。当时浦东就提出“廉政也是投资环境”。法治的管理，使得领导干部的权限受到了制约。比如，浦东的规划不由浦东决定，而是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批，他们经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讨论，最后定稿以后，上海的任何领导都不能改变，他的定位就清楚了，用法律来保证了规划的严肃性和历史的延续性。
再如，针对招商引资中三个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浦东订立了三条“高压线”：任何领导干部，都无权决定土地定价；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决定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这是市场行为，不能靠关系；任何领导干部，不能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动迁过程中“写条子、打招呼”，都要上网、上墙，透明公正。这样的话，三条高压线，把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土地、工程、动迁全管住了。
开发区老总手里钱多，也得管住。因此，浦东的开发区里还有上面派的监事会会长，监事长和企业脱钩。不拿企业工资奖金，不吃企业特殊招待的饭，不坐企业派的专车。每年两次向新区报告开发区的运作情况，出了事算他失职渎职，要一起查。同时，开发区还有两条规定：所有董事长、总经理无权把本企业的钱借出去；他们也无权为其他企业的贷款做 担保。所以说当时浦东有一个口号：“一流党建，一流开发”。浦东开发一开始，又是高度开放，又是严格管理，这两者结合，才能有浦东的今天。
浦东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才，因为讲到底，开发是由人才竞争形成的。所以浦东开发一开始就向世界张开双臂，欢迎各方面的人才回来创业。所以当时的几大开发区和各个部门，有一整套的引进智力人才的机制。
人才为什么会回来？因为看到这里发展前景好。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活条件可能国外好，发展机会一定上海浦东多。”我们在张江设立了国际人才城，而且还把触角伸出去，在美国的波士顿设立了张江企业园区。因为有些人在国外已经定居下来了，但又想为国家效力。所以我们在国外办企业，可以把你的研发成果投入到我们这个企业，我们给你资金支持、风险投资。成果为国家的发展兴旺做贡献，这是一种创新的办法。
我们也不以高薪聘人才，有的时候，聘请的高薪人才并不一定和国内的发展能够融合，有的反而水土不服。还有，不以奖励住房留人才。他如果跳槽了，房子也不可能收回。所以说，在我们这边，你在企业工作，就给你住房补贴，跳槽了补贴就自动终止。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是人才，而是领军人物。这样的人物回来，能够带回一个团队。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的面貌，可以创出一个世界领先的品牌，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浦东是广泛被看好的宝地
NBD:我们注意到，在浦东新区初创 时期，您曾经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当时浦东是如何向世界宣传推介自己的？
邵煜栋：第一，浦东本身就是一块宝地，所以别人自然就会看好这里。
第二，浦东开发，要拿出特殊的宣传手段。什么是特殊的宣传手段呢？比如说：“以落地大鸟的叫声，吸引观望的群鸟落地。”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做法。美国的旧金山和上海是友好城市，我们在那里举办了一个上海周的活动。其中有一天是“浦东日”。那天，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启正就去给150多位美国的大老板讲浦东发展的前景，同时请在浦东投资成功的花旗银行、通用、摩托罗拉等外资企业派代表来讲，现在看来，他们讲的效果可能比我们更好。因此，已经在浦东成功落地的“大鸟”，它一叫，天上的“群鸟”会飞下来。
第二个做法就是知己知彼，了解投资者的兴奋点。投资者都想赚钱，但是钱放哪里去？他们会有各种犹豫。比如，现在上海的第二高楼——环球金融中心，当时它的投资方是森大厦株式会社，老总叫森稔。他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把他的详细情况整理成厚厚的一本送给赵启正，赵启正用了两个多小时，做完功课再去见外商。
在会见时，赵启正说：“你在日本是房地产的第一名，你在世界上有158栋楼，对不对？”然后，详细的说出了森大厦在美国有几栋楼、在欧洲有几栋楼。森稔一听非常高兴“：你对我的情况很了解”。然后，赵启正再告诉他：“你有四次错失良机的失误，对不对？”会了解这么详细，这是因为我们拿到了森稔的一个内部讲话，里面谈到该买的地没有买，该建的楼没有建，所以错失良机。
赵启正接下来继续说：“现在又到了关键的时候了，你不买地不建楼，你会犯 大错、后悔一辈子”。这时候森稔就坐不住了。跟旁边几个助手一商量，将董事会开到了浦东。森稔告诉他们：“懂我们森大厦的就在浦东”。大家争论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在这里建当时的最高楼。这个楼一共投资了12.6亿美元，横躺下来相当于上海外滩建筑群的总和。所以当时这件事在日本也非常轰动。
还有，就是用政府的祝贺来吸引投资者。当时，我们用了中华文化里的不少好东西。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东迁浦东的时候，一般来说，这种事在报纸上只会有一小段新闻。但当时，赵启正和我们说：“要在羊的身上做足文章”。我们在农村里买了一头小羊，把小羊洗干净、打扮好，脖子里挂好彩带，上面写上“中国金融领头羊”。为什么呢？因为央行就是金融领头羊。在搬迁的那天，90 多位行长、300 多位贵宾到场的庆祝会上，我们让那只羊在贵宾怀里都抱一圈。这个动作一做，第二天，在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就登出了新闻： “中国的领头羊到了浦东。”这样一来，就吸引了大家对中国金融落户浦东的关注度。
再比如，当时上海证交所从浦西的浦江饭店迁到浦东，在搬迁之后，我们送给证交所一个熊、一个牛两个艺术品。熊是趴着的姿势，希望熊市少一些；牛则是昂首挺立，希望牛市多一些。中华文化的确有不少好东西。
当然，还要把配套服务做上去，让他们有宜居的感觉。外商在浦东投资，管理层要过来常驻。这样一来，就要有好的国际学校，否则他不愿意过来。因此，我们建立了国际学校，还在名校当中建立了一批国际班，请外教、用国际课本，可以和外国的教育对接。医疗方面，在境外买的医疗保险，在我们这里也可以用。文化方面，我们的东方艺术中心，建设好以后，国际上有名的乐团都在这里演出。所以说，浦东不仅是土地开发，还包括了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有20多所大学、500多家中小学、100多家医院。其中三甲医院有 11 个。现在，我们还办了上海纽约大学，里面的学生一半时间在中国读书、一半的时间在美国纽约；一半的老师是中国人，一半老师是外国人。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浦东吸引世界的眼光，还要靠自身的实力。由于浦东整体的经济实力，它可以有对外的能力。现在，浦东大概占上海面积的20%， GDP 大概占了整个上海的 33%左右， （占了）上海外贸进出口的50%、引进外资的60%、集装箱吞吐量的90%。这几个数字也说明，浦东的确实现了当年“再造一个钱袋子”的承诺，很好地告慰了小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