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大开发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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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基础设施先行，因为黄浦江带来的交通不便，因此我们就是首先修大桥、修道路、修码头、修机场。原来浦东的交通不方便，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建设，我们有大约十四五条隧道穿越黄浦江下、十四座大桥连接浦东和浦西。“天堑变通途”。
此外，我们还建设了浦东国际机场。那时，我参与了这个机场的动迁和方案评审的工作。之前，很多机场都比较简陋，规模也比较小。而当时浦东机场一共规划了四条跑道、8000万人次的吞吐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机场建成竣工时，所有人都感慨万分，感到由衷的激动。
当然，在浦东的开发当中，我们始终坚持高科技和环保的发展方向，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当中，因为有好的规划、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提供好的服务，许多项目纷至沓来。但是，那时我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始终不是先看项目的资金量有多少，而是看科技含量有多少，（看这些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能起到哪些促进作用。此外，我们非常重视环境问题，有污染的企业、对环境有影响的企业，我们不欢迎。所以，浦东当时提出了“惜土如金”的口号。
总结起来，浦东的发展始终是走在前列的，我们既坚持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又用国际游戏规则和市场法治来促进发展。所以说，浦东的开发开放实现了“既快又好”。
浦东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
NBD:您刚刚提到，在浦东开发的过程中，实现了规划的领先。这一目标在当 时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得以实现的？
胡炜：从“规划先行”这个关键词来说，我们在浦东建设中，克服了过去开发过程中常见的“边开发、边建设、边规划”的“三边现象”。首先，在浦东的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个地区的开发，都是把规划放在领先位置，首先把规划做得尽善尽美，更合理地利用土地和资源， “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然后再把蓝图建设起来。
而且，在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了它的科学性、时代性、严肃性和法制性。我们也克服了现在常见的“一任领导、一任规划”，规划朝令夕改的现象。比如拿我们浦东小陆家嘴地区的规划来说，它就进行了人大立法。这就显示出了它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还体现了相当的科学性。浦东在这方面的探索，还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也成为了大家在开发建设中的一个“铁的规律”。
NBD:除了重视规划外，浦东在管理体制上也实现了很大的创新，这样的创新为浦东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
胡炜：在浦东的管理体制方面，中央一开始就希望浦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上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所以，浦东在最初的体制上，我们就商量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方案。
我们的机构设置打破了传统：当时的浦东一共设立了十个部门，其中三个是党务部门、七个是行政部门，实现了精简。而其他传统的行政区都有二三十个、甚至三四十个政府部门。在人员上，浦东也是做到了精简，总共800人左右，因此也被叫做“八百壮士”。对应到其他地方，一般来说他们需要两三千个工作人员的规模。面貌的变化，背后根本的推动力还是高度精简的、适合我们市情、区情的体制机制，让人能有一个敢于想象、敢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宽松的环境。
金融活，全局皆活
NBD：今天当我们想到浦东开发开放取得的成就时，首先就会想到陆家嘴金融城。作为浦东和上海的地标，这个地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陆家嘴地标，当时又是如何诞生的？
胡炜：我们就拿陆家嘴的金茂大厦来说，为了建设这座大厦，我们进行了国际招标，在招标期间提出：第一，要建设现代化的摩天大厦，既要有科技含量、也要代表时代的水平；第二，大厦的高度要达到420米左右，层数则要有88层；第三，大厦的设计中要包含中国元素，要蕴含“塔文化”的含义。在开始招标之后，中国和世界上十多家顶尖的设计事务所都参与了。最后，美国SOM公司方案中标。
这幢大楼建好以后，成为浦东的标志。在建设了金茂大厦之后，紧接着在陆家嘴又建设了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地面高度达到623米，但地下的基础和打下的桩基也有80多米深，已经进入了岩石层。水泥灌进地基，整整花了一个星期。
当然，更重要的是小陆家嘴地区推进了“功能开发”。在中央支持下，上海市委市政府把陆家嘴作为设立银行和金融类机构的重点。好多（金融领域）改革的试点也都在陆家嘴进行，包括第一家外资银行、第一家驻外贸易的企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选择在浦东陆家嘴“落户”等等。这样一来，小陆家嘴的发展就变得日益丰满“。金融贸易区”既有了内在，又有了外在。
一路走来，我觉得正如小平他老人家所说的那样“：金融是一个核心”。如果金融这盘棋走活了，那么就是全局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