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对标国际标准 金融开放从“阵痛”到“遍地开花”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摸索式的开放向主动开放转变，从单纯强调扩大出口到鼓励扩大进口、注重进出口贸易平衡转变。其中，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体现便是金融业对外资的放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中国全面对标国际高标准、高水平开放的新征程。入世17年之后，中国金融业再次站在开放的新起点上。回顾17年征程，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哪些阶段？出现过哪些困难？又取得了哪些成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在 1996 年至 2012 年间，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广发证券（上海）总经理，并在中国入世以后长期从事金融行业相关研究工作。日前，徐洪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回顾中国入世前后的变化和开放进程。
每经记者 张怀水每经编辑 毕陆名
循序渐进推动对外开放
NBD：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 17 个年头，能否分阶段谈一谈四十年来，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的实践和探索？
徐洪才：改革开放是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特定的标志。首先，从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地区。以深圳、珠海 、厦门和汕头这四个城市为对外开放试点，后来再逐步扩大，主要目的是让国内企业能够融入到世界的大分工中。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染料加工贸易发展的很快，上世纪80年代也涉及到一些外资企业到我国投资建厂，当时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也是有探索的，主要是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点，开始做一些合资的金融机构。当时外资金融机构更多是在做市场调研，并没有放开手脚。
而到了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是进入第二阶段，伴随着整个9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心从东部沿海城市走向了上海浦东，长三角地区开始承接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金融机构也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合资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等开始尝试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们全面地跟国际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规则接轨，坦率地说，中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了适应国际金融规则，我们修改、调整了大量法律法规。
NBD：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外国在金融业开放方面有哪些实践和探索呢？
徐洪才： 1994年开始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外资行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尝试设立分行，但经营范围仅限于外币项下的商业银行业务，因此，普通老百姓对于外资银行的印象是不深刻的，因为几乎涉及不到相关的业务。中国加入WTO，承诺金融业5年过渡期逐步向外资开放，5年过渡期后实施全面开放。银行业加速了开放进度，一方面，外资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扩大；另一方面，外资母公司也开始尝试以战略合作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
2006 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确立了其享有“国民待遇”的权利。所谓的“国民待遇”，是指经营针对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承兑贴现等人民币业务。当时，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外资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这种变化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成为金融业开放的前沿阵地。
金融开放是履行WTO承诺
NBD：刚才您也提到，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金融业的开放也是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您认为未来金融业的开放会放宽到什么程度，还有那些限制？
徐洪才：首先，加强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履行中国加入WTO承诺的重要体现。中国向来不搞单边主义，向来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和维护经济全球化。
根据过去十六七年的探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们国内市场以后，实际上是起到了“鲇鱼效应”，也激发了国内金融改革的动力和活力，而实践证明，金融服务的开放并没有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威胁。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考虑，他们市场占有率份额还是比较低的，所以现在有条件、有基础，我们就要逐步放开，降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门槛。完全放开后就实行国民待遇。
有人在探讨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风险防范的问题，客观来看确实存在这方面的压力，但是，要变压力为动力，要看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于风险防控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和管理经验，利用扩大开放的契机奋起直追，倒逼国内监管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NBD：从当前来看，金融业扩大开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刚刚“入世”的时候，金融业开放也经历了“阵痛”，您能否谈一谈“入世”后金融开放的进程？
徐洪才： 2001 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们全面地跟国际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规则接轨，坦率地说，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在2006年就降低关税方面已经完成我们入世的承诺。
但是，我们也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 危机，我们在本世纪初加大了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主要金融机构在海外回归A股上市，完成了市场化进程。在经历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历经了一系列的“阵痛”，资本体系、金融市场、银行都经受了考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外国市场也是在渐进式地开放。
但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不仅从阵痛中走出来，而且走向“遍地开花”。金融机构走出去大量布点，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两轮尝试，现在也是形成了一个网络体系。在未来几年，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相关的金融机构对外资的持股比例也要逐步放开。
未来不止步于履行WTO承诺
NBD：近期，首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对外公布，称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历了从参与者到维护者再到贡献者的三个阶段。能否结合自身经历谈谈三个阶段的一些变化或者故事？
徐洪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为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中国不参与的话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
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肯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一方面要学习新的规则，另一方面要打破旧的规则。比如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我们也曾抱有怀疑的态度，金融业的开放，能够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没有形成准确的概念。我本人当时也在金融机构工作，这方面的印象很深刻。
但是，入世以后，我们很快就从一个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或者是贡献者，此前，我国推出了四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融 资，实际上是拉动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那两年，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从增量上达到了50%以上。最近几年我们依然保持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大概在30%左右，而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解决了两亿人口脱贫的问题，这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
NBD：中国入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而十九大以后，我们对外开放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如何评价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徐洪才：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话题。从我自身来看，2001年之前，出一趟国都很不容易。人们的思维，包括政策都是相对比较闭塞的。而如今，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通过互联网购买到世界各国的商品，能够通过社交网站认识到国外的朋友，能够通过人民币实行跨境支付。这种微观的变化也能够验证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入世17年以来，我们不仅在履行WTO的承诺，也签署了几十个FTA协议，希望推动开放型的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发展。沿着“一带一路”辐射全球，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我们在亚太地区积极参与RCEP的谈判，包括中日韩的FTA的谈判。最终我们是想推进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我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工作，提高违法违规的侵权成本。我们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在海南设立自由贸易港。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进口博览会的国家。这一切充分说明，我们不会止步于履行WTO的承诺，而是让经济朝着更加高质量、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要参与国际竞争，还是要首先增强自己的创新能力。企业在降成本方面，我认为还要继续努力，另外我们也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际社会方面，我们要树立一个好的口碑。另外就是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需要摈弃“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理念。
中国入世对于解决和处理国际经贸摩擦，通过WTO争端机制解决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一直坚定支持世贸组织规则，全面实践其争端解决理念，对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世贸组织规则的遵守者，中国一直通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与其他成员存在的经贸争议。通过应诉与起诉，中国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有目共睹。截至目前，中国在WTO被其他成员起诉的案件42起，起诉其他成员的案件17起，作为利益相关第三方，参与了149起案例。在中国被诉的42起案件里面，有33起已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