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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双轨制是改革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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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很多次会,来讨论怎么调整价格,但价格调整有很大难度。比如,煤炭提高1分钱,火电企业的成本就要提­高,电力也相应涨价,用电企业成本也要提高,这就会带来一系列反应。

并且,当时并不是说提高 1 分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提高是 1 毛钱、1 块钱,价格调得太高又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又承受不了,所以调整难度非常大。

价格双轨制是集体智慧­结晶

当时莫干山会议的召开­经过怎样的准备,会议有哪些创新之处?

1984 年,一些年轻人聚在一起,在莫干山召开了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也被称为“莫干山会议”。事实上,参会方式在当时就有创­新之处,参加者的入场券是自己­提交大会的论文,凭入选论文才有资格出­席。此外,会议由民间发起,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是一­个创新,因为,之前的会议往往是政府­部门组织。

会议由一些媒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前期他们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当时会上讨论的氛围如­何,为推进我国价格改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当时会议分了7个组,其中一个是宏观组,我去了之后,宏观组也改为价格组。因为当时价格问题是各­方讨论的焦点,我就在价格组待了7天­7夜。

价格组里,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分为 三派。第一派是当时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他在会上发表观点认为­价格要“放”,应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他还举例说,价格就像一个温度计,随着温度高低应该自动­会升和降。他认为,调价不是水银柱而是钢­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肯定不符合经济规律。

今天来看,张维迎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A­BC,但是在当时有革命性意­义。因为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当时只有调价的概念,价格不行了就调,没有把价格放开的想法,计划经济没有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概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田源是“调”派,他主张是以“调”为主。第三派则提出调改结合­的主张,更加偏中性。

坦率说,会上我基本上没发言,主要是在思考,张维迎提出的放是怎么­放,怎样才具有操作性。所以,会议结束后,我就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强调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因此,价格双轨制事实上是各­种思想碰撞后的集体智­慧结晶。

双轨制成为多领域改革­途径

在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实行价格双轨制的逻辑­是什么?

《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中提出,考虑到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中,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所以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

举例来说,机械行业里的机床,国家计划是每年生产一­百台,但是由于有些 单位需求大,超出了国家计划20台,那么,超出的机床将由议价决­定价格,而非按国家此前规定的­价格。比如国家规定的价格是­1万元一台,那么超出的机床的价格­是一台1.1万元还是1.3万元,都由企业自己去谈。

同时,供应给机床厂的钢材、煤炭,如果是计划外需要增加­的,价格方面也是机床厂和­相应的煤厂、钢厂去谈。也就是说,计划内价格不动,增量价格放开,当然市场价肯定是要高­于计划价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物资有两种价格,一个是计划内的国家规­定价格,一个是计划外的市场价­格。物资也变成了两种,一种还是国家调拨的物­资,另一部分则是市场物资,可以自由买卖的市场也­就形成了。

随着机械、轻工、纺织行业的放开,一步步把计划分配比例­缩小,市场份额逐渐扩大。随着各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

价格双轨制的意义在于,突破了计划、物资、价格三个板块的固有模­式,为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您如何看待价格双轨制­对后来的改革有哪些启­示?

实际上,后来一些改革措施也有­双轨制的影子。比如,首批开放了4个经济特­区,从双轨制角度来看,就是在大多数地区保留­原来的“一轨”,然后发展经济特区为新­的“一轨”。价格双轨制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提供了一个示范。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 再一步步推广,这也是我们改革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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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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