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代人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片空白在呼唤着金庸小说……

“你考不上重点高中，可别怪我。”那是1983年，我正上初三，看同学桌上有金庸小说，死活要借。同学这样警告说。

书没借到手，更倒霉的是，重点高中也没考上。

上世纪80年代，一提到“坏书”，必然要提到金庸、梁羽生。高中时看过两本梁羽生的书，立刻就被迷住了。听两位同学提起金庸，便故作深沉地说“：我认为梁羽生更好，更严肃。”两位同学回以四份嫉妒鄙夷的目光（不考虑眼镜的增效），其中一位没忍住，说“：你是文盲吧？”

作为理科生，我考上了中文系。为恶补一下文学知识，便找来《红与黑》。那个暑假，我在北海公园打零工，没事就看小说。读了半个月，才看了一百多页。

一天忘带书了，只好去翻同事的《天龙八部》，整整五卷本，是我第一次看金庸的书。下班时，已看完两本，第二天便全看完了，第三天又重看了一遍。终于明白：当年为什么被称为“文盲”。

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金庸小说这么顺畅？为什么能一下就抓住读者的心？究竟有什么秘诀？

那时的中文系极端鄙夷通俗文学，老师对金庸这两个字提都懒得提。确实，金庸小说的漏洞特别大：他的故事多是单线索，故事平面展开，用偶然而非必然驱动情节，人物脸谱化，缺乏性格成长历程……有这么多破绽，足以列入“低幼读物”。

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把能找到的金庸小说都读完了。

好多年后，才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找到一句辩护词，大概是这么说的：当我们唱歌时，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让我们快乐。

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们那一代人的内心深处，有片空白正呼唤着金庸小说。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从小被大人灌输了各种理想，甚至自己都开始相信，未来一定前程远大。可事实上，不过是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面对永远做不完的作业，永远考不完的试。直到走进大学校园，才想起：我从没吃过烤鸭，从没见过长城，甚至连一只活着的牛都没见过……

我这一代人直到大学时才开始成长，才开始反思此前相信过的一切，才 突然意识到：父母的话未必都对。成人们许诺了一个好世界，可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拿不出证据。

我究竟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世上？我该如何度过今生？我应以谁为榜样……真正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内心满是悲凉：这些问题难道不该更早被思考吗？此前的日子是不是都白活了。

像我这样有点淘气，但整体很听话的孩子，突然有了一种甩到人间的感觉，而那份孤独，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们根本抚慰不了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自我很少被剥离出来，即使偶尔露头，也会很快缩回去，藏入一个宏伟目标中。所以，翻开文学史，到处都是巨大建构，却看不到人。

只有金庸小说能安慰我。郭靖的离奇好运、令狐冲的潇洒、岳不群的忍耐、南海鳄神的天真……如果说，金庸小说比梁羽生小说更好看，则它好看就好看在：金庸写的是个人英雄，梁羽生还在写传统英雄，因背负太多，以致个性丧尽。

从小到大，父母、老师更希望我去做梁羽生笔下的传统英雄，虽然对他们的唠叨深感厌倦，但半真半假，多少有些信以为真。

大学毕业时，才发现中文系是如此滞销。在校园里，我们被称为栋梁，在劳动市场上，却被称为废柴。曾经以为将承担重任，此时才发现，养活自己才是第一要务，而这并不是件容易事。最终，带着一套《鹿鼎记》，我去了郊区。四年后，终于有了回城的机会，才发现工作更难找了。走出人才市场，满脑子都是郁闷，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停到我身边，司机摇下半个窗子，大吼一声：“傻X！”便飞驰而去。我站在马路中间，体会着耳鸣带来的袅袅余音，果然很像他形容的那种生物。

在我上班的那个郊县，马路上很少有汽车，回到北京，才知过马路也是个技术活。

回到和大学同学合租的宿舍，他也在找工作，也没结果；多少年后，他买了自己的房子，其中一间房摆满了书架，塞满了各种版本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好在哪？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入红尘，自会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