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风险意识缺乏“卡脖子”问题仍存在
NBD：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公共卫生安全遭遇严峻挑战，正常的经济秩序也进一步承压。压力之下，您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飞：突发的来势汹涌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公共卫生安全遭遇严峻挑战。但对经济体而言，疫情不是“病”，只是“伤”，且是“外伤”。
当然，“受伤”的程度既取决于疫情的烈度，也与经济体“体质”有关。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体尽管受疫情严重冲击，但支撑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因素经受住了考验，展示出很强的自愈能力，表明中国经济体“体质”良好。
疫情下中国经济的韧性直接表现为，3月份以来实体经济复工复产进展顺利，4月份CPI和PPI双双回落（一季度的CPI为4.9，几乎达到临界值）；供给侧启动较为迅速，供给恢复快，经济加速复苏。同时，已经起步并迅速成长的数字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新业态、新产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呈现出加速增强的态势。
深层韧性主要体现在，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有完整的产业链，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供应链网络，拥有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产业集群和协同高效的生产能力，几乎可以生产生活中所需的任何物资。与此形成对照和佐证的是，美国纽约州州长在记者会上抱怨，口罩、呼吸机、防疫服甚至检测试剂，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
同时，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和回旋余地大，自我循环能力强、弹性足，疫情带来的冲击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中国消费市场。目前，线下实体商家全面回暖，以上海“五五购物节”为例，支付端大数据监测的全市线下实物消费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重点监测样本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10.3% ，环比增长 27.9%。
NBD：中国经济在疫情下表现出的韧性，您认为与哪些本底条件有关，是什么给了中国经济承压的支撑和助力？
徐飞：中国经济承压的本底支撑条件，一是中国有千百年来面对艰难困苦业已铸成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玉汝于成的精神力量，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人民信任党和政府、配合政府，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二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和政策组合能力，具有稳中求进的自我修复能力，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箱，有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宽广政策空间。这决定了在当下这个非常时期提出的“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仅极具针对性，而且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和极限压力下的可承受性。
三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GDP超过100万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是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和日益增强的自生能力，不仅使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强，也使得“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保”有了坚实保障。
NBD：疫情之下，中国经济折射出了怎样的短板与不足？这在未来可能为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潜在风险？
徐飞：主要谈两点。一是一些企业普遍缺乏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使得很多企业扩张太快，居安思危的意识淡薄，危机管理意识更是严重缺乏。此次突发的疫情充分暴露了中国相当数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的薄弱。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现金流断裂也是企业倒闭的典型原因。尽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人不晓，“现金为王”也常常挂在一些中国企业家嘴上，但并未真正往心里去。
二是产业链、创新链存在瓶颈，短板不容小觑。关键核心技术技不如人、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突出；基础零部件、基础制造工艺、基础材料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配套产品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与国外先进水平有不小差距，一些高端核心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的窘境依然存在。
以交通运输装备为例，尽管这些年来成就举世瞩目，但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电控系统相对落后，民用大飞机尚未定型，发动机严重依赖国外，重型直升机技术有待突破，高技术船舶的自主设计建造能力不强，自主开发产品装船率不足50%，飞机、高性能船舶的设计平台、测试评价体系薄弱，所有这些都亟待解决和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