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十四五”人文、智慧与生态将成中国城市新图景
·改善人居环境·
“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多处表述，为勾勒“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图景提供了指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实现了从“8亿农民”到“8亿城市人”的巨大转变。截至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0%，“城市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十四五”近在咫尺，学界也早已展开讨论。不久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年会”举行，在这个堪称城市发展领域最高学术论坛的场合，未来五年城市发展得以勾勒。
人文：居住城市是为生活得更好
城市是人类集聚的重要家园，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经历了十三个“五年计划”，目前我国已有17个GDP总量超过万亿元的城市，7个准万亿城市，这24个城市GDP之和占全国经济比重达到38.3%，未来随着区域协同发展，城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将愈发显现。
与此同时，今天的中国城市已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人口聚集“，而是日益成为创造机遇的舞台、寄托心灵的场所，承载着无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鸿钧表示，只有让城市更加智能、更加绿色、更具有人文气质，才能真正适合人们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总结，如果说城镇化上半程的主题是“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下半程的主题就是“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在这种趋势下，安居乐业、安全健康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解决住房、就业等基本问题，加快建设优质的教育、文化、康养等人文环境，提高柔性化治理和精细化服务水平，让新老
市民共享健康、安全、宜居的高品质生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一个共识是，“十四五”期间应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让更多人感受到“城市温度”、分享到“发展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建议，除个别超大城市外，全部放开城市的户籍限制，现有各大城市实行的积分落户制度要逐步取消。同时，要在全面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将农民工纳入进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城乡低保并轨。
再往前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谢立中提出，还应未雨绸缪地考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
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并不会所有人都到城市居住，在乡村居住的3 亿~4亿人，同样应该过上城镇化的生活，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消费，“让大家觉得无论是在城市或是乡村居住，没有像今天这样有经济、地位上的重大差别。如此，才能让人在城乡之间流动，形成理想的城乡格局。”
智慧：加快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
今年以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重要支撑。迈向“十四五”，不仅要想方设法让城市更有“智慧”，更要看到新科技革命可能引发的变革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来。长期以来我们在农民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让农民成为城里人的制度设计。
50年代开始搞户籍制度，基本就把农民和城市人分成了两种不同的人。后来乡镇企业发展，说农民可以搞工业，但也只能在老家搞不能跑出来，所以农民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搞非农产业，身份也还是农民。再到后来，农民“撞城”把城门给撞开了进到城里，也没给他落城的政策。
我们的政策设计基本上一直想着农民还会回去、他该回去。关键问题是这样下去农民永远会是农民。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民一直是这样，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农民现代化必须要通过农民从乡到城的转换来完成，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形态。如果我们的政策设计不能完成转换，就不能实现。
我们现在面临着，两三亿人在外面漂着，漂不动了又回乡村？如果一个国家整个人口的主体是农民的话，这些人不能够真正被城市接受，不能在城镇化生活里完成改变，不能成为城市里平等的一分子，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文明形态、观念，创造财富的能力等。这个国家怎么现代化？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让农民保持着在乡村来
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一鸣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对于城市而言，变局也同样存在。其中，最深刻的一条影响就是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的城市格局。
在他看来，“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全球经济会进入相对低迷的阶段，我国城镇化面临的新形势，除了城镇化增速有所放缓外，内陆地区的城镇化率会进一步升高，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位势会上升，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度将提高，同时，城市治理实现的。
NBD：怎么解决农民进城后的问题，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来，突破口在哪里？
刘守英：最起码要按代际来作分解。首先就是农三代——出生在城市里，生活方式完全城镇化，他对和城里人之间的不公平已没太大意识，也没有很明显的隔阂，觉得自己跟城里人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制度上是不一样。这些孩子会长大，政策要去弥补这个国家未来巨大的裂痕。
我常听学生说某某人离开了，连城里的孩子也奇怪，怎么他们都走了？这些走了的孩子，基本上幼儿园、小学在城市里读，初中由母亲带回本地县城就读。等到孩子高中时，有的母亲还陪着，也有的一家人就回去了。因为80后这一代人已经很注重家庭团聚了，他们当年受过家庭分离的痛苦。回去陪读几年后，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城里了，回城的路已经被年龄结构和经验堵住了，基本上已经适应不了城市了，大家就只能留在县城或乡镇，那不就又是反现代化的一套逻辑？
也就是说，农三代的平权应该从教育平权开始。如果解决农三代教育平权，这些家庭就能够在城市落脚了。教育问题不解决，农民是不可能在城里落脚的。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
当“数字化“”智慧”成为城镇化的新方向，与之相伴的是更加集约的生产生活方式。
谢伏瞻认为，在新发展阶段，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格局日益明显，继续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密度提升、结构优化、盘活存量将成为主流。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用地浪费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极其普遍的现象，比如工业园区用地效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未来如果能够集约节约利用，对于解决城镇化的空间供给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当然，也具有挑战。”
生态：抓住宜居地这个“牛鼻子”
近年来，从官方到学界都在强调同一种观点——过去我们总说“地大物博”，但960万平方公里，并不是每一块土地都适合人类生存、大规模开发。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武廷海提供的数据显示，尽管我国国土广袤，但是最适宜居住的部分仅占21.5%，集中分布于华北、华中和成渝地区，其主体正是中华民族不断繁衍的主要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承载区。
“这1/5国土实际居住了我国人口总量中的3/5，其平均人口密度达到400 人/平方千米，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的宜居地比较，人口密度约为日本的0.75倍、欧洲的1.4倍、美国的6.5倍。”武廷海指出。
在他看来，推进城镇化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不是广袤的国土，而是适宜居住地（即“宜居地”）。宜居地既是解决国土空间保护开发矛盾的核心地区，也是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关键地区，是城镇化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樊杰则表示，未来城镇化格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在空间上的选择，人才对城镇化格局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影响人才作出选择的因素，除了安全性和社会稳定这一空间流动的基本底线，有创新活力、能力、文化，还有相应公共服务配套体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李迅说，如果以生态价值观作引导，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认识城市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应该是有一种有亮度的需求”，包括蓝天、绿地，而构建美好生活的新图景，则一定是以人的多样需求为导向。
农二代落脚城市最主要解决的是居住的平权。拉美很多贫民窟问题，就是在高速城镇化时期，提供不了这些。中国现在有工作机会，他们也有一定购买力，只要有适当的住房的公共政策跟上，这些人就能够在城市落脚。
农二代有了居住权，农三代有了教育权，一家人基本上就能在城市落稳了。
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基本上就能把进城的农民稳住，有了基本的体面的居住，基本就能把农民的家庭在城市稳住。有了两个“稳住”，农民在城乡之间回乡还是留城，这就是农民的选择权了，把选择权交给农民。我们该做的事是提供农三代的教育权和农二代的居住权，这两个基本解决了中国农民在城市的体面。
所以农民的去向，取决于我们对待农民的基本理念，“十四五”期间是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取决于对农民入城还是回村的政策选择，这些政策选择决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在这个关口到底向何处去。
另外，整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取向是大家要公平。不能说一部分人已经接受了城市的好处，却不让其他人分享，反而让别人承担成本，这是其一。其二，农民从乡村人变成城市人，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基本路径。
以我自己为例，如果当时不考上大学，后来也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更别提继续到大学来做研究，可能上世纪80年代就去深圳给人家盖房子了。
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进入城市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跟其他人同等的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在城市生活接受教育的这些权利。不是说农民就不该有，城里人就该有。
所以我认为“十四五”期间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我们的公共政策，让农民能够体面地入城。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三代的教育平权和农二代的居住平权，其他都不要讲那么多，政府也没那么多钱。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未来，农民的未来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农民入城过程的权利，作为整个中国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关键的关口，这个是不能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