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
给整个行业打了兴奋剂。但拿了大把资金的PE机构，顶着巨大的投资压力，在2010~2015年投了许多良莠不齐的项目。从8倍、10倍市盈率到十几、二十倍，甚至更高市盈率，超出理性投资范围。2012年监管暂停IPO审核，大批PE基金退出无门，追风入场的社会出资赚得少、亏得多。
“2015年之后，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迅猛。政府资金的主要目的是扶持战略产业，打造地区增长极，希望借助创投机构的专业，扶持有潜力的初创期、成长期企业发展，培育科技创新的先导力量，孵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参天大树。政府资金希望机构向上游走，加大对中早期项目的关注和投资力度。如何接住政府资金的考核，拿出漂亮的业绩，成为现阶段大多数创投机构的募资关键。”欧光耀说道。
澳银资本在 2018 年获得深圳市天使母基金的出资承诺，成为第一批与深圳天使母基金签约的本土VC机构。基金规模3亿元，分两期在2019年年中全部按时实缴到位，深圳天使母基金出资40%，深圳市坪山区政府出资20%。欧光耀告诉记者，政府出资比例达60%，说明澳银的规范管理及在早中期项目的投资业绩获得认可。
之所以讨论募资结构的变化，是因为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各类资金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也正因如此，欧光耀觉得VC机构应该在专注专业的基础上，以把握自身的投资节奏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最终，仍是唯以收益来对冲投资风险，这是对投资机构的最大考验。
投资前移以适应市场变化
欧光耀始终认为，目前的市场环境正在加速创投行业的洗牌，澳银资本也在变革的潮流中寻找突破，而如何在风云变幻中稳住自身的投资节奏是当务之急，这背后有一逻辑一直没变——投资应该从依赖制度红利向寻求企业成长红利转变。
“过去，创投行业的业绩事实上远没有达到社会资本的预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趋慢，投资人的口袋也捂得越来越紧。无论是在过去社会资本为主力，还是在当下以财政、国企资金为主导的募资环境下，切实提高早中期投资效率和成功率可以说是控制风险、避免因亏损而造成投资人信心减退的唯一方式。”
他坦言，要在保证现有年均投资数量的前提下，投资阶段再向前移，培育及陪伴初创企业到成熟企业，获取企业价值增长的红利。而这本是VC的特质，只不过一直被想赚快钱的市场风气带偏了。“2009年之后，创业企业的规模增长快，尤其体现在已经盈利的项目上。但要做早期投资，对我们的真正考验在于要对没有盈利甚至尚未产生收入的新团队、新技术进行评估，评估他们的未来价值，以及是否具备成长性。”
相比之下，原来依靠政策红利的PE主要赌的是上市预期。在注册制推行之前，企业上市审批标准主要看企业的规模和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无论价格贵贱，只要预期明确就可以砸钱，但这不仅摊薄了后期接盘的投资收益，也让规模中等偏小的VC机构难以介入。
吃制度的红利就是赌上市前后的差价，动辄三五千万、几个亿的投资规模，赚钱靠量；而优质企业的成长红利则是从早期投资开始，培育有前景、能够为社会创造未来价值的初创企业，不仅仅依靠IPO退出——在其高速成长的过程中，处处有价值变现的机会。“下轮退”或“隔轮退”都是很好的路径。“投资前移，对专业能力要求就高，一方面，选择大行业，并打造自己擅长的细分专业赛道，把握细分赛道里不同阶段的商业投资价值；另一方面，不可只投不管，早中期投资要投管并重，整合各类资源，帮助初创企业越过业绩死亡陷阱。”欧光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