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策略：汽车电动化减少油气进口

NBD：近期，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源价格接连上涨，是否会对我们推进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周大地：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传统化石能源的能源安全问题。就当前情况看，化石能源的能源安全痛点已经不再是“有没有”，而是“贵不贵”。

从历史上看，由于军事和地缘政治矛盾，全球范围内能源禁运和断供的情况的确发生过。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欧佩克国家对欧美国家和日本推动了所谓的石油禁运，曾经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因为这些欧美国家石油主要依靠进口，也没有很多储备。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一下子就抬高了三四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后来经合组织就牵头成立了IEA，也就是国际能源署。成为这个组织成员的经合组织国家，如果石油依赖进口，那就要保持一定数量的石油库存，即不低于其90天石油进口量的石油存量。这样一来，如果石油生产国搞石油禁运，对石油进口国可能就不会再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在物理上切断石油供应的情况至此就很少发生，能源安全“有没有”的问题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而在这之后，能源安全的关键就在于“贵不贵”，只要肯花高价，就一定能买到能源，但是这么高的价格对许多用户来说是不能承受的，会产生很大的经济负担。以现在的情况为例。长期以来，石油价格一直处于大幅波动中，现在长期低于石油价格的天然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上涨， LNG的价格甚至还超过了石油价格，这样一来，对用户的经济影响就非常直接。这也意味着化石能源的能源安全主要体现在经济安全上。如果出现大幅度的基本燃料价格上涨，就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大家有更强的动力去做新能源的替代？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因为气和煤不够用，主张回过头去再大力发展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把能源短缺的责任怪到能源转型和发展低碳能源头上；另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用得还是不够多，没有能够稳定地大幅度替代化石能源，所以在全球通胀的压力下，化石能源的价格自然而然“蹦”了起来。毕竟，石油和天然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它不可避免会出现在大宗商品市场上。而对风、太阳光收费显然是不可能的，风能和太阳能也很难受到通货膨胀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NBD：目前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又会对各个国家包括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形成哪些影响？

周大地：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还是需要一步步走，我们不可能说今天一着急，就马上加快碳达峰、碳中和进程，来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用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基本上替代掉化石能源，但我们做不到今年煤、气价格上涨，就马上把这些传统能源替代掉。

当然，化石能源还是会受到资源的限制，而且会受生产能力或市场波动的重大影响。因此，从原则上说，我们还是要加快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技术配套工作。比如说，我们的电动汽车使用如果比较多，那么我们进口的石油就会相对比较少。这个逻辑在天然气领域同样成立。同时，一旦我们的天然气用量减少，进口压力也会减小，对世界市场来说就会形成一个重大的信号——我们的天然气进口量不再增长，甚至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天然气价格的炒作碰到了“天花板”，没法再继续涨上去。而且这不一定要等到30年以后才见效。

我们的能源革命也要加快，节能减排、节能降耗要抓得更紧。这需要依靠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依靠大量出口低价的高耗能产品拉动经济，要推动生产的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于发展高附加值行业。

在全球出现资本泡沫和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我们不能沉迷于出口高耗能的低附加值产品，挣“打工钱”。可能出口这些高耗能产品会取得5%的利润率，但别人光靠“印钞票”就能获得10%甚至20%的利润率，这样一对比，可以说是相当不划算的。

有些观点可能觉得，同之前“生产一吨钢的利润买不了一瓶矿泉水”的低附加值时代相比，我们现在生产的制成品利润空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要注意到，我们多数工业制成品领域依然并非是高附加值行业。

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服务业等行业，利润率还是要高得多。我们过去鼓励某些来料加工等低附加值出口行业的政策，比如说出口退税、投资优惠等，也要作出调整。

我们的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也需要下决心加以控制，不能依靠普遍限电甚至“一刀切”停电的方式来解决。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时强调，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能源需求不可避免继续增长，供给短缺是最大的能源不安全，必须以保障安全为前提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着力提高能源自主供给能力。要结合近期应对电力、煤炭供需矛盾的情况，深入测算论证，研究提出碳达峰分步骤的时间表、路线图。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次会议也为我国“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能源碳达峰实施方案等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