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动汽车如何在未来竞争中取胜
——专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未来或将引领世界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潮流
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系的董扬，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就参与过电动汽车的科研管理工作。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基础极为薄弱，很多研究工作都是从零开始，但他却有预感，这一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如今，董扬当初对电动汽车的种种预测都得以应验，“电动汽车产业在政府的强力干预和政策鼓励下获得了高速发展，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而且一些技术已处于全球领先。”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前景非常好。五到十年 后，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就能和国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如今身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的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双积分”制度可延后一年实施
《瞭望东方周刊》： 2017 年 6月，工信部发布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就是外界俗称的“双积分”制度，你对这一制度怎么看？董扬： “双积分”制度是政府为了保证新能源
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在财政补贴逐渐取消的背景下推出的一个替代政策，由油耗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两部分组成。
其中油耗积分来源于欧洲，欧洲目前仍在使用这一方法，其规定车企到某一年要将油耗降低到具体的目标值，如果实现这一目标会有奖励，达不到这一目标就要受到处罚。
而新能源汽车积分的方式则借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2000年左右出台的政策，初衷是鼓励技术先进的车企。不过，落后的车企也可通过购买积分继续在市场上生存。
但这一政策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因为该政策只存在于美国的一个州，而复制到中国却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点“一刀切”，由此带来了一些不公平，如有些车节油性能比较好，可以延期生产新能源车，这在欧洲可以，但中国就要求必须上。
目前来看，“双积分”制度对处罚不达标的车企还没有明确方案；对新能源积分的交易价格，也没有制定标准。如果按照之前发布的文件，从明年开始实施双积分制度会略显仓促。
我们也给工信部提了建议，希望“双积分”制度能延后一年实施，除了给企业充足的准备时间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国产品牌过早面对国外强劲对手，有喘息的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 “双积分”制度的出台也预示着补贴政策会逐步取消，一些人担心中国的新能源车行业会失去政策红利，你有同样的担忧吗？
董扬：除了“双积分”制度，我们确实希望补贴政策取消后，在2025 年以前甚至 2030 年以前仍旧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促进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政策变动不要太频繁。
比如车购税的问题，目前国家对新能源车免车购税，但该项优惠到2017年底就要终止了。根据我们的测算，即使到2020年，新能源车的价格也还是要比燃油车贵20% ；如果车购税能免，那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就能缩小到10%。
所以，无论是从行业还是消费者的角度，我们都希望车购税能免到2025 年，到 2030 年可以减半。因为这个时候，新能源车跟燃油车在价格和性能上就能完全竞争了，甚至性价比高于燃油车，已不需要优惠政策扶持。
政府为主、市场为辅
《瞭望东方周刊》：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就是政策带起来的，而这也是中国跟欧、美、日等国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模式上的最大不同，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董扬：确实如此，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确实离不开政策支撑，我们走的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路子，而欧、美、日等国恰恰相反，是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
中国采取的是政府强干预模式，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动制定全面的鼓励、支持政策，营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企业重视电动汽车发展，带动整个市场的快速发展。
而欧、美、日等国政府多采用弱干预模式，政府只是支持涉及电动汽车的共性、基础性技术研究，给予一定的政策、税收优惠，逐步培育市场；企业则根据自己的战略规划，首先研究技术，同时有选择、有重点地开发产品。当然，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中国模式的优点是通过政策带动市场发展，市场发展又拉动技术进步；缺点是初期技术不够成熟，发展中有不协调的情况，如充电基础设施滞后，部分企业盲目跟随，少数企业以谋取政府补贴为目的，出现骗补情况。
相比之下，欧、美、日模式的优点是电动汽车的技术扎实，各个链条发展比较均衡；缺点是市场发展缓慢，产品更新也比较慢，从而影响技术进步，并且市场极易受到如油价低迷等外界因素的干扰。
但实事求是来说，国外模式并不适合我们，中国模式才是最适合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很多国外同行也很羡慕。借助这一模式，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才能后来居上。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认为，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当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董扬：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已经过了起步阶段，现在处于一个快速追赶国际一流水平的时期。
目前，中国电动汽车使用的国外零部件比例已大大降低，电池和电机等主要零部件都使用国产的。并且，中国电动汽车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差不多两年换一代，而欧美等国则多是
中国电动汽车使用的国外零部件比例已大大降低，电池和电机等主要零部件都使用国产的。
五年换一代。
虽然，中国在电动汽车的总体性能、电池能量密度等方面和世界最先进水平还存有一定差距，但五到十年后，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肯定就能够与国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中国版特斯拉不好做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入场者越来越多，现在国内陆续出现了一些走高端路线的电动汽车品牌，像前途、蔚来，想做中国版的特斯拉，你觉得会不会成功？
董扬：汽车行业的高端车就是小批量生产，成本高，利润空间也大，但对于产品质量、服务等方面要求非常高。以前电动汽车的问题就是好车太贵，便宜车太烂。即便是和普通车同样的性能，新能源车价格也要高出几倍。
特斯拉是电动汽车车中的高端品牌代表，它从成立之初就是这样的定位，消费者也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知。电动汽车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中国品牌想做和特斯拉一样的高端品牌有点晚了，并不是说成功不了，一定会比较艰难。
《瞭望东方周刊》：但对于中国的电动车企业来说，未来在国内市场不仅要和本土品牌竞争，还会面对国外品牌的压力，你认为它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更好地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董扬：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要更重视电动汽车，将电动汽车技术作为未来竞争的核心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制定好发展规划和生产布局；要重视研究与试验，建立完整的、一流的研究和试验体系。
其次，要全面布局，围绕全技术链开展工作，不但要重视整车开发，还要研究电池和电机，重视电池管理系统，使电动汽车的整体技术水平大幅提高，而非提高某项具体技术；
第三，中国的电动汽车企业还要建立完善零部件供应体系。目前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在某件零部件上还受制于国外，如果这块短板能补足，将会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成熟。
同时，新入场的电动汽车企业还要注重与传统汽车企业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把电动汽车这块蛋糕做大。
当然，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企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也要加强合作。比如整车企业要与电池企业、电机企业、其他电动系统生产企业深入合作，以最大程度上优化整个产业链条，使行业效率更高。
当前，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正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电动汽车的发展涉及多个行业，需要长期积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成就大业，所以外界要对行业的发展保有耐心和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未来必能引领世界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潮流。
随着四集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的热播，大量巡视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反腐内幕被首次披露。
十八届党中央开展了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区市进行了“回头看”，对４个中央单位开展了“机动式”巡视。巡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被赋予新的活力，成为党内反腐利剑。
60%的线索来自巡视
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和三大贿选案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都是巡视发现的。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巡视发现这么多问题，靠的是哪些“独门绝技”。本刊记者进行了梳理。
和大量干部群众谈话是巡视的重要方法。巡视组每进驻一地，首先和党员干部广泛谈话，同时接收大量群众来电来信来访。这些形式看似平常，却很重要。通过谈话和信访获取的信息会成为巡视组梳理研判的基础，帮助准确地锁定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调阅海量资料，也是巡视组必做的功课。看似寻常的日常文件和记录，有价值的信息往往就散落其中。在查阅资料中，巡视组就发现了指向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和选举乱象直接相关的重要细节。
询问一些在押的知情人，也是巡视的方法之一。安徽省原副省长杨振超的问题就是通过这一方法有了重大发现。在淮南，巡视组听说曾经和杨振超搭班子的市长曹勇正被立案审查，其中有涉嫌在工程项目中牟利的情节，而对杨振超的反映也正是同类问题。巡视组向曹勇询问情况，获得了杨振超利用内弟参与淮南市工程牟利的明确线索。
打好“暗战”，不打草惊蛇。在调查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时，时任中央第五巡视组正局级巡视专员、联络员任爱军说： “我们格外地小心，尤其是会议室、宿舍，我们专门用仪器设备进行了扫描，看有没有安一些窃听器，开会的时候要把收音机打开，不在手机上说有关工作上的问题，或者发有关工作上的信息。”
靠着这些“独门绝技”，巡视组练就了“火眼金睛”，能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在全然陌生的环境和对象中找准问题，一些隐藏伪装很深的违纪违法问题，也在巡视中被发现。
从“三个不固定”开始创新
本刊记者梳理发现，从第一轮巡视探索实行“三个不固定”开始，巡视不断创新形式，保证了常巡常新，力度不减。
从 2013年第一轮巡视开始，就探索实行“三个不固定”，不再是固定人员长期固定巡视某个地方或领域，而是巡视组组长、巡视对象、巡视组与巡视对象关系不固定，巡视组长实行“一次一授权”。十八届中央历次巡视，都是到了动员部署会上，才公布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的决定。
从第九轮巡视开始，“回头看”成为热词。一些十八大以来已经接受过巡视的省区市，再一次迎来中央巡视组的巡视。目前，已经对北京、天津、重庆、辽宁等16个省区市杀出了回马枪。这是十八届中央巡视的重大制度创新。
“回头看”效果立竿见影：发现了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虞海燕、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等一批在第一次巡视后本以为侥幸过关的腐败分子被挑落马下。
相比传统巡视， “机动式”巡视更加短、平、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很短的工作时间里，迅速准确发现问题，推动被巡视对象解决问题。
时任中央第三巡视组工作人员张立平说：“第一轮巡视的时候，对虞海燕问题的反映就比较集中，比如他的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取私利，巡视组已经发现了虞海燕违规，将国有企业大额资金外借等问题。”当中央巡视组再一次来甘肃时，很快将虞海燕确定为重点关注对象。
王三运和虞海燕在“回头看”中的落马，凸显了“回头看”的利剑作用，对心存侥幸者形成强大震慑。“回头看”既紧盯老问题，检查整改落实情况，更注重发现新问题，对没有见底的问题再了解，延伸放大震慑效果，释放出“巡视不是一阵风”的强烈信号。
2017 年 2 月 27日，第十二轮巡视拉开序幕。这是十八届中央最后一轮巡视，而改革创新并未止步，首次“机动式”巡视亮相。
首次“机动式”巡视进驻四个中央单位：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扶贫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相比传统巡视，“机动式”巡视更加短、平、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很短的工作时间里，迅速准确发现问题，推动被巡视对象解决问题。
贯穿问题导向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这八个字是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方针的根本变化，也让巡视工作效果获得根本性提升。巡视不只是剑指个人的贪腐，也不留情面地揭开一些地方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政治成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出发，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把巡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赋予巡视制度新的活力，有力推动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
中央巡视办主任黎晓宏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讲话先后有23次，先后还有50多次关于巡视工作的批示和指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巡视工作的理论体系。在职能定位上，明确了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体现了党内监督的严肃性。
苏树林，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曾在石油系统工作多年，2007年到2011年间担任中石化集团一把手。2014年11月，中央第六巡视组巡视中石化，苏树林已在福建任职。中央巡视组进驻中石化之后，陆续收到了大量关于苏树林的情况反映。2015年10月，苏树林因在中石化期间的问题被立案审查。
时任中央第六巡视组副局级巡视专员、联络员王海峰说：“群众也有一个观望的过程，让群众感受到巡视组是在真巡视，真去查问题，这样群众才有信心，才会去积极地给你来信，给你提供材料、提供线索。”
实践证明，当巡视组真正致力于发现问题，各种掩盖伪装其实都不难识破。巡视组才能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找出“老虎”“苍蝇”，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