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米
口感好、价格低、安全性高，才是群众的需求
最近两条水稻育种的消息引发了争议。一条是超级杂交稻的亩产再创纪录，另一条是“水稻亲本去镉技术”。
毫无疑问，提高粮食单产有着巨大的价值。单产提高了，不仅意味着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对耕地的需求，从而退耕还林还草，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
但争议也存在。目前的超级稻，只是在保障各种条件最优的前提下创造的“实验室纪录”。在实际生产中难以实现，甚至表现不见得比现在种植的品种好。
2014年，安徽省蚌埠市农民种植的1万多亩“两优0293”大面积减产、部分绝收，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那是一个“熟期适中，产量高”“高度抗倒伏”的超级稻品种，但是存在“中感白叶枯病，高感稻瘟病，米质一般”的缺陷。安徽省蚌埠地区本来是稻瘟病低发区，此前十多年没有暴发过稻瘟病，所以农民和当地农技部门都不认为“高感稻瘟病”有多大问题。但“低发区”并不意味着不发，2014年就暴发了，导致农民损失惨重。
农业生产说到底是一种经济活动。对于农民来说， “生产利润”是最重要的。而生产利润，取决于“投入”与“产出”的差值——这里的产出，是能够“稳定实现”的产出，而不是“理想状态下达到的产量”。目前的超级稻，在理想状态下产量很高，但是需要投入的种植成本高，被病害感染的风险大，米的品质一般，因而卖不出好价钱，这都影响着它的实际价值。
这并不是说亩产纪录没有意义。这就像孙杨创造的游泳世界纪录一样，体现着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技术水平。实际的生产，相当于广大群众的游泳水平。纪录本身具有标杆意义，但创造纪录的过程会加深我们对影响成绩的各种因素的理解——这些知识，就可以 应用到品种的改良中。
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大米。口感好、价格低、安全性高，才是群众的需求。育种的努力方向，不应该是“有突出优点”的品种，而是“没有明显缺点”的品种。在没有明显缺点的基础上，再用突出的优点去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比如，免耕性好可以降低人力投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抗虫抗病性好能减少农药使用保证稳产，增加某些营养成分有助于消费者更容易实现营养均衡。在这个意义上，“水稻亲本去镉技术”更有价值。水稻很容易富集镉和砷等污染物，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大米食用量大，这些污染物的含量非常重要。如果能培育出少吸收甚至不吸收这些污染物的品种，就会明显降低大米的安全风险。
实际上，日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比如，东京大学在2012年底宣布找到了基因变异的水稻植株，即使种在重度镉污染的土地上，水稻生长也几乎不会吸收镉。日本科学家们找出了具有这种特性的基因，对这些基因进行操控，就可能在其他的优质水稻品种中也实现“低镉”目标。
袁隆平院士公布的技术，就是这样的思路。通过基因操控，让控制镉吸收的基因处于“沉默”状态，就不会吸收镉。
镉是一种人体不需要的重金属，日本曾经有地区被镉严重污染，当地居民在不知不觉中摄入了大量的镉，导致许多人出现了“痛痛病”。
为了保护公众健康，中国制定了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限量标准。然而，对于污染的土地，目前还没有现实可行的方案去恢复。如果这种“去镉”操作能够成功应用，那么得到的新品种即使种在这些被镉污染的土地上，也可以安全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