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蛙不养娃”，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降低了？

近期，手机游戏“旅行青蛙”异常火爆。有媒体调查发现，尽管“蛙儿子”养得热火朝天，但正处于育龄期的“父母”们，似乎对生个真娃兴致并不那么高。 即将过年回家，年轻夫妇们将面临长辈们又一轮催生压力。有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年轻人婚育观念发生变化很正常。如果育娃成本过高，那就推迟要娃或者不要娃。事实果真如此吗？

“90后”的生育意愿怎样才能提高 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师）

就在“旅行青蛙”游戏刚走红时，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长期生育率大幅降低后能涨回来的，即使出台各种鼓励政策，都很难立竿见影。这是不少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看起来中国现在也遇到了。

下一阶段，“90后”是生育主力，他们普遍是独生子女，少生、晚婚的价值取向已在他们的观念里扎根。另一方面，优育、房价、升学的压力对家庭经济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养娃的综合成本近些年可谓不低。

我认为，要调动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托幼体系，尤其是0~3岁婴幼儿照料服务。服务模式上可以引入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理念，政府部门牵头，利用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和资源，解决年轻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难题。

其次，公共部门应创造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环境。因为生育问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显性、隐性歧视，未来应更加重视丈夫的家庭责任。比如建立完善父母育儿假、丈夫陪产假等制度，促进丈夫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照料中，帮助妻子缓解母亲角色和职业女性角色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发展政策体系，通过税收优惠、儿童津贴、家庭补贴、住房保障等形式，减轻家庭生养子女的经济压力。

“养蛙”寄托了亲子舒适关系想象 苏老师（上海教育工作者）

有人认为，“旅行青蛙”中玩家与青蛙的关系是一种“舒适”关系：绝对安全，不论如何操作，不论操作不操作，小蛙都照样过它的日子；投入极低，只需要收获三叶草，然后给小蛙准备便当和生活用品，准备的内容好与差以及准备时间都不要紧；当然，养蛙的预期收益也有限，仅仅是小蛙偶尔寄回的明信片和不值钱的土特产。正因为预期低，所以收获“小确幸”也很容易：小蛙去个新景点，或者认识个新朋友，就足够让玩家们“露出老母亲般慈祥的微笑”了，甚至光是看着小蛙看书、吃饭、写日记、做手工，玩家心中都可能荡漾起小幸福。这种舒适关系对比当下普遍焦虑的亲子关系，就显得特别珍贵。首先，现实中的亲子关系不“安全”。一个孩子肩负着父母双方两个家庭的期望，生一点小病，一次考试不及格，这些都会给父母带来深深的焦虑。

其次，亲子关系的投入极高。面对未来的无限可能和无限风险，父母除了让孩子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别无选择。而获得竞争力的途径，无非买学区房，报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竞赛，学习各种才艺。这些都意味着海量的金钱、时间、精力投入。

投入高，则期望更大，两者相互推动。极端的情况就是父母操碎了心，抱怨子女不争气，白费了自己的金钱和心血，子女则会怨父母将期望强加给自己。即使获得了预期回报又如何？不也有“北大学子万字长文控诉父母”的事么，说明子女即便获得所谓成功，亲子关系也不一定能变得舒缓。

我不认为“旅行青蛙”能火多久，但是舒适的亲子关系的确是当代年轻父母和孩子的迫切需要。只有亲子关系普遍变得舒适，才能激发起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

教育问题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大问题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年轻女性不愿生育，与她们的现代女性独立意识有关。但就我国“90后”面临的具体的社会环境来说，不愿意养孩子有更现实的考量。保障吃穿对于大部分家庭不是问题，但是教育开支和升学压力却让不少年轻夫妻对生娃“望而却步”。

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家庭的教育支出达GDP的2%；城市居民从怀孕到将一个孩子养到大学毕业，需花费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人民币。费用问题不是全部，近年来，自媒体平台不断渲染家长被学区房折腾，被陪孩子作业折腾，被孩子成绩折腾，这种资讯更增加了社会的焦虑感。

降低家庭教育支出与缓解家庭教育焦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评价体系，还需要家庭自身转变理念。

目前中国社会的教育焦虑，有很大一部分是家长不合理的期待、不合理的教育方式，把孩子作为攀比、炫耀的工具造成的。所以，一些“90后”不愿意养孩子，也有其积极之处，那就是想好了“我能对孩子负责吗”的问题再养。

从国家角度看，鼓励年轻人养孩子，需要多考虑如何减轻育儿成本，缓解教育焦虑。而对社会来说，当前需要的是对育儿进行一次全社会的大讨论。我国的家庭教育，已经陷入互相攀比、超前教育的恶性循环，家长为了孩子的“优秀”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这会把每个家庭和孩子都逼进死胡同。

其实，比“生不生孩子”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来救救焦虑的家长”。

生育意愿降低问题需理性看待 刘晶波（高校讲师）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两个数据相较于前一年均下降。国家卫计委表示，这是受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婚育年龄推迟等综合因素影响。从孩次结构看，二孩出生占比进一步提高，达到51%。调查显示，人们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主要是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

2017年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根据此前有关方面的判断，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体现有滞后性，应该在2017年之后逐步显现，因此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会明显高于2016年，2018年将有一个生育高峰。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并不准确。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比2016年还要少，这主要是因为一孩出生数量下降幅度很大，如果不是全面两孩政策，出生规模下降幅度会更大。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说明，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原来预想的大。

未来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在政策放开的头两年已经大部分释放出来；二是年轻人口持续减少，中国18到44岁青年人口2017年为5.48亿，2022年将降低到5.18亿；三是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村生育率较高、城市生育率较低是各国普遍情况，城市化进程加快，生育率将继续走低；四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全，“养儿防老”这个以前居民多生孩子的经济动因正在逐步减弱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