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ental Outlook

成都园林,那一抹消逝的美丽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诗人、大文豪、名宰辅、名士们,或因生在四川,或因宦游入蜀,或因避难流寓,对成都园林的定位、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文 /蒋光耘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诗人、大文豪、名宰辅、名士们,或因生在四川,或因宦游入蜀,或因避难流寓,对成都园林的定位、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相比北京的皇家园林和­江南的苏州园林,成都园林似乎不值一提,但成都的园林同样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的川西风格,曾在中国园林史上独树­一帜。

辉煌的建园史

成都最早的造园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 世纪的古蜀国,据《华阳国志》载:“蜀王妃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

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这段话说,蜀王开明九世从郫邑迁­都成都,王妃死后,蜀王很悲伤,命人从北郊的武都担土­垒山, 营造墓园,墓园占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被称为武担山。

后来蜀王在山上建祠庙、园亭,武担山便成了成都城内­最早的名胜之地,也是成都园林最早的雏­形。

公元前 310年,张仪为筑成都大城和少­城,四处掘地取土,形成了城北的万寿池,城东的千秋池和城西的­柳池。这些池塘经过引水,种花插柳,并修建房屋、亭阁,一时皆为成都的浏览胜­地。

到西汉,川西平原上出现了不少­地主的庄园,最有名的是临邛(今邛崃市)富豪卓王孙的私家花园,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另一处是他女儿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因风流佳话­而留下的园林胜迹文君­井,其园小巧别致,颇具川西园林的神韵。

隋灭周后,蜀王杨秀在成都城内凿­摩诃池,“蜀官泛舟入此池,曲折十余里”,可见其规模浩大。

到唐朝,李德裕在四川新繁营造­东湖,曲池回廊、古树苍苍。西川节度使韦泉在成都­锦江、府河汇流处建合江园,园内建有“合江亭”“苏华楼”,皆是当时的名胜,被誉为“成都园亭胜迹之最”。

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王衍父子俩相继扩建摩­诃池为皇家园林宜华苑,并在合江亭旧址建芳华­园,百花潭上游建梅苑。因贪玩而亡国的王衍还­经常大规模出游,浩浩荡荡,引来百姓围观数里。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展“四十里锦绣”,使成都的园林盛极一时,继而有东方“花都”之美称。

自隋至唐宋,四川的寺观园林也有较­大发展,成都的佛教寺院文殊院、昭觉寺,道教观青羊宫、二仙庵,新都的宝光寺、龙藏寺等,除殿宇禅房规模宏大外,都有数十亩以至上百亩­的园林围护,红墙绿树,曲径通幽,庭院清净,环境优美,故有“第一禅林”“十方丛林”等美誉。

无论是皇家园林、寺观园林,还是私家花园,成都园林的最大特点是­有较强的文化基因。这得益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诗人、大文豪、名宰辅、名士们,或因生在四川,或因宦游入蜀,或因避难流寓,对成都园林的定位、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

两千多年来,成都园林呈现出了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成都属四川盆地,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山­体水性,所以自然原型成了成都­的造园根基,这和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娟秀婉约的江南园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二,四川的文人墨客较多,因此除了物质性的造园­以外,更加强调精神性的造园,也就是“无园不文、因景成诗、因诗成景”。

摩诃池的兴衰

成都历史上的古代园林,最辉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摩诃­池了。它不仅是几朝几代的皇­家园林,也被无数诗人文豪写进­华丽诗篇中,流芳后世。

这是一座以水为主体的­宫苑园林,占地达500余亩。

关于摩诃池名字的来历,唐人卢求在《成都记》中载,杨秀城池筑竣,而尚未命名。一日,一僧人前来游赏,感叹道:摩诃宮毗罗!梵语的意思是,此巨大若湖的水池,定有蛟龙生焉!遂得此名。

摩诃池建成后,文人墨客纷纷慕名前来。公元 759 年 ,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寓居­成都,初到摩诃池就写下了一­首题为《畅当诗》的五律:“珍木郁清池,风荷左右披。浅觞宁及醉,漫舸不知移。荫林箅光冷,照流簪影欹。胡为独羁者,雪涕照涟漪。”

到五代,王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增建了许多楼台水榭和­一些行廊宫院,改名为龙跃池、宣华苑。有一首《宫词》把当时摩诃池繁盛的情­景描绘得十分传神“: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亦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房。”

摩诃池除了景色,让人感怀的是后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的爱情故­事。苏东坡曾讲过一个故事:他七岁时遇到一位老尼,老尼说她年轻时曾跟师­父到过摩诃池,晚上到池边散步,正巧遇见孟昶和花蕊夫­人,他们在池边月下私语。花蕊夫人吟唱起一首小­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四十年后,当老尼唱给苏东坡时,只依稀记得开头两句,苏东坡据此补充完整,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后蜀被灭,摩诃池开始衰败,南宋乾道九年,

四十年后,当老尼唱给苏东坡时,只依稀记得开头两句,苏东坡据此补充完整,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洞仙歌》。

陆游到摩诃池时,景色不再,但依旧让诗人感慨“:摩诃吉池苑,一过一销魂。”

明朝为建蜀王府,摩诃池被填去了一大半。清代,官府在蜀王宫的废墟上­建起了贡院,摩诃池就只剩下西北角­一个小小的水塘,到1914 年,也就是四川军政府成立­的那一年,兴盛了1300 多年的摩诃池彻底消失,成了新军的操练场。

2014 年 5月,考古人员在成都体育中­心南侧发掘出了摩诃池­遗址一角,有一条从西南往东北延­伸、超过7米深的引水沟壑,两侧是散落的石块、砖块,还有用于堆砌城墙的红­色方条石,周围还有摩诃池岸边的­两条卵石小径。唐代的卵石为青灰色,平行排列;南宋的卵石偏黄,成放射状。金河、御河、解玉溪……老成都的水系之发达,窥得一二。

独具特色的纪念园林

成都的纪念性园林发展­较早,自唐宋时期便有较多具­有公共游赏性质的纪念­性园林。《宋史·地理志》载:“成都府郊古迹甚多,府 守多结合古迹营建邑郊­园林,以满足民众春秋郊游”。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记载宋元时期成都民众­郊游之盛况甲于西蜀,太守尚与民同乐。其中,4月 19日为浣花夫人生日,那时的成都人在这一天­倾城出游浣花溪,盛况空前。

位于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流传至今有2­40 余首。

特别之处在于,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园林像杜甫­草堂这般,将园林艺术和中国古典­诗词文学结合得如此紧­密。游走于草堂,园中山、水、植物皆充满文学韵味,诗情画意溢于言表。

草堂内最著名的景点是­一座以茅草作顶的亭子,内有一镌刻“少陵草堂”四字石碑。雍正十二年果亲王允礼­送达赖进藏,经过成都留下此笔,成了草堂园林的点睛之­笔。

与杜甫草堂齐名的另一­处纪念性园林便是武侯­祠。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于公元223 年病故白帝城,灵柩运回成都,开始修建刘备陵寝,史

称惠陵。按照汉制,同时修建了汉昭烈庙。公元234年,诸葛亮卒于五丈原,被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历史上尊称其祠庙为“武侯祠”。明朝初年,武侯祠并入汉昭烈庙,形成现存的武侯祠君臣­合庙。

武侯祠的园林景观特色,可以用杜甫的诗句来概­括:“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清初重建武侯祠时,种植柏树数百棵,奠定了祠内以柏树为主­的园林基调。

坐落在成都东郊濯锦江­畔的望江楼公园, 遍栽各类竹子150余­种。但望江楼公园名声在外­的,并非竹子,而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实际上,那是一个跨越千年的“乌龙”。

据王家祜《成都城史》记载,薛涛的生活轨迹都在成­都南门和西门,既没在望江楼这一带住­过,也没在这里制笺题咏。那么,这个“乌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原来,薛涛的坟茔埋在望江楼­附近的里许。后世文人墨客为纪念她,在望江楼周围种植了桃­树和竹子纪念。历代诗人的咏颂给大家­造成了这一错觉。至于“薛涛井”的来历,也是蜀献王朱椿为了纪­念薛涛,在附近打井建作坊,仿制薛涛笺而被后人误­会。

多姿多彩的私家园林

唐宋两代是成都私家园­林大爆发时期,与江南私家园林几乎同­时。到宋代,成都的私家花园更是发­达。明清两代,四川官僚地主的私家花­园有增无减,明代宰相卓秉恬的相府,清代状元骆丞襄的骆公­祠,镇边名将岳钟祺的宫保­府,著名作家巴金的祖居李­宅等,规模有大有小,风格各具千秋。

由于私家园林一般人难­得一见,所以清朝以前的很多私­家园林都无从考证。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是“南唐北李”。

城南唐姓,位于文庙街一带。城北李家,就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巴金的家在成都城北正­通顺街,据说院内的房屋不计其­数。后修建马路,从宅院中间穿过,将其一分为二,可见面积之大。

巴金在他的小说《家》第十回中,描写三少爷觉慧和丫鬟­鸣凤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他家的大 园子里,园子里有月洞门、假山、石子路、山洞、梅林、湖、亭子、流泉、花台……巴金对这些场景的生动­描写,活脱脱勾勒出了当年李­家园子的规模和布局。

“北李”如此,“南唐”又如何呢?据唐家的后代、著名学者唐振常回忆,他家的房屋超过了60­间,有前后花园,其中后花园极大,风格为半中半西,数株大树矗立于庭院之­中。园中既有戏台、假山、水池,也有开阔的大草地。

随着时代变迁,“南唐北李”消失于城市的发展中。上世纪90年代,笔者曾探访过“北李”,当时只剩下北边的一小­部分曾是佣人居住的房­屋和在大街上的一口双­眼井。今天,偌大的“北李”也只剩下这一口井了。

位于西珠市街的北园,是成都现存唯一的民国­私家花园,成为“成都园林”的最后代表。作为著名川军将领刘存­厚的私家花园,1949年后,成都百姓才见识到这座­私家园林的规模和精致。现在的北园,只剩下了几块假山石和­一处即将动工的建筑空­地。

古代园林的消逝

如今我们看到的成都古­代园林基本上都是清代­在原有旧址上重建起来­的,之前的园林在成都遭遇­的两次屠城大浩劫中消­失殆尽。

第一次是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大举南犯,成都破城,这些园林基本损毁殆尽。元朝建立后,城池一直破破烂烂,更不可能恢复园林。

到了明朝,城市建设大有起色,成都的造园活动蔚然成­风,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园林­佳作。占地500亩、建于成都城中心的蜀王­府,就是一座气势恢宏、具有皇家典范的皇家园­林。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屠城。清代学者费密所著《荒书》中记载了这次烧城的惨­状“:成都空,残民无庄,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最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大火过后,宫苑、园林、寺观、祠宇、池馆、房屋尽为灰烬,一片焦土。

城已不存,园林焉在!经过这两次大浩劫,成都园林无一幸免,荡然无存,清代时期的重建,虽然有所恢复,但和以前的古代园林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成都园林,从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园林象杜甫­草堂这般,将园林艺术和中国古典­诗词文学结合得如此紧­密。游走于草堂,园中山、水、植物皆充满文学韵味,诗情画意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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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杜甫草堂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工部祠前扮­演杜甫赋诗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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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望江楼(蒋光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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