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ental Outlook

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回归

充分利用这些藏品,“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学术于­将来”

-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屈婷 张玉洁 郭颖 /北京报道

在乱世中流失海外的敦­煌遗书中,被视为最珍贵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部分,110年后以“数字化”的形式归国。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的这 5300 余件敦煌遗书,有儒家经典、史籍、佛教经卷、拓本、信札等,如同一幅描摹细微、栩栩如生的“工笔”画卷。

1908年,法国人保罗·伯希和与敦煌藏经洞发­现者——道士王圆箓达成交易,得以进洞数周, “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作为汉学家的伯希和精­心攫取了整个遗存中最­精华的部分,共计7000 余件。后世公认,现存敦煌遗书中,伯希和所得虽非最多,文本、考古价值却最高。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说,国图此次发布的资源,如存世最早的拓本文献­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代地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以及失佚的摩尼教、道教经典等,历来为敦煌学研究所重­视。

这批数字影像资源曾授­权中国敦煌学者“无偿使用”。如今,普通公众也能在互联网­上检索、浏览。“它们将是各行各业的人­了解、研究国史的窗口。”刘波说,只有这样,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才­能“活”起来。

现存敦煌遗书达5万余­件,有汉、藏、回鹘、于阗、粟特、希伯来文等多种语言文­本,跨越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中国及中亚古代的百科­全书”。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 余件,其余的流散于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公私收藏­机构。

敦煌遗书何时能回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保护组副组长赵文友­坦言,目前主要通过一些私人­藏家的捐赠或出售,大部分海外遗书实物回­归“难点比较多”。那么,“先行开展数字化回归不­失为一个更现实、可行的方案。”

中国政府 2007 年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对数以百万计流失海外­的典籍展开调查、建档。2015年,依托于国家图书馆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始以­数字化、高清影印出版等方式,推动海外中华典籍为大­众所享、学界所用。

“法藏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回归之路可谓水到渠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说,两年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向国­图捐赠《圆明园四十景图》数字资料期间,法方主动提出了合作意­向,“这种信任建立在近年来­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书目­数据库建立、不断完善的基础上。”

他说,除法藏《圆明园四十景图》、敦煌遗书外,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永乐大典》50余册、日本岩屋寺藏《思溪藏》等一大批海外中华珍贵­古籍也实现了数字化回­归。

赵文友透露,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在“两条腿走路”:一是开展海外存藏中国­古籍的调查和书目数据­库建设,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二是尽快把有价值的典­籍通过数字化、影印出版、高仿真复制等手段“迎”回来。“文本文物容易酸化、脆化,这项工作必须争分夺秒。”

上世纪 30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慨叹,敦煌遗书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几代敦煌学者眼看他国­学者各领风骚,不得不西游访卷,或是高价求购,才能一窥真容。即使后来有了缩微胶卷、数码影印等技术,很多细节依然不得而知。

“比如,以前黑白影像中,很多与纸张颜色相近的­字就看不清了,如今彩色高清数字图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刘波说。

他认为,海外典籍数字化回归的­意义,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充分利用这些藏品,“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学术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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