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幸福，还是人造幸福

这些科学家们发表结论说，人的幸福感约有三分之一是遗传的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奋斗能留下深深的幸福印记。不过也有些幸福是“天生”的，这并非指像贾宝玉那样攥着灵石出生，而是源于自身的快乐基因。

基因携带幸福信息

在不少带有原罪理论的宗教学说中，人生下来是受苦的。可是科学家们却认为，有些人生来就是快乐幸福的。

心理学家们表示，只要在一段时间内询问人们的感觉如何，就能得到对他们满足感的准确评估。研究人员表示，通过使用电子扫描来测量大脑的活动，就能衡量出一个人的幸福水平，因为幸福的人大脑左前额部分更活跃，不幸福的人则是右前额较活跃。

比扫描大脑活动更深入的研究手段，是从基因入手。2013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论文，提出深层次满足的人群的基因组图谱与其他人显著不同，这可能会影响免疫功能。自那以后，大规模的幸福基因研究开始展开。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迈克·巴特尔斯 教授带领研究团队进行了关于基因与幸福感的大范围关联性研究。这个团队对近30 万人做 DNA抽样调查并且衡量他们的幸福度。这项研究查看了人类基因组，结果发现，基因与情绪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其中有三个基因变体决定幸福，两个能解释抑郁症状的不同，还有的能解释不同类型的焦虑行为。

找出这种“正能量”基因会让人确定幸福的来源，而确定抑郁和焦虑等相关基因的位置也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负能量”。巴特尔斯教授的研究选取了足够样本，并以此来说明幸福和基因的联系。

另一项研究则以对比项的形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选了 1000对研究对象，包括25 岁到 75 岁的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研究者向他们询问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个性、忧虑度和对本人生活的满意度等。结果显示：一个家庭中的同卵双胞胎在性格和幸福感上非常相似，相比之下，异卵双胞胎的幸福感相似程度只有一半。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同卵双胞胎基因相同，而异卵双胞胎的基因则不同。主持该研究的爱丁堡大学的蒂姆·贝茨说，通过这项研究发现人们幸福感的差异一半在于基因遗传。也就是说，基因本身携带了一些幸福的来源。

更进一步的研究则确定了基因对幸福的影响程度。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苏黎世大学的科学家们组织了一项实验，他们在针对美国青少年的大型健康研究中，挑选了1000对双胞胎进行了测试。在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实证研究院的工作论文《基因、经济学与快乐》中，这些科学家们发表结论说，人的幸福感约有三分之一是遗传的。

“编辑”基因提升幸福感？

要研究基因与幸福的关系，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幸福。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是对好好生活的人生的回报。但是，真的有这样一种客观的幸福状态，能接受科学的衡量和观察

是否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来人为提升幸福感呢？

吗？根据当今对幸福的研究结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能将基因与量化的幸福扯上因果关系的理论根源。

如果幸福真是基因决定的话，那么乐天派固然有了充足的理论根据，但不利的一点则是，想要提高幸福感就很难了，因为基因或许已经固定了幸福感的上限。而这又提出一种可能性：是否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来人为提升幸福感呢？

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简-以内马利·德·内弗已选出一个被认为最有可能起作用的基因，即编码血清素转运体蛋白质的基因，这个蛋白质分子将名为血清素的大脑信使带入细胞膜中。研究人员还尝试检验这个基因的不同变体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多大。

血清素与情绪调节有关，而血清素转运体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从功能角度上区分，血清素转运体基因有两种变体：长型和短型，长型能比短型制造出更多的转运体蛋白质分子。人类拥有分别来自父亲与母亲的两个血清素转运体基因，每个基因有两种版本（被称为等位基因）。所以，有些人拥有两个短型等位基因，有些人拥有两个长型等位基因，剩下的则长短型各一个。

德·内弗博士在研究中要求青少年在“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之间对自己作出评价，结果发现，对自身评价“非常满意”的人里，拥有一个长型基因的人比没有长型基因的人多8% ；而拥有两个长型基因的人则比没有长型基因的人多 17%。

当科学家们能够确定具体与幸福感相关联的基因位置后，人为干涉成为一种可能。想想看，如果以后人们有更多快乐基因的话，一个笑口常开、幸福感爆棚的世界将不再是奢望。

然而，就目前的技术条件来说，距离实现这种充满科幻感的设想还有相当距离。巴特尔斯说从现在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还说，会有“数千个”基因变体跟幸福相关，所以要改变那么多DNA，实在太复杂。

但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现在看似复杂的基因编辑难题，可能放到30年后就不再棘手。凡是能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隐藏在技术之后的伦理问题，解决起来要难得多。

外部环境也影响幸福

努力追求幸福不仅是个人的目标，也是公共领域的课题。因此不仅是遗传学家，就连经济学家、政治决策者也对研究幸福越来越感兴趣。

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英国各地个人福祉排行榜。这份排行榜的依据是对16.5 万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是偏安一隅的北爱尔兰的弗马纳郡喜获第一，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伦敦却弥漫着抑郁情绪。由于大多数人的终极目标就是幸福，英国人认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政府应该想办法提高公民的满足感。

英国政府不可能去编辑公众的幸福基因，但可能会尽量提供和幸福感有关的公共产品。虽然基因和幸福度有关，外部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这些基因如何表现自我。比如，在职人群比失业人士更幸福，富裕阶层比家境贫寒的人更幸福。年龄也是一个因素，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中年人更幸福。

巴特尔斯教授目前就在研究外部环境和基因在缔造幸福感时的互动程度。巴特尔斯说：“我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理解环境。我们以为自己了解很多有关环境的情况，但实际并非如此。”

更全面地理解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也有助于提升幸福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把有关幸福的研究与实用建议相结合。它对幸福的定义是“喜悦、满足或积极健康的体验，再加上人生美好、充实而有价值的感觉”，这突破了以往的观念，也为让人感觉更幸福指明了方向。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幸福感并不只是来自物质财富，比如数据显示，在较为贫穷的非洲，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低。在相对富裕的欧洲和美洲，尽管西方人在收入、饮食和居住方面条件更优越，但其居民不一定感到更幸福。

有的放矢地改善外部条件，会让人们对幸福的体验突破遗传的藩篱，从而有了获得幸福感更大的可能性。除必要的物质条件外，人们体验的差异也说明幸福感同样来自人际关系和个人发展，同情心与贡献中的获得感似乎是幸福的核心要素。

了解幸福的基因构成以及环境如何影响幸福可能是改善健康和教育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外力”比基因更能影响人的幸福程度，比如投入到奋斗中去，这会让人们感到更加幸福。

如果以后人们有更多的快乐基因的话，一个笑口常开、幸福感爆棚的世界将不再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