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为什么行
中国对博鳌亚洲论坛的助推，不仅是靠经济实力，也靠理念、靠智慧
自2001年成立以来，博鳌亚洲论坛不觉已经成长发展了17年。在短短不到20年时间里，海南博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岛小镇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会议中心和合作舞台，博鳌亚洲论坛也由一个前领导人倡议发起的亚洲事务对话平台，逐渐成长为当前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并朝着世界性的国际思想交流和对话沟通平台迈进。
博鳌亚洲论坛为何能迅速发展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会议性质非政府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论坛的总部所在国，又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亚洲经济发展奠基
一方面，亚洲正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世界对亚洲经济的关注和
对博鳌亚洲论坛的兴趣也因此与日俱增。
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5年，亚洲 GDP占全球 GDP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15%跃升到33.84%，超过排名第二的北美洲（27.95%）和第三的欧洲（21.37%）。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东亚与南亚在2016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5.5% 与 6.7%，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2017年，亚洲贡献了全球约 60%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 2018 年的经济增速将达 6.5%，仍将继续占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行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将变得更为密切，合作深度和广度也会不断增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价值将会得到进一步体现。未来是亚洲的世纪，通过博鳌论坛这个平台增加沟通交流和寻求合作，加强地区经济联系，是实现亚洲整体经济发展、推动亚洲复兴的重要一环。亚洲经济的发展与活力，不仅带动着区域内国家间的经济沟通合作，更吸引了亚洲区域外国家和企业对亚洲经济的关注。
另一方面，亚洲目前亟待解决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需要博鳌亚洲论坛发挥积极作用。
虽然亚洲仍旧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但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以“普遍向好但能否持久”为题表达了对亚洲经济问题的忧虑，认为世界经济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存在下行风险，这种经济减速将波及的经济体占到全球 GDP 的 65%以上，包括增长最快的亚洲。
此外，截至 2015 年，亚洲 48个国家中依然有 44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其中9个国家为最不发达国家，占了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19%，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
现阶段，全球化正遭受着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深层次危机，是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单凭一国政府或几个国家无力解决，只有通过国家间的经济协调与合作，才能寻找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法。博鳌亚洲论坛正是国家间交换意见、进行沟通协调的一个重要非官方平台，这也是为什 么博鳌亚洲论坛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独立性、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
首先，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官方的国际组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同时强调了企业、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主体作用，为政界、商界、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了一个平等、透明的沟通和交流平台，有利于吸纳更多民间的声音。
其次，亚洲博鳌论坛欢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要、企业领袖、国际组织领导人、专家学者，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吸引了更多的参与方，增加了论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就中国来说，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40 周年和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习近平主席第四次应邀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旨演讲，作为中国 2018 年的首个主场外交和首脑外交活动，中国对博鳌亚洲论坛的重视和积极参与自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提升了论坛的国际影响力。
再次，论坛的议题设置也让博鳌亚洲论坛具有现实价值。作为一个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国际论坛，论坛的主题虽然不断变化，但均紧跟亚洲和世界经济形势，对亚洲甚至全球舆论具有重要影响。
最后，博鳌亚洲论坛有研究院作为其重要智力支持机构，历年会议期间论坛都会发布《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新兴经济体报告》和《亚洲竞争力报告》三大权威学术报告和研究，增强了论坛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现阶段，全球化正遭受着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深层次危机，是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单凭借一国政府或几个国家无力解决，只有通过国家间的经济协调与合作，才能找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力量在前领跑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总部，中国在世界、地区经济增长和合作中发挥积极的带动作用，为论坛长足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经济总体情况看，中国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和制造业大国，是拉动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17 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GDP增长 6.9%，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据世界银行测算， 2012 年至 201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中，中国达34%，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预计在未来仍将持续发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是世界上 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亚洲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2010至 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0.3%提高到 13.7%。
此外，中国对外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三大投资接收国，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目前，中国仍拥有对外扩大投资的潜力，且在基础设施、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的经验和技术对其他国家也具有很大吸引力。
与此同时，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外资缺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的建立，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资金对接更加顺畅。例如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建设公路、高速公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建设能够拉动全球50万亿美元投资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以解决电力短缺、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些对民生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有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健全的基础设施不仅促进了地区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世界经济稳步复苏的进程中，中国将持续发挥着“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
中国智慧背后助力
中国对博鳌亚洲论坛的助推，不仅是靠经济实力，也靠理念、靠智慧。
一方面，中国提供的亚洲地区合作理念为博鳌亚洲论坛提供了理论借鉴。
与欧洲、北美等其他大洲相比，亚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元。亚洲曾经孕育了历史上的多个文明古国，如今的亚洲更是一个多文明、多民族、多宗教汇聚交融的地区，发展程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显著。这虽增加了亚洲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也使亚洲国家之间的沟通合作产生一定阻碍。面对差异，如何实现观念上的包容并存和互信认同，是进一步探讨地区合作的前提 条件。
早在 1955年，周恩来总理就曾在亚非会议上倡导亚非国家之间的求同存异，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发展中国家间的包容与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60年后的 2015 年，当中国感到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时，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的是不同文明间的尊重和包容，强调的是合作与共赢，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论坛奠定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调，为发挥论坛的全球对话平台作用，发挥连接亚洲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和提供的亚洲地区多边机制和合作平台，为博鳌亚洲论坛提供了重要的机制补充。
中国既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也是重要的建设者，始终在为地区和全球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作出积极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既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也符合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已成为亚洲各经济体的战略共识。本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第一个议题便是“全球化与“一带一路”，论坛还专门设立了“一带一路：成功案例与经验分享”等分论坛，通过经验分享，为日后亚洲地区的国际合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此外，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多边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在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机制、亚欧会议等地区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再加上通过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相应配套机制的对接，并积极推动中日韩三方会谈等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贸区谈判，对于实现亚洲内部的经济对接和亚洲与世界对接，共同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成果作出重要贡献。这些都为博鳌亚洲论坛提供了重要的机制补充。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
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的“心头之痛”，美中贸易逆差更是美国多次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重要原因。已经被算了几轮的中美贸易账中，还有哪些不能忽略的事实？这本看似不平衡的贸易账是否真的不公平？它折射出中美两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也是两国未来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参考。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逆差统计“虚高”
美国时间3 月 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中国500 亿至 600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贸易不平衡争端中，被反复提及的美中之 间千亿美元量级的逆差因其巨大的体量，以及不同的计算结果，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 3752亿美元，占中美货物贸易总量的47％ ；
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这一数字为2758 亿美元；
美中贸易逆差到底有多大？为何同一个数据出现不同版本？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说，中美经贸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同供应链扭曲有关。据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减少三分之一。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传统的算法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头上，无法客观反映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而增值算法，则能真正显示出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获利情况。
以苹果手机为例，按照2009年数字计算，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批发价为178.96 美元，其中仅有6.5美元的价值是在中国产生的，其余都由美国设计商和韩国、日本等零部件供应商获得。
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分解为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等国的贸易赤字，如果将这部分剔除，当年美国对中国在苹果手机上的贸易赤字就从19亿美元减少到 7300 万美元。
英国市场分析机构马基特集团的研究显示，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苹果iPhoneX，其在中国生产的过程仅占其制造成本的3% 至6%。
“我国出口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口额中包含的并不完全是我国的附加值。”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在中美进出口结构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贸易增加值与传统进出口总值相比，更能准确衡量经济体间的贸易利益。
长期以来，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位置，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尽管实际获利有限，但账面数字却大大增加。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则显示，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降低44.4%。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像苹果手机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戴尔电脑在上海组
中美“数字之差”还掩盖了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华顺差迅速膨胀的现实。美国政府引用的贸易数据只包括货物贸易，并没有反映服务贸易，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
装、波音飞机在天津喷漆等等，这也是为何中国电子类产品对美顺差较大的原因。
贸易逆差的数字还掩盖了中美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子公司的销售差额。“贸易不是单纯的进口和出口，还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当地的销售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说。
以汽车和手机为例，目前，美国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高于其本土市场销售量，而中国目前使用的苹果手机是美国的两倍以上，这些都未能在美中贸易逆差统计中得以正确体现。
据中国海关统计，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动产生的中美贸易顺差占中美总贸易顺差的59%，由内资企业进出口活动产生的中美贸易顺差只占中美总贸易顺差的41%。
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总销售差额比贸易差额更能全面体现两国经济关系。总销售差额既包括双方进出口贸易差额，也包括双方通过外商投资或设立子公司在目的地国家直接生产和销售的销售额。
张茉楠表示，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三分之二，对华逆差下降30% ；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
贸易逆差的统计中，美国统计的口径也存在问题。专家指出，美国笼统地将香港转口贸易部分计入中国，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转口。而且美国对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美中贸易逆差，这些都是导致贸易逆差数字“虚高”的原因。
中美“数字之差”还掩盖了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华顺差迅速膨胀的现实。美国政府引用的贸易数据只包括货物贸易，并没有反映服务贸易，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
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了5 倍，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 557亿美元，约为 2006 年的 40 倍。
中国企业对美国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在众多中
小型科技企业对美投资中可见一斑。一家位于广州的光电科技企业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2016年以来，这家企业在硅谷地区积极投资设立研发中心，为此支付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法律咨询、金融汇兑和劳动力市场服务费用，“未来我们还会扩大在当地的投资，对美国本土服务业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说，一个国家要买，另外一个国家要卖，所以出现顺差逆差，不是政府所能定的，而是由两个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等来决定。
“美国贸易逆差的统计数据明显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屠新泉说，一国与一些国家是贸易逆差，与另外一些国家是贸易顺差，这是合乎逻辑的，总体贸易平衡才最重要。
贸易“不平衡”不等于贸易“不公平”
美国经常挂在嘴边的“在贸易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常常成为其发起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借口和工具之一。 然而，贸易不平衡并不等于贸易不公平。和中国做生意，美国真的吃亏了吗？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凭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地位，美国成为最大获益者。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出口主导产业的中国，是美国维持较低通胀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工工厂”。
业内人士指出，中美贸易顺差确实存在且数额较大，但不代表中国单方面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大型跨国企业是主要获利群体，其中不乏美资在华企业。
美国加州大学的三位学者曾于2007 年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谁在全球创新系统中攫取了价值。文章以 2005年生产的第三代 30GBiPod 为例，该产品零售价299美元，产品出厂成本为144.4美元。
零售价与成本价之间相差约155美元，其中， 80美元是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负责iPod的组装，从中获得的价值仅有0.11 美元。
从附加值看，中国获利最低；从利润看，美国跨国公司获利最大。
拿苹果公司与代工企业获得的利润相比，立马一见高下。2017财年，苹果营收约为2300亿美元，净利润为480多亿美元，其2017 年4季度的毛利率高达 37.9% ；而作为苹果手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代工企业，工厂主要位于中国境内的富士康集团同年实现营业收入3545亿元人民币，同期净利润仅有162亿元人民币，其通信网络设备业务的毛利率只有13.65%。
“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中国当地的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需求市场，这一点不容忽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
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敞开大门，美国品牌的汽车、手机、电脑等产品在中国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却频频受阻。这样的不对等开放，是导致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美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确实为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经济增长贡献了2160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内生产总值的1.2%。随着中国民众购买力提升，预计到2026年，美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增至3690 亿美元，到 2050 年将增至
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敞开大门，美国品牌的汽车、手机、电脑等产品在中国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却频频受阻。这样的不对等开放，是导致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5200 亿美元。
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美国人民。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 至 1.5 个百分点。中美贸易可帮助年平均收入为5.65 万美元的典型美国家庭一年节省850美元以上。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特别是从中美贸易的整体格局来看，美国不仅没吃亏，还有些‘得了便宜卖乖’。”李永说。如果美国使用单边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消费者将成为名符其实的输家”。
正是由于中美之间形成了这种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一旦贸易战开打，相关利益方也必将因此而损失惨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指出，通过加征关税来试图削减贸易逆差，相当于美国贸易“生病”，却让中国“吃药”。
“美国政府应正视产生贸易赤字的国内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而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主要贸易伙伴。靠‘牙齿’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可能会把自己咬伤。”他说。
经济发展“赛道”的布局
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就单方面发起制裁，美国单边保护主义行径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各界的反对和指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曾指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这是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把多边贸易体制完全抛在脑后，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
WTO前总干事拉米认为，看待贸易，认为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的想法是自私的，也与贸易的本质相矛盾。
“将所谓的逆差作为自己的工具，随意扰乱世界贸易体制规则，这种看似对自己的‘公平’，是对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公平’。”白明说。
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过程中，不合时宜的规则要变，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平衡发展的理念不应改变；坚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不应改变。
业内人士指出，降低中美贸易顺差需要两国进一步从对外开放着手，开放和鼓励服务贸易，放开美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完善贸易自由化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 贸易为标，实业是本。“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在全球分工的位置必须逐步上移到高附加值生产，充分发挥创新的作用和价值。”任泽平说。
实际上，中国的一些制造行业已经开始发力，基于厚实的产业基础，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不断升级的科技与制造能力，已大大降低了贸易对产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
中国纺织服装业正在逐渐找到全球价值链新坐标，“走自己路”的模式和产业生态正在形成。不少服装企业负责人表示，得益于从面料到成衣的全产业链条布局，即使单一加工环节向周边国家转移，也不会对企业生产带来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看，贸易不平衡，恰恰会帮助我们自身产业升级。”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陈大鹏说，对于集合上游研发、设计与优质制造能力的优秀供应商而言，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带来实质影响，反而会坚定升级的信心。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两国经济结构差异和制造格局的博弈。
曾经位于产业链中低端，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如今也在向制造强国蓄力迸发。以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正在走向全球前列。《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布局和制造规划擘画出迈向制造强国的路线图，更是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带来压力。
“今天的‘设限’，是一场关于明天发展潜力的博弈。”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说，无论是美国国内减税、让制造业回流还是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提高进口关税，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发难设限，都反映出美国的隐忧。
“这是一场关于‘赛道’的布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山说，此轮贸易不平衡冲突，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些领域的差距，并坚定提早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的决心。应对贸易战，最好的办法是练好内功。正如中方一直强调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的决心和信心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坚定，不会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改变自身的“航向”。
开放与合作，也是新时代下，中美两国开启经贸新模式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