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事业亟待更大发展

最近，有关加强文物市场监管和打击文物犯罪的工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果从中国文物事业健康发展而言，仅仅“管”还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强文物的抢救发掘。后者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众所周知，中国各地能主持地下文物抢救发掘的队伍规模太小。早在 2002年，香港学者李浪林在《英国考古的政策、管理和操作》一文中指出：“在国土面积上，英国甚至没有广东省大，全广东省所有考古管理、研究和教学机构里的专业考古人员加起来也不过100 多人，而英国却大约有 4000~6000 人从事考古工作，是广东的 50 倍。”2012年，新华社也关注过这个问题，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得的数据是全国专业考古工作者不足 2000人，而法国仅国家考古研究院就超过2000 人。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刘斌认为人员短缺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作为事业单位的浙江考古所，其人员编制竟然是20 世纪 70年代末所定的。今年1 月 24日，《中国文物报》刊发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近年全国考古工作的新趋势》一文，在充分肯定中国考古学近年所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指出考古工作面临的诸多压力中“人才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目前我国考古从业人员数量甚至不如日本、韩国，与我国国土面积和文化遗产大国的实际需求严重不符”。文物及考古事业最高主管部门领导发出如此的呼声，表明文物事业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已经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

到 2017 年 3 月，中国已有 77家团体考古领队资质单位，但它们首先集中在北京（11家）和江苏（8家）以及河南、广东（各５家）、陕西、山东、湖北（各４家）、四川、山西、浙江（各３家）等，近一半省份只有1 家。全国 3500多家国有博物馆中，只有 10家左右设有可以独立开展发掘的考古部门。不难想象，没有考古部门支持的综合类及历史类博物馆，其经常性的藏品来源和基础性的学术研究会存在多么严重的不足。

正是因为全国绝大多数地级以上的城市没有自己的考古专业机构，所以许多开发地块根本没有进行前期考古工作就被投入使用，导致许多文物未被抢救发掘就或被毁坏或径直流入市场。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文明 古国，现有国有博物馆 3500 多家，收藏文物 7000 多万件（套）；再看看“年轻”的美国，各类博物馆3.5万家，仅美国国家博物馆所属的16个博物馆藏品就达到 1.4 亿件。由此可见，中国国有博物馆的藏品数量明显偏少。近年来，有的城市新建博物馆馆舍宏大，可是却没有多少藏品，只能靠投入巨资进行流散文物征集；然而仅靠征集是建立不起高质量、有内在文化逻辑结构的藏品和陈列体系的。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正面的例子，看看一个城市有了专业考古机构后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据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结华所长主编的《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披露，该所 15 年内主持过 7 项聚落考古项目，出土遗物标本总量达 1.3万件；主持 30项城市考古项目，出土遗物标本总量超过万件（套）；主持 15项窑址考古项目，出土各类青瓷遗物与窑具标本近3万件（套）；主持墓葬考古项目48个，出土各类遗物标本数千件（套）；主持或参与水下考古项目5项，发现沉船遗址７处、水下文物点７处，出水各类文物标本近 1200件。这个所同时还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基地”，其水下考古事业走在全国前列。他们的考古报告、论文集等不断问世，其考古成果参与了宁波市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海丝申遗、宁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建设和发展事业。这样的成功案例还可以在近年来出现的一批城市考古研究所身上见到。如果我国地级市以上城市都能够建立独立的考古研究所，那中国的文物事业将会取得多么重大的成就！

中国考古事业的规模实在太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不匹配，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文化遗产大国的地位不匹配，与中央提出的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不匹配。在中国这40年取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跨越的背景下，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学科基础事业的考古规模却未能跟上，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说句俗话，考古学是“一本万利”的事业，这个“利”是文化之利、科学之利、公共之利、民族之利、长远之利，就看我们是否有这个眼光、责任和使命去尽快切实地解决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