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庆山寺与女皇武则天
隋唐时期，首都长安是全国佛教中心，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西域、东瀛的高僧大德，译经、弘法、开窟、塑像等佛事不断。地处京畿地区的临潼是长安的东大门，佛事活动自然十分频繁。
1973 年和 1984年临潼曾两次发现唐代佛教造像窖藏，共计 500 余尊。题材以佛像和观音造像为主，艺术手法精妙成熟，恢宏大气，慈祥庄严，依据出土的带有纪年铭文的佛像判定，大部分是初唐至盛唐时期的小型金铜造像。1985 年，有关部门在一次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唐代庆山寺塔地宫遗址。
基于这几次重要考古发现，2017 年岁末，一场名为“佛影湛然 西安临潼唐代造像七宝”的展览，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 展览分为“清净梵相 邢家村、纸李通灵寺鎏金铜造像”与“寂乐为灭 庆山寺塔地宫”两个部分，与其说这是一场唐代佛教艺术文化的视觉盛宴，不如说是以实物资料叙述的唐代佛教兴衰简史。
不依国主，法事难立
东晋时期，高僧道安法师曾发出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感叹，纵观有唐一代，这
种现象尤为突出。佛教的发展是伴随着政治的兴衰而变化的，二者关系十分密切，虽然李唐王朝把老子作为自己的先祖，立道教为国教，但对佛教却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由天竺取经归来，朝廷专设译场，大量的佛教经典在中土得以传播，佛教本土化进程加快。唐高宗时期，高宗与武则天对佛教态度转变，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特别是佛教艺术方面呈现唐代流行的“丰腴饱满”时代精神，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融会贯通的创作精神，展现着雍容大度、海纳百川的盛唐气象。
唐代临潼地区曾建造有多所寺院，庆山寺便是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皇家寺院。庆山寺建在一处形势巍峨的山坡之上，南倚骊山，北临渭河，风景秀丽。寺院建筑的营造方式在很多方面是直接参考唐代宫室建筑构造的。在唐代庆山寺遗址范围内曾出土多件建筑石质构件，此次展览前言部分便展出有莲花纹柱础和螭首，这两件石刻雕刻简洁细腻，大气磅礴，造型别致，由此可以窥见盛唐时期皇家寺院建筑的风采。
作为展览的核心，庆山寺塔地宫出土的石门、释迦舍利宝帐、石碑和金棺银椁被放置在展厅的中央，在紧凑的空间里，形象地再现了出土时文物的次序位置。地宫中出土的其他珍宝以及两次窖藏出土的金铜佛造像分列四周展 柜。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开始由盛转衰。全国上下寺院林立，众多僧尼依赖官府供给，财政负担沉重，官府与寺院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直至唐武宗时期，开始推行崇道抑佛的政策。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武宗下令毁灭佛教，迫令二十六万多僧尼还俗，拆毁寺院 4600 余所，大量寺院田产被官府没收，勒令铸造的金银铜佛造像、法器上交国库，大部分被熔铸成货币以充军饷。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大厄运，史称“会昌法难”。展览的第一部分邢家村、纸李通灵寺窖藏铜造像应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仓促掩埋的。
因山建寺
作为皇家寺院之一的庆山寺也难逃厄运，史料中的只言片语无法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寺院原貌。万幸的是庆山寺塔地宫中出土的一块石碑，为了解庆山寺以及它背后的故事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石碑自铭“大唐开元庆山之寺 上方舍利塔记”，由供职于翰林院的高僧贞干题写，落款时间是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碑文大致叙述了庆山寺的历史和埋藏佛舍利的故事，其中提
到“此寺伽蓝 , 因神山踊建”的记载格外引人关注。何谓神山？又为何说庆山寺的创建与之有关？这要从女皇武则天即位前发生的一次政治事件说起。
唐垂拱二年（686年），雍州新丰县（今临潼）东南连续发生风雹、地震等自然灾害。对于这一系列自然现象，人们十分惶恐，因为在中国传统阴阳理论中，风雹、山崩、地震等都是执政者无德的预警，是上天对君主的警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晋州就发生过一次地震，唐高宗对此事颇为忌惮，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政教不明”的警示。虽然此时在位的是唐睿宗李旦，但实际上由武则天操控朝政，睿宗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并无实权，武则天也正在积极为自己即将登基称帝寻求政治的宣传和舆论的支持。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无疑成了棘手的政治挑战，武则天反以“警示”为瑞应，展 现了非凡的政治才华。她命人撰文称新丰县震后踊现一座神山，渲染此山“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以“庆山者，王志德茂则生”为由将此山命名为“庆山”，将新丰县更名为庆山县，并大赦天下。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身杨隋宗室，在隋朝立国之初文帝杨坚就曾效法阿育王四处建塔安奉舍利，而武则天本人又曾在感业寺带发修行。因为家世渊源和政治需要，武则天特重佛法，她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开窟、建寺、造像、迎奉舍利，佛事活动非常频繁。武则天还命人创制《大云经》宣称自己是弥勒佛降生，制造宗教舆论。载初二年（690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正式登上女皇宝座。天授二年（691年），为打击李唐王朝的国教 道教，武则天下诏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将唐代佛教的发展推向巅峰。庆山寺便是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创建的。
佛教因政治而兴盛，也因政治而衰落。随着李唐王朝的复辟，庆山寺也逐渐衰败，虽历经重修，但已然不及往日的辉煌。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在住持承宗法师以及多位高僧大德的募筹和信众的资助下，荒废已久的庆山寺得以重修复兴，地宫出土文物也是这次重修中瘗埋下去的。
涅槃寂静
瘗埋舍利是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舍利是指佛或高僧大德死后遗留的骨灰，被佛教视为圣物。与舍利同时下塔供养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奇珍异宝，如“金、银、琉璃、珊瑚、砗磲、赤珠、玛瑙”，这便是佛经中所说的“七宝”。佛教教义认为，供养佛舍利犹如供养佛本身，可得“最上福田”。
庆山寺塔地宫又称舍利精室，砖石券顶结构，由斜坡道、甬道、主室共同组成，仿照当时唐代高等级墓葬形式构建。入口建在塔外，室内空间可供人进出。地宫共出土文物 130 件（组），有金银器、铜器、陶瓷器、玻璃器等多
种类型。地宫入口处是一组石门，由门楣、框、扉、槛等共同组成。
石门上都刻画着线刻纹样，内容十分丰富，以妙音鸟、飞天、卷云、牡丹花卉为主题，门扉上则雕刻了一对躯体魁梧、手持剑矛的护法 天王像，画面细腻繁复, 刀法娴熟 ,线条极为流畅。原本地宫的入口处还放置有一对造型生动、憨态可掬的三彩狮子，它们一个俯首啃蹄, 另一个抬蹄搔痒,二兽形神兼备，一幅安然自得的景象。
出土于地宫主室的青石质地的释迦如来舍利宝帐无疑是最核心的文物，也是本次展览最重要的看点之一。释迦如来舍利宝帐本放置在地宫北壁的须弥座石床上，是用于安置金棺银椁的外函，层层套接。造型近似佛塔，应是仿照宫廷使用的帷帐制作的，宝帐分别由帐体和须弥座共同构成，帐顶是一颗硕大的摩尼宝珠。宝帐的四角留有孔洞，原本插有银叶菩提树，相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的。
石质宝帐四面用繁缛细腻的线纹刻画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故事的 4 段情节，分别为临终遗教、双林灭度、荼毗和八王分舍利。图像中佛陀菩萨慈祥庄严，弟子和诸天神情悲怆。线刻的人物轻盈飘逸，衣带如被风吹拂，这种艺术手法与盛唐时期流行的吴带当风画法非常相似。
银椁放置在鎏金铜座上，周身装饰有大量奇珍异宝，繁缛华贵，盖顶中央贴鎏金宝装莲花,
蕊以白玉作成,以玛瑙珠为蕊心。玛瑙珠上以粗银丝作成螺旋塔形。银椁的四周还镶嵌有珍珠和各色宝石，这便是前文提到的七宝。椁的左右两侧各贴饰五位弟子，即佛祖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他们形态各异，神情悲怆，簇拥在棺椁的四周；银椁的前档位置有一门，左右门扉上贴饰一对胁侍菩萨，以及并拢的佛足，它们共同组成佛祖涅槃时弟子依依不舍的情景。
金棺外装饰有缠枝的花卉纹，用珍珠和金丝制成祥云纹样，以团花点缀其中。出土时金棺内曾放置有两件琉璃瓶，层层相套，瓶内安奉的就是碑文记载的释迦如来舍利。
庆山寺塔地宫还出土有其他重要文物，例如人面纹胡壶、忍冬纹鎏金铜高足杯，以及金棺内的琉璃瓶，它们与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是源于萨珊或粟特地区，体现了唐代器物中浓郁的外来特色。
庆山寺塔地宫自开元二十九年封闭后，就再也没有开启过。随着唐武宗会昌年间大规模灭佛运动，关于寺院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事也被彻底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A
本文部分文物照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特此谢忱。
（作者为安庆市博物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