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出院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吗？
1
很多精神病人的家属，当为病人办完出院手续的那一刻，就在心里暗松一口气：这下好了，出院就没事了。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天，安静的医院楼道里传来越来越大的争辩声，最后竟演 变成愤怒的谩骂，我连忙出去查看。原来是位家长带刚出院的孩子来开复学证明，我们的医生告知他开复学证明的程序，可家长不理解，认为是刁难他，根本听不进去医生的解释，他认为医生只要写几个字就行了，为什么不给他写。
我请他坐下，先劝他不要当 着孩子的面说不礼貌的话，以免影响孩子情绪。待他安静下来我问他：“既然是写几个字这么简单，为什么您不自己写？为什么学校一定要这几个字？”看他不再争辩，我继续说道：“学校需要医生开复学证明，一方面是希望了解您孩子的症状是否确实消失，能够正常读书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此来保证其他在校学生的学习秩序不受影响，我们都是孩子家长，应该能理解。”他满脸不高兴，但也没说话。
我将一份开证明的须知交给他，上面写着“患者出院后观察一个月以上，病情稳定者，携带学校或单位介绍信及就诊资料，由直系亲属陪同，来司法鉴定科开复工或复学证明”，他一看又跳起来，嚷道：“什么？出院一个月才能开证明，我们家长都要上班，谁看着孩子？这不是找麻烦吗？”我问他：“孩子刚出院，药量还维持在高剂量治疗量，上课犯困怎么办？被同学取笑怎么办？他上学后学习压力大，导致病情反复怎么办？上学和住院的作息时间不同，孩子不适应怎么办？”家长张了张嘴，没说话，我一边安慰一边嘱咐他：“您先带孩子回家，让孩子将作息时间慢慢调整到上学的状态，也让孩子准备准备功课，这样上学后就不会感到太吃力。另外，您每天照顾孩子服药，也观察一下孩子的情况，有什么问题及时带孩子来
医院。如果孩子情况稳定，过一个月来开复学证明，我们也希望孩子尽快回归学校。”这位家长终于点了点头。
目前，多数医院为了患者早日回归社会，都缩短了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因此患者出院时虽然症状明显改善，但药物剂量较大、服药种类较多，尚需时日调整用药。另 一方面，有些精神疾病有反跳或复燃等症状波动的情况，出院后也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此外，患者恢复 工作或上学，需要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如调整作息时间、温习或补习功课、与同学或同事交往沟通，等等，因此希望患者和家属不要操之过急，让患者平稳过渡，尽快康复。
2
小丽是个东北姑娘，她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北京上访，在等待上访结果的过程中来到我们医院咨询。
从姐俩你一句我一句的陈述中我得知，小丽是家里的老小，在同胞中颜值最高，学习最好，不仅得到父母的娇宠，哥哥、姐姐也对她疼爱有加。上大学时，小丽与同班男同学相恋，两家父母都十分满意，一毕业两人就举行了婚礼，两家长辈资助买了一套位置绝佳的房子。两年后，小丽生下了儿子， 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小丽27岁时，开始出现失眠，身体乏力，她越来越感到工作吃力，觉得脑子像木头一样不能动。孩子正是顽皮好动的年纪，但小丽几乎没精力照顾孩子。丈夫为了减轻小丽的压力，让她能好好休息，就将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可是小丽的病情却不见缓解，整天没有一句话，经常僵坐不动，吃得也很少，人变得憔悴不堪，被家人送到省精神病院治疗。
每个探视日丈夫都带着很多好吃的来看她。住院两个月后，小丽的病情有些好转，她很想念孩子，可无论她怎么要求，丈夫也不肯带孩子来，并不断地告诉她，说她得了这种病对孩子怎么怎么不好，说得小丽满心愧疚。
有一天，丈夫突然来医院，说要带小丽外出去看孩子，小丽高兴极了，欢欢喜喜地上了丈夫的车。令她意外的是，车子一直开到了民政局，小丽很不解，丈夫说办了离婚手续就带她去看孩子，并言之凿凿地说离婚是为了孩子，只是走个形式，以后还是一家人，他会一直照顾小丽。小丽一下子蒙了，人都僵住了，丈夫反复安慰、保证，小丽一向信任丈夫，于是同意办理离婚手续。丈夫做了充分的准备，带齐了所有的证件和打印的离婚协议书，手续办得很顺利，直到离开民政局，小丽都是懵懵懂懂的。 随后，丈夫带她去看了孩子，看到孩子活泼健康，小丽深感安慰。傍晚，小丽被送回医院，可随后的两个月丈夫再也没露面。
医院得知小丽离婚后，通知她的娘家人接她出院，这时小丽才真正明白离婚意味着什么。出院后在姐姐家住了两天，小丽想回自己家，令她震惊的是房子已经易主。她想去婆婆家看孩子，可婆婆不让见，说他们夫妻离婚了，孩子由父亲扶养。小丽彻底崩溃了，病情复发又被送回了医院。
小丽康复后，她在家人的帮助下聘请了律师，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要回孩子的抚养权和属于自己的财产，但被地方法院驳回。小丽无奈，就和姐姐一起来北京上访。
小丽的姐姐说上访可能不会有结果，信访部门如果审查后认为案件审理没有瑕疵，结果对小丽就没有意义。姐儿俩露出沮丧的表情，她们不抱希望地问我有什么办法吗？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作为医生，我真的没有办法能切实地帮到你们。但我有个建议，你们可以 设法向法院申请鉴定小丽离婚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果小丽当时病情未缓解，有可能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离婚是否是她真实意思的表示需要确认。”
我的话音未落，就看到小丽的眼中闪过一道光亮，那是希望之光。
3
和上面故事中“被离婚”后变得一无所有的小丽一样，下面这位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经历也同样让人唏嘘不已。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专心致志地打鉴定报告，一位中年男子几乎用冲的速度进入我的房间，我还没来得及问话，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就号啕大哭，无奈，我只好先安抚再问话。百般安慰之下，男子渐渐平静下来，但他的表达能力不佳，交流不是十分顺畅。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弄明白，原来他患有精神发育迟滞，因为与人打架曾被家人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住院期间，父母相继患病，家人应对不暇，无人照顾他，只好让他在医院继续治疗。
两年后，他出院了，可父母均已过世，他一个人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哥哥、嫂子常来看他，给他送吃的，他对兄嫂满心感激。可半年后，哥哥说要把父母的房子卖了，让他住到养老院去。他不愿意，哥哥说他没有行为能力，凡事可以替他做主。哥儿俩说不拢，吵了好几架，昨天哥哥说他有暴力倾向，想让警察帮忙把他送进医院，他在警察到来之前跑了出来，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急得直哭。他说自己有国家给的补贴，有父母留下的房子，可以自己生活，也不会再和人打架了，不愿意去养老院。
最后，他求我们帮助他，我不 忍心告诉他医生其实没权限处理这种事，就告诉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认定他是否有行为能力，如果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请街道或法院帮他指定监护人，维护他的合法权益。他似乎不能完全听懂，于是我一边尽量用简单的话和他解释，一边写下他该找的机 构、该走的程序。
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在工作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患者家属、患者的工作单位甚至患者本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患上精神疾病，或者持有残疾人证就没有行为能力，事实不是这样。
我告诉这位患者可以找其他亲属帮忙，如果没有亲属可以找街道，这件事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最终他破涕为笑，拿着我写的纸条走了。待他离开，我忍不住重重地叹了口气，他要走的路还很长，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