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校结合视角下科普教育的治理逻辑———以上海自然博物馆“博老师研习会”项目为例 / 黄子义 唐智婷 姜浩哲
摘 要 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启示着科普教育同样应从“科普管理”走向“科普治理”。在现代博物馆的教育转型中，馆校结合视角下的科普教育需要在课程项目的理念上体现“四性”、做到“五不”；在参与主体的考量上“六方”协同、博采众长；在专业人员的发展上探析路径、 注入活力， 从而厘清治理逻辑以便更好地凸显博物馆的公共服务价值和推动学校教育的实践化改革。以上海自然博物馆“博老师研习会”项目为例，从项目理念、参与主体和专业人员三个方面进行探析，并以此为新时代馆校结合视角下的科普教育治理逻辑提供若干启示。
关键词 博物馆 科普教育 治理逻辑
0 引言
科普教育作为科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它的价值与意义已经广为世人认可。 其既是科技创新争取社会大众理解支持的需要， 也是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和培养“未来科学家”的现实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校外科普教育的重视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新时代，如何有效提升科普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使其为更多的人更好地接受，是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传统的科普活动在受到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限制的情况下，“为科普而科普” 的科普教育现象时有
发生。一方面，青少年学生在考试指挥棒的影响下不能深刻领会到科普的价值和意义， 因而真实参与度和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科普公益讲座等确实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 科普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并不强，效果并不理想。传统科普的现实困境催生了科普教育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以实现博物馆与学校教育深层次融合为目的的馆校结合科普教育活动开始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种趋势[1]。
虽然博物馆、 青少年学生和中小学都对馆校结合的科普教育抱有很大的期许， 但现实情况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 当前馆校结合的实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理论研究却并不多见，规范化、科学化的馆校结合治理逻辑并未厘清。 如果没有找到“望远
* 本文为 2019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生科普能力提升项目“我国典型地区馆校结合现状调查———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编号：kxyjskpxm2019054）；2019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基金重点项目“‘支架+’STEM 教学实践共同体对教师批判性思维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编号：ECNUF0E2019ZD050）；2019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线教育及教师发展专项基金项目“基于工程思维培养的STEAM 课程的教学评估”（编号：ECNUF0E2019ZX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镜”审视馆校结合的治理逻辑，而是简单用“显微镜”审视馆校结合活动的设计细节或直观效果， 那么馆校结合活动的质量保障机制就很难建立，博物馆、青少年学生和中小学三方的期许就很难满足。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启示着科普教育同样应从“科普管理”走向“科普治理”。 有鉴于此，思考馆校结合科普教育的宏观发展机制， 探寻新时代馆校结合视角下科普教育治理逻辑，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1 治理逻辑
1.1
课程项目的理念探析：体现“四性”，做到“五不”馆校结合视角下的科普教育作为一种创新的科学教育新模式、新业态，不同于常规课堂教学或实验教学。 国家课程或地方课程都还没有对馆校结合教学做出明确的要求， 因而通过项目化管理和打造独特的“校本课程”“馆本课程”，乃至于“馆校结合课程”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但是，在还没有大范围推广馆校结合科普教育的前提下， 学生依旧面临着升学的压力，“馆校结合课程”很难覆盖到小学、初中或高中一个完整的学段， 往往只能以短期课程的形式在一个学期或一个假期内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馆校结合课程”的实质类似于短期的项目式学习。
“馆校结合课程”的开发和打造意味着馆校结合项目是一个专业的课程，尽管是短期的课程，但依旧是连续性的且有体系、有结构、有主线的，是克服了科普讲座、科普讲解零碎而松散弊端后应运而生的。作为专业的课程，“馆校结合课程” 还理应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1）深度融合性。“馆校结合课程”必须深度融合学校教育与科普教育。一方面，“馆校结合课程”应当使中小学生能够学习、 巩固学校科学教育课程要求获得的知识或者产生科学知识的“前概念”，也即“馆校结合课程” 不是超纲课程而是学校科学教育课程的加强版；另一方面，“馆校结合课程”应当凸显出科普价值， 使学生主动参与到科普活动甚至科普宣传中，激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热爱，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未来从事科技工作的可能性。
（2）双重载体性。“馆校结合课程”是以学校和博物馆为本位的，其载体必须依托于学校和博物馆。这也就意味着，“馆校结合课程” 要充分结合和发挥好学校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 课程的实施是学校和博物馆双向互动和合作的过程。例如，近年来，“学校科技活动日”“校园科技创新周”“校园科创开放日”出现了博物馆进校园的新模式，成为“馆校结合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体现的是博物馆通过学校资源使科普教育影响力在区域内形成辐射效应； 而与此同时的是，中小学也越来越多地将研学旅行、暑期社会实践地点选择在博物馆， 其体现的是学校通过博物馆资源营造更好的教育场域， 从而使学生感受到原生态的奇妙科学现象。
（3）目标协同性。学校开发“馆校结合课程”的目的之一在于加强和巩固学生的科学学科知识， 而博物馆开发“馆校结合课程”的目的之一在于更好地发挥科普效应和肩负起自身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和博物馆开发“馆校结合课程”的目标不具有协同性。事实上，如果从“立德树人”这一今日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来看， 学校和博物馆都在协同育人，“五育融合”是“馆校结合课程”的重要目标和导向之一。也只有当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和劳动教育通过“馆校结合课程”实现协同统一的时候，“馆校结合课程”的真正价值才能真正凸显。
（4）内容整合性。“馆校结合课程”的实质类似于短期项目式学习，而“项目式学习首先应该是一种打破学科的逻辑结构而以项目来统整课程的课程模式”[2]，因此“馆校结合课程”需要体现丰富的内容整合。“馆校结合课程”依托于学校课程载体，但与学校科学课程不同的是， 其不再是一堂课讲解单一科学知识点的形式， 而是要使课程知识整合于项目式学习中。 在子项目课程中，既有知识点的“温故知新”，也有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还有知识点的“复习强化”等。馆校结合科普教育有着深厚的教育教学理论基础，近年来，STEAM等跨学科课程也越来越多地在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中出现[3]。
通过明确“馆校结合课程”的基本特征并建立相应的项目运行机制， 可以强化馆校结合科普教育的过程化治理。 由此，也不难发现，“馆校结合课程”的基本特征与通过已有博物馆案例教学经验总结得到的“对接课标 + 场馆特色 + 先进理念”的基本策略和“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 + 趣味创意”的项目设计思路是相一致的[4]，其治理的基本理念应该遵循“五
不”原则，即“需要成绩，但却不能从学生身上抢成绩；需要趣味，但却不能偏离学科来讨好学生；需要有序，但却不能用权力和体力去管制学生[5]；需要弘扬科学精神， 但却不能一味地为了科普而忽略了学生的现实需求；需要关注现实问题，但却不能为了关注现实问题而忽略了科学的深层内涵和价值”。当怀着这样的理念来治理馆校结合科普教育， 就能少一点“功利倾向”，也不那么“理想主义”，从而使学校教育与博物馆教育的有机结合点也恰到好处地成为学生自我发展需求和社会人才导向的平衡点。
1.2 参与主体的考量：“六方”协同，博采众长
馆校结合科普教育，顾名思义，其参与主体必然离不开中小学和博物馆。但是，馆校结合科普教育的参与主体一般情况下也远不止于中小学和博物馆。首先，馆校结合科普教育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监管。一方面，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作为公益活动，其资金来源除了中小学和博物馆的自筹资金以外， 很多情况下需要有政府专项实践经费和科研经费的支持；另一方面，近年来，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也开始在幼儿教育市场中出现， 其规范和监管工作必须由教育行政部门参与。其次，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为了进一步凸显其专业性，常会邀请高校、科研机构或学会团体参与其中。高校、科研机构或学会团体的参与使得馆校结合科普教育的可学性、规范性得到增强，中小学教师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等组织者也能得到专业的指导，课程活动效果也能得到专业的评估。再者，为了扩大馆校科普教育的公益面， 青年市民或大学生志愿者也会参与其中。对于青年市民或大学生志愿者来说，馆校结合科普教育是一个实践育人平台， 其能通过馆校结合科普教育在服务中回馈社会， 在奉献中收获成长。最后，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会根据实际需求邀请第三方机构的参与。例如，课程活动的项目学习成果展览可能会需要办展机构的参与； 课程中的部分内容可能也会需要专业公司数字技术的支持。
同时也应看到， 各参与主体在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中的利益诉求是不尽相同的。 中小学和博物馆虽然总体目标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但中小学往往更倾向于希望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学科知识和获得研究性学习的机会， 从而在升学考试或综合评价录取中获得更优秀的成绩；而博物馆、高校、科研机构或学会团体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学生使更多市民认识到科普的重要价值， 从而形成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效应”。青年市民或大学生志愿者往往将其作为锻炼成长的平台， 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往往也会将其作为很好的实习机会。 第三方机构则希望获得经济利益。
由此可以看出， 馆校结合科普教育的参与主体是多样的、复杂的，在馆校结合科普教育的治理中，既应确立和明晰参与主体的主要职责和充分发挥参与主体的价值功能， 也应满足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 使各参与主体在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中能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进而在多主体参与和供给的基础上满足多样的教育需求，强化协同育人效应。
1.3 专业人员的发展：探析路径，注入活力
如果仅把馆校结合科普教育活动看作是培养未来科学家的项目课程， 那么馆校结合科普教育是很难有长久生命力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科普教育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 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儿童或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使得科普工作者在短时间内很难获得工作成就感， 而科普工作者一般也不会对科普对象开展长期的跟踪式调查，因而长此以往，科普工作者容易缺乏效能感或产生职业倦怠感。从这个意义上说，馆校结合科普教育需要将科普工作者的专业发展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同时，科普工作者的专业发展也是科普活动质量的重要保障，而当前我国对科普工作者专业发展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当前， 世界各国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颇有建树，科普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教育，科普工作者的专业发展可以参考和借鉴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和路径。 首先，从科普工作者专业发展的外部动力来看，应建立健全的馆校结合科普课程的质量评价体系，通过高校、 科研机构或学会团体的专业评估和科普受众的实时反馈促进科普工作者的专业反思和提升。 其次，借鉴大规模学校的治理机制，可以建立馆校结合层面的绩效标准和考核机制， 为馆校结合的长远发展建立可预期、有反馈的工作路径[6]。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绩效标准和考核机制是对馆校合作组织而言的， 并不是用来考核科普工作者个体的工作标准。只有明确了组织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处在
组织中的个体才会更有专业发展的动力。再者，应建立科普工作专业发展共同体，其可由中小学教师、高校专家学者、博物馆工作人员等参与，从而使科普工作水平在交流中进步、在研究中发展。 最后，从科普工作者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来看， 只有热爱科普的人才能全身心地投入科普， 因而如何提升科普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和效能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 案例分析
自 2016年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上海科技馆合作开展了“利用场馆资源提升科技教师和学生能力的‘馆校合作’项目”，以“培养一批具有学习能力，敢于实践创新、富有科学精神的青少年；促进学校教师利用场馆资源开展拓展型和研究型教学的能力；搭建项目平台， 探索科普场馆与学校间可复制推广的馆校合作模式”为目标，开展了一馆多校、馆校联盟、自然教育科技联盟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搭建起馆校合作项目平台，以培养学生和教师的综合能力。
如图 1所示，“博老师研习会” 作为该项目的子项目之一，是上海市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项目。2019年春季，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组织中小学教师参与以“研学”为主题的“博老师研习会”项目，旨在搭建教研员、学校、场馆的交流平台，深化教师对“研学”概念的了解和认识，提升教师运用场馆资源和课程研发能力。为此，该项目共设置了四次活动，在第一次活动中，上海自然博物馆邀请了高校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心的教授和市教研员开设专题讲座，从研究者的角度分享对“研学”的认识与理解，之后教师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自然博物馆， 并组成合作小组，确定后续设计的活动方案主题。第二次活动为了让教师了解博物馆资源， 由馆方教育人员介绍探索中心的课程、线上资源等多种类型的展教资源。第三次活动为跨学科工作坊，由高校专家和教研员开设讲座，介绍 STEM教育和跨学科主题课程方案的设计。 最后一次活动则由高校专家和教研员组成“智囊团”，指导与完善各组教师设计的研学活动方案。
2.1 “博老师研习会”项目的理念探析
“博老师研习会”项目在整体的理念设计上符合“深度融合性”“双重载体性”“目标协同性”“内容整合性”四个主要特征。
（1）深度融合性。“博老师研习会”项目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牵头下， 由上海自然博物馆组织中小学教师参与培训， 并利用博物馆展教资源设计课程方案，使学校教育和博物馆教育产生深度融合。
（2）双重载体性。馆校结合课程的“双重载体性”启示着需要充分发挥学校和博物馆各自的资源优势。学校的资源优势体现在拥有掌握学习教育理念、现代教学方法的教师资源， 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体现在具有丰富的生态教育资源与多样的生态教育方式，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不足[7]。“博老师研习会”项目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与中小学教师为双重载体， 设计出基于场馆资源的中小学活动课案例。
（3）目标协同性。“博老师研习会”项目作为上海市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项目， 旨在帮助教师熟悉展教资源，了解场馆学习相关的理论，提升利用场馆资源开展教学活动的能力。 项目目标与中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科技馆、博物馆、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等到处都有科学学习资源， 到处都可以作为科学学习的场所，是科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要求是相符合的[8]。 在项目中，教师需要精心策划馆校结合活动，整合、运用课堂内所学的内容，了解博物馆的展教资源，掌握一定的场馆学习理论，从而力图使“馆校结合课程”达到“五育融合”的育人目标。
（4）内容整合性。 以“研学”为主题的“博老师研习会”项目开设了“跨学科工作坊”的专题培训，并将
跨学科思维融入小组实践之中， 从而努力提升中小学教师跨学科思维开发能力。 打破了传统专家讲座和报告的“单向灌输”模式，采用项目式学习的方式整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等多门学科内容，既符合当前倡导 STEAM 教育的国际教育改革理念，也能让参与培训的教师在实践中感悟，在实践中提升，在实践中成长。
2.2 “博老师研习会”项目的参与主体考量
“博老师研习会”项目的参与主体包括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小学教师。 在该项目中，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是牵头者，上海自然博物馆是组织方，而中小学教师则是参与者。作为直接参与项目的中小学教师， 在人员构成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任教语文、数学、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不同科目的中小学教师。 各科教师组成合作小组参与专题培训、小组实践、活动方案设计，可以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内容融入馆校结合课程中， 凸显跨学科的特征。
各参与主体在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中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供了一定的专项经费和支持， 希望中小学教师有更多机会了解博物馆、科技馆资源；中小学教师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提升运用博物馆资源设计与实施教学活动的能力，获得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所需的学分；上海自然博物馆馆员则更多的是听从领导的安排， 完成上级指派的培训任务。
主办方对项目参与主体动机调研结果显示，“培训内容与所教学科相关，自身对博物馆资源感兴趣，希望提升个人的专业技能， 获得职业发展必需的学分”为参与该项目中小学教师的主要动机，而上海自然博物馆馆员的动机主要包括“提升个人工作技能，适应个人专业性格，对项目本身感兴趣”。 虽然各参与主体在馆校结合科普教育中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差异，但提升个人的专业和工作技能，对项目培训内容或项目本身感兴趣是馆员和中小学教师共同的参与动机。
2.3 “博老师研习会”项目的专业人员发展
通过对“博老师研习会”项目专业人员进行数次访谈和分析后发现，虽然整体上看该项目圆满完成，并且基本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是就专业人员发展而言，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首先，从活动参与者的角度分析， 由于参与培训的中小学教师缺少博物馆教育相关的理论基础， 他们似乎难以将博物馆资源灵活运用于活动策划之中。其次，从自然博物馆馆员的角度分析，缺乏一定的自我效能感，而易产生职业倦怠感。 最后，从活动策划者的角度分析，其策划的培训活动部分预期目标未能达到， 并没有完全实现“深化教师对‘研学’概念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从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上看， 不仅需要了解博物馆已有的展品资源，学习博物馆探究式、项目式的跨学科、STEAM 教育理论， 还需要利用博物馆资源，设计并实施针对特定学龄段学生的活动方案，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培养学生跨学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从馆员专业发展的角度上看，不仅需要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还应努力提升科普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自我效能感和专业性，并以此形成专业发展良性循环的“共同体”[9]。 而对于策划者而言，在策划培训活动之前，应通过访谈、问卷等形式调查中小学教师参与活动的需求，从学校、教师的实际出发，组织教师体验多种形式的活动，不断提高场馆资源的运用效能和效果。
3 启示与展望
科学教育不仅应发生在教室和实验室中， 更应发生在科学产生的情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普教育是学校科学教育的重要延伸， 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厘清科普教育的发展机制和治理逻辑，明确课程项目的理念、 参与主体的考量、 专业人员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引导科普教育走向规范化、科学化道路，才能更好地让创新、趣味、有价值的科普教育活动充分涌现。从项目理念、参与主体和专业人员发展三个方面对“博老师研习会”项目进行剖析，能为“馆校结合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提供新的视角，引发新的思考，注入新的活力。
首先，从课程项目的理念来看，应当聚焦“深度融合性”“双重载体性”“目标协同性”“内容整合性”开发更多、更优质的“馆校结合课程”，真正实现立足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服务促进学生终身学习的课程宗旨。同时，以“馆校结合课程”建设为契机，推动STEM教育、具身学习的落地生根。
其次，从参与主体的考量来看，“馆校结合课程”要完善多元主体准入机制，努力打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学生受益”的格局，并以此形成“社会教育力”，多主体、多渠道、多路径汇聚育人合力。
最后，从专业人员的发展来看，要加强对专业人员发展的重视，增强对专业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引导专业人员树立“终身发展”的理念。 以专业共同体带动专业个体的发展， 激发专业人员在课程开发、建设、实施、评价全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将专业人员投身科普教育的决心转化为实践效能。
馆校结合视角下的科普教育随着新时代科普教育的变革而兴起， 其必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发挥好馆校结合视角下科普教育的价值，促进博物馆的教育服务转型和推动学校教育的实践化改革， 需要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去为其做好发展和治理的规划和引领。参考文献[1]宋娴.中国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D].上海：华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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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7 收稿，2020-04-20 修回）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museums and schools: Taking "Teacher Bo's Seminar" of Shanghai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s an example// huang ziyi, tang zhiting, jiang haozhe
First-author's Address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51184800007@stu.ednu.edu.cn
Abstract The shift from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o "educational governance" suggests tha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should also move from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anagement" to "science popularization governance". In 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museum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museum and school needs to embody "four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 "five don'ts" in the idea of the curriculum project; "six parties"need to collaborate and learn from other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s, the path needs to be analyzed and the vitality needs to be injected. Clarifying the governance logic will better highlight the public service value of museums and promote the practical reform of school education. Taking the"teacher Bo's Seminar" project of Shanghai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ject concept, participant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museum and school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useum,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governance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