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对企业发展的启示
刘依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摘 要：后发优势理论最初是用于解释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现象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它成为了一套用于指导后发国家、地区和企业赶超先进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理论工具。本文通过对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回顾、梳理和总结，发现大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后发国家、地区和企业实现赶超的关键在于对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并且强调要把自主创新作为最终目标。
关键词：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制度学习
一、国外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回顾
1.后发优势理论的形成发展阶段后发优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 Gerschenkron，1962)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提出的,他在研究俄国、德国等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后发现,各国工业化起点可能不同,但是经济水平越落后,其增长速度反而越快, 他将这种反差优势确定为“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之后列维（Levy M.J.，1966）指出了后发国存在五大后发优势，同时也存在三大后发劣势，而且互相制约。纳尔逊和菲尔普斯(Nelson P.R.& Phelps E.S.，1966）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模型化,他们认为技术差距值越大,后发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就越快,两者呈正比例的线性关系，而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发展也就越快，但会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减慢, 最终保持一个“均衡技术差距”。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 M.，1989)提出了“追赶假说”，即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越低，其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前提是后发国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社会能力”是后发国通过教育等途径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不同质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日本学者南进亮（1992）以日本工业化历程为背景提出了“后进利益论”，他认为日本20 世纪 50、6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和利用，70年代后，随着技术和经济等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后发优势也逐渐消失了。
2.后发优势理论的深化研究阶段这个阶段学者们更多的转向了对后发优势的达成和利用的研究上，如伯利兹和克鲁格曼（E.Brezis & P.Krugman,1993)在总结后发国成功发展经验后，基于后发优势理论提出了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模型,即后发国可以直接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在某些产业实施技术创新和超越，从而能进入国际市场与先进国家竞争。弗里曼（Freeman C., 1996)认为后发国如果长期内没有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做好制度变革的准备，就会丧失后发优势的机会窗口。马佐莱尼和纳尔逊（Mazzoleni R.&Nelson R.R.,2007)研究认为人才流动、政
府支持等因素对后发优势的获得有积极的作用，而各种制度特别是公共研究制度是后发国经济成功追赶所必须的关键因素。琼斯和罗默（Jones C.I.&Romer D.M.,2009)提出后发国必须具备良好的规则，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追赶，否则，技术存量就会陷入停滞状态。马德森（Madsen J.B.,Islam M.，Ang J.B.,2010)等学者用研发强度和教育成就度量后发国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他们发现后发国加强对教育和技术转移的研发投入可以提升其追赶能力。
二、国内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回顾
我国学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并研究后发优势理论。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对该理论的深化解释与拓展应用，研究角度也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由国家视角向企业视角延伸。1.后发优势理论的国家视角罗荣渠(1993)开始论证了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林毅夫（1999）指出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在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选择性，可以是引进或模仿，而先进国家只能通过创新实现技术进步。陆德明（1999）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机制和政策等，并提出了后发国发展动力转换假说，即后发优势因差距而存在, 通过资本、技术和制度的引进、模仿和学习而发挥作用，随着差距的缩小而逐渐消失，最终后发国必须通过自主研发和创新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杨小凯(2000)认为后发国如果只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短期内可能会成功，但长期发展可能会失败，后发国应该先进行制度模仿,通过宪政体制改革克服制度方面的后发劣势,才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林毅夫(2003)对此表示异议, 他认为后发国并非要先实现宪政体制改革才能避免后发劣势，后发国利用后发优势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金明善等（2001）深化总结了后发优势包括选择、途径、精神和学习的优势，并可划分为资源型、机遇型、创新型、传导型和“强政府”型五类后发优势。简新华等（2002）认为后发国存在资本、技术、人口、制度、管理、竞争等方面的后发劣势。郭熙保等（2004、2009）认为后发优势主要包括技术、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的后发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