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叫吴小如的鱼，游远了 舒晋瑜
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个年头了。2014 年 5 月 11 晚 19 时 40分，学者吴小如先生走完了他 93年的坎坷之旅。
与吴小如先生有近七十年交往的作家邵燕祥，曾以“两条小鱼”形容他和吴小如先生在非常年代里“相濡以沫”的友情。“那条叫吴小如的鱼，还曾经尽量以乐观的口吻，给创伤待复的另一条鱼以安慰和鼓励……”他曾经有感于吴小如先生坎坷的际遇，“是非只为曾遵命，得失终缘太认真。”叹惋吴小如先生“可怜芸草书生气， 谁惜秋风老病身？”而吴先生的作答却充满豪气“又是秋风吹病骨，夕阳何惧近黄昏。”
3年前的5 月 12日，我再次赶到北大中关园，通往 43号楼短短的几十米路，走得沉重而缓慢；陆续遇见前来送别的亲朋好友，脸上写满悲伤。
在接待我的那间卧室，先生常坐的沙发上堆放着整齐叠放的衣物。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青年教授张一帆说，10日接到吴先生电话，得知先生已看完我采写的文章，11日上午，张一帆赶到吴先生家里，才知先生有些不舒服。先生把文章中需要修改之处和张一帆交待之后，由学生送往医院。那是张一帆见吴先生的最后一面。
“这篇文章，是吴先生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也是他最后亲自审定的文章。”张一帆说，遗憾的是，吴先生没来得及再看一遍，也没等到文章见报。
2014 年3月，吴小如先生获得年度“子曰”诗人奖，并出版《莎斋诗剩》（作家出版社），评委会的评价是：他的诗词作品，历尽沧桑而愈见深邃，洞悉世事而愈见旷达，深刻地表现了饱经风雨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感悟，展示了一位当代文人刚正不阿的风骨和节操。5月7日，吴小如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一生有三个嗜好，一是做诗，二是看京戏，三是写字。
吴小如先生的诗集出版后，托张一帆送我。我随即打电话向先生表示祝贺。他说：“无所谓”。但是有一点很值得欣慰的是，此前已经有书法爱好者收集了他的很多书法作品，因为缺乏资金，未能来得及出版。
现在有了奖金，这部书法集可以顺利出版了。
还有一点令吴小如先生欣慰的，是自己曾经被父亲认为“不是写诗的材料”，不但父亲后来认可他的诗作，也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认可。
1944年开始做诗时，吴小如先生把诗交给父亲吴玉如先生请教。父亲见吴小如写的古诗，一首中就用了三个韵脚，便说，这不是诗，连顺口溜都够不上。年轻气盛的吴小如不服气，当时就下决心：我非做好不可！
吴玉如先生晚年的时候，再看吴小如做的诗，问他：“你看你的诗像谁？”吴小如说：“谁也不像。”父亲说：“不对，你的诗像我。”由此可见，吴小如先生受父亲的影响很大，而他并不自觉。“我做诗也好，写字也好，父亲认为我都不够材料，我努力写字，努力做诗，父亲什么也不说。但是后来有人找父亲写字，父亲应付不过来，就把我找他批改的字送人，说： ‘这是我儿子写的字，你们拿去看吧！’”吴小如说，自己临帖从不临父亲的字。因为父亲的字功夫太深，临不好。可是父亲最后认为吴小如的字，最像他。
从“不够材料”，到得到父亲的认可，吴小如是下了功夫的。在他的印象中，父亲一生桃李满天下，但真正给自己的孩子一字一句讲授古书的机会并不多。父亲早起上班，吴小如上小学，每天早晨同在盥洗间内一面洗漱，父亲会口授他唐诗绝句一首，集腋成裘，吴小如到晚年也还能背得出不少诗歌。“有兴趣就爱钻研，什么事都有成功的那一天。”这是吴小如的经验，如果没有兴趣，打或骂都不解决问题。
写了近 70年诗歌，吴小如最深的体会有三条：一要有真实的感情，有实际的生活，诗写出来才有分量；二是不能抄袭古人的东西。中国的旧诗太多了，难免有重复；三是现在做旧诗的人很多不懂格律，不按旧章程做，格律不讲究，认为七个字就是七言诗，五个字就是五言诗。吴小如先生说，第二条自己也没做到。写诗的人太多了，难免就有跟古人撞车的时候。
他举例说，苏东坡有一首五律：“马上续残梦”。后人就说，抄了唐朝诗人刘驾的诗，刘驾是不出名的，苏东坡也未必看得见刘驾的诗，吴先生说，他相信苏东坡不会在做诗的时候忽然间用了刘驾的诗。
京剧史专家钮骠先生与吴小如从上世纪50 年代就相识，与 吴小如先生有近60多年的师生情谊。听到吴小如先生去世的消息，钮骠大哭一场。在他的眼里，吴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家，国学底子深厚，而且是资深京剧鉴赏家和京剧评论家，“他年轻的时候就爱看戏，看的戏都能原原本本地叙述，他爱学戏、能唱戏，这是研究理论不能缺少的。他是唱片收藏家，认真研究过前辈的唱片，用今天的话说，是明辩笃实，吴先生年轻时就做到了。”
吴小如先生说，他一辈子有三个嗜好，一是做诗，二是看京戏，三是写字。这三个嗜好都受家庭影响。父母也喜欢看戏，看得很多，但他们不研究。而吴先生受父母熏陶，三四岁开始听唱片，五六岁便随家人外出看戏，十岁左右就常常偕弟弟同宾跑戏园子，十三四岁亦摹仿小报文风老气横秋写剧评，十五六岁起陆续跟着天津的王端璞、韩慎先、王庾生，北京的张伯驹、贯大元、刘曾复等学戏。“文革”前，吴先生几乎每周必看京戏，玩票学过四五十出戏，亦曾登台演出三场戏，戏码有《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捉放公堂》、《上天台》，吴先生扮杨波、扮陈宫、扮刘秀，观众席上有张伯驹、华粹深、周铨庵等先生及吴先生的父亲吴玉如。2008年初，上海东方电视台开设《绝版赏析》和《梨园往事》栏目，曾邀请吴先生赴沪开讲。
京剧评论界有一种普遍的情况，即“傅其翼者两其足”，懂戏的不大能写，能写的又不大懂戏，求其二难相并者并不多见。而吴小如先生却能兼得。他的学生、已故中华书局编辑沈玉成曾评价，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说》“是非褒贬尺度当然不可能使每个人表示赞成，但是其敢于鲜明地表示自己的观点，
而且敢于顽强地信守自己的观点，然而一旦有人根据事实指出他的论述中的不足，他又乐于改正并且公开承认。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小如同志对待京剧艺术的态度，不失其作为学者的良心和严谨，这对时下的某些风气应当起到一些针砭的作用。”
在《人民政协报》王小宁先生谈到吴先生８５岁时还曾经为美国学员讲戏曲，吴小如先生在谈到什么是好的演员和什么是好的观众的问题时，认为好的演员关于运用技巧但不会让观众认为他是在卖弄技巧。以梅兰芳和程砚秋用“水袖”为例，两位京剧表演大师在舞台上用“水袖”的技术都极其自然，不会让观众有刻意表演的错觉。《武家坡》中的玉宝钏住在寒窑里，戏中有王宝钏进窑洞的动作。程砚秋先生的表演是蹲下，转个圈，进洞，水袖自然带过来。而有的演员在演到这里的时候用了夸张的水袖动作，似乎在提醒观众：我要进窑洞了！梅兰芳先生抗战以后的表演，从一出场，即进入角色，直到演出结束，不给观众任何暗示，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一个水平和状态的表演。直到演出结束，观众才从角色和剧情中醒悟过来，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什么是好的演员？什么是好的观众？在舞台上表演忘记了他是在演戏的演员吴小如先生认同古人所说
“吉人词寡”。可他一有机会还是爱说。他说，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总爱看到文化领域中别人身上或文章里出现的缺点，而缺乏认真反思的自省功夫。
就在吴先生去世前不久，他还打电话给某报，指出里面张伯驹和丁至云有《四郎探母》剧中《坐宫》一折的剧照，写成了《打渔杀家》。他打电话给报纸负责人，负责人反问：怎么办？吴先生说：更正一下。此后却再无下文。
吴小如先生被称为“学术警察”，是有原因的。他对学界不良现象毫不留情：校点古籍书谬误百出，某些编辑师心自用地乱改文稿，知名学者缺乏常识信口胡说，学界抄袭成风……更关键的是，他的批评方式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吴先生有一个叫沈玉成的学生，就写文章说吴先生对自己不留情面。沈玉成在文章中说：“连我这老学生都受不了，所以吴先生到处受挤兑碰钉子，一生坎坷。”吴先生说，他几 十年的处境的确如此。
2011年，吴先生90岁生日，他再三要求不搞庆典、不送花篮。学生们只能联手出了一本《学者吴小如》。我前去拜访时，先生精神尚好，他高兴地说：“别人都是死了后出一本纪念文集，我活着时看看这些文章，看看大家对我评价怎么样，免得我死后看不见了，等于是追悼会的悼词我提前听见了。”但是，他更清醒： “实际上，收进去的文章都是捧我的，但每篇文章都有实际内容。作者里有些是我学生，有些是学生的学生，好些我都不认识。看了以后，我想：这评价准确吗？好话说得太多了。”
对于别人的好话或称谓，他都不在乎。我问他“学术警察”时，他说：“要我说，现在不是学术警察太多，而是太少。我就觉得，电视、电台、报纸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国家的文化好坏都看这些个窗口，结果这窗口漏洞百出，好些是乱七八糟。我看不过去就写文章，别人认为我是多管闲事。”
他批评别人，对别人的意见也是虚心接受。钮骠就曾多次给他指出文章中的不妥，吴小如先生一一改过，并写在文章中，称钮骠为“诤友”。
可是，他并不后悔。他说：“我这人，一向就是主张表里如一，而且我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对名利看得很淡。名利对我来说根本是身外之物。当我年富力强，我想培养青年人，青年人不找我；现在有些人要来找我，可是我年纪老了，又有病，处境不好。”
“言寡尤，行寡悔”，是说做人说话要问心无愧，做出来的事情不至于做完后悔。但是吴先生也知道，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所以，他的主张是，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首先自己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不是说，说的话一点儿没错，不做别人不满意的事情，那就变成滑头了。”
吴小如先生的一生，坦荡磊落，他说过唯一的一次假话，是对他的父亲。吴玉如先生壮年时，双臂有力，可将幼时的同宝（小如）、同宾（少如）兄弟抱在手中同时抛向空中后再稳稳接住，小兄弟俩对此不以为惧，反而特别高兴，因而小如先生与其父掰手腕一辈子没有赢过；吴玉老临终时，年过花甲的小如先生为了博老人一笑，再次提出掰腕子，其时老先生手腕早已无力，
小如先生装作再次输给老先生，意思是：您还是那么有劲。小如先生后来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说假话。
吴小如先后师从游国恩、俞平伯、周祖谟等先生，学养深厚，深为学界推崇。他对《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所作的贡献，深深为学生们感念，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大优秀教材”之誉。但是他却感到惭愧，因为萧伯纳有言“能者干，不能者教。”他之从梦想当作家而变成“摇唇鼓舌”的教书匠，“正说明我是一个无能之辈。”
吴小如从上学时就爱读《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后来读神魔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新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进了初中，开始读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等作家的作品，后来读翻译小说。
这些阅读对吴小如后来做学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读书却不等于做学问。从做学问的角度看，吴小如受朱经畲、俞平伯、游国恩三位老师影响最深。1938年吴小如入高中，开始听朱经畲老师讲语文课，这才算沾上“学术”的边儿。朱老师从《诗经》、《楚辞》讲起，然后是先秦诸子，《左传》、《国策》、《史记》、《汉书》。我在课堂上知道了治《左传》要看《新学伪经考》和《刘向歆父子年谱》，读先秦诸子要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古史辨》。1939年天津大水，我侍先祖母避居北京，每天就钻进北京图书馆手抄了大量有关《诗经》的材料。到40年代，又因读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而勤搜有关“四书”的著作。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先后从俞平伯师受杜诗、周邦彦词，从游国恩师受《楚辞》，从废名师受陶诗、庾子山赋，从周祖谟师受《尔雅》，从吴晓铃师受戏曲史。每听一门课，便涉猎某一类专书。这使吴小如扩大了学术视野。
20 世纪 40年代，吴小如就曾经写过小说、散文和诗歌。“我是文革后加入作协的，1950年代初，北京第一次文代会我参加了。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想当作家，后来发现不行，我兴趣不在文学创作，而在于研究古典。1934年我就开始试着给报刊投稿，我最初的梦是当作家。”但是，吴小如先生的父亲吴玉如，认为在报纸上投稿是“不务正业”，所以，吴小如先生写 过短篇小说、散文，写过古体诗，用的都是假名。吴小如年轻时用“少若”的名字发表作品，在作协登记时，笔名就这一个。
1943 年至 1946年，吴小如先生在中学教语文，此后 3年时间教家馆（当时是兼操副业）。49年到 80 年一直在大学中文系。48年的时候，由沈从文先生介绍他在一家报纸编了不足一年的文学副刊。“我教中学时，要教文言文和古诗。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诗人，我为了深入作品，我就实践。所以我会写文言文，会写旧诗，那还是二十几岁，为了教书，才下那个功夫。”20世纪 50年代起，吴小如先生专治中国古典文学，由游国恩主持，吴小如担任大部分注释和定稿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数十年来一直为国内大学中国文系指定教材或参考书。
1951年，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和国文系主任高名凯先生把吴小如先生从天津调到燕京大学，待了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吴小如先生留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没有带研究生的，吴先生就带过一个研究生。他做讲师编的教材，印了几十万本，被美国好几个大学拿来做古汉语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学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凡是搞中文的，都应该读读吴小如的《读书丛札》。“现在很多学者也在编文学史，编多少本也没用，课时太少。那时候我在中文系讲文学史，一周六学时尚且讲不完，现在更是讲不完。学生一考研，忙死了，考研不注重专业课，注重外文、政治。书是书，课堂讲授是课堂讲授，没法代替。”吴先生说。
吴先生在二十三四岁时，就立志对新旧文学作品从事介绍与批评，写了大量的书评、剧评和读书札记。他谈到自己在中学作文时，有一次老师加的批语是“文章颇像林语堂的‘论语’体，油腔滑调。”吴小如先生大吃一惊，从此大加收敛，力求横平竖直，再不敢故弄玄虚。“写学术论文或读书札记，我只抱定两条宗旨：一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一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二是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文章写成，不仅要言之成理，首先须持之有故。”
他一生钟爱讲坛。“尽管下了课疲乏得抬不起腿，
吃不下饭，但只要走上讲坛，面对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把自己一得之愚贡献给他们，立感活力顿增，浑不觉老之已至。”吴小如说，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杨宝森，都是在停止呼吸前不久才离开舞台的。他一生爱看戏，对这些艺术大师十分倾倒。从本心来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决不轻易离开讲坛。但事实上，他离开了，离开得有些不舍，有些无奈，有些凄凉。
“不在中文系，是因为中文系的环境，对我来说很不好。我离开中文系，决定调到中华书局，档案都调出了。北大的党委书记王学珍登门道歉，说你是北大老人，你别走。我说：‘我给北大看门都干，死活不在中文系。’”吴先生说，他离开中文系，是因为“我当了 28 年讲师，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复评职称时，我直接从讲师当了教授，工资加了23块钱。文革结束，中文系党委开会，我的学生里有好几个是党员，他们透露说：‘内定了你是秋后算账派，对你不利。’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问题。从1952 年到 1980 年我在中文系，我的课最受欢迎，结果，学生告诉我，提升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吴小如。”
吴小如书法
他擅长书法，遍临名帖，已出版《吴小如手录宋词》、《吴小如书法选》等，更多人称他为书法家。有人劝他写回忆录，吴小如不写。因为写回忆录等于给自己树碑立传。他认同邓广铭先生生前有一句话：活着时绝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吴小如先生的父亲吴玉如曾认为他写楷书“不够料”，上中学后写草书还像样，父亲说就走这个路吧！ 到吴小如先生教书了，他就不练字了，可是吴小如先生的学生钮隽（钮骠的哥哥）跟我学写字，他对吴先生说，您有基本功，为什么20年不写字，假如不撂下，至少写得比现在好！吴先生视此为对自己的“警”，三年困难的时候，好的纸张没有了，吴先生的钢笔都是名牌钢笔，怕在坏纸上写把笔磨坏了，太可惜，就用毛笔写讲稿。从那会儿，一直到2009年吴先生生病，他一直在练字，因此一直感激钮隽。
复旦大学孟刚评价吴小如先生1979 年到 2004 年的几件书法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真纯净”。吴玉如先生在教吴小如先生学习书法时，就声明了两大前提，即“要学写字应先学做人”；“写字必先读书”。人“宁可不会写字，也不要做一个俗不可耐的写字匠！”吴小如先生一生都奉此为准则。他练习书法的目的是自娱，尤其是20 世纪 60年代重新临池以来，书法便是他的乐趣和享受。
吴小如先生曾在文章中评价自己：“惟我平生情性褊急易怒，且每以直言嫉恶贾祸，不能认真做到动心忍性、以仁厚之心对待横逆之来侵。”在一份给北大百年校庆的题词中，他又重申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座右铭。而在孟刚看来，这种正直知识分子的“狂”、“狷”性格只是吴先生性格的一面，另一面则可以用林宰平先生的话来概括：“足下能待人以诚，在今日已很难得。为人当宅心仁厚，切勿以凉薄待人。”嫉恶如仇和待人以诚结合起来，就可以理解吴先生书法中体现的人生境界，理解他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艺术的执着。
“书法最关键的是，功夫在书外，意思就是说，有两条，一是多念书，一是做人要好，这是最基本的。我父亲有一条，做学问首先是做人，首先人品要好。这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到书法本身，只有一条，就是路子正，别学邪门歪道，古人讲横平竖直，写字，字得规范，写出来的字得规矩。”吴小如先生认为，临帖，最好不临古里古怪的帖，也别临颜柳的帖，劲都在外头，搞得不好容易出毛病。最好还是先练“二王”的字，王羲之、王献之，他说过一句话：“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
“现在人人都是书法家，我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
得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家。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吴先生如此定位。
从中学教师、大学助教到教授，吴小如先生的课一直十分“叫座”。因为他“嗓音洪亮、语言生动、板书漂亮。”（沈玉成《我所了解的吴小如先生》）。现在的吴先生，说话显然有些费力。
即便如此，5月初，我提出拜访先生的要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们之前见过，已是“老朋友”。我清楚地记得，上次见面，吴先生送我《吴小如手录宋词》时，用有些不听使唤的右手为我亲笔签名，并说： “认识了，就是有缘。”这种缘分，不掺杂任何功利的世俗，唯有真诚朴素的情感。
采访结束时，我提出想看看他的某本旧书。保姆和我一起扶起先生，搀到书房。他的身体真轻，似乎用一只手的力量可以轻轻托起，可是他移步如此艰难，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他在书橱前站定，先找椅子坐下来，让我打开橱门，挨摞书找寻。第四摞搬出来，他伸手一指，说：“在这儿。”拿出来一看，果然是。他亲自翻到我需要的那一部分，指给我看 -----先生眼力尚好，不需要戴花镜。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担心先生受累，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轻轻握别，目送我离开。
吴小如先生曾在文章中评价自己：“惟我平生情性褊急易怒，且每以直言嫉恶贾祸，不能认真做到动心忍性、以仁厚之心对待横逆之来侵。”他待人真诚、刚正不阿，虽然饱受委屈，却一生坦荡，光明磊落，两袖清风。他以及像他这样的学人的存在，是对“稀缺”最大的补白。
然而，他的晚景如此凄凉。1994年，他曾写文章《老年人的悲哀》感慨：“我是多么希望有个子女在身边替替我，使我稍苏喘息；更希望有一位有共同语言的中青年学生，来协助我整理旧作，完成我未遂的心愿啊！”然而，那时候的吴先生，因为夫人患病，他本人也曾因脑病猝发而靠药物维持，面对的现实仍是每天买菜、跑医院、办杂务和担负那位每天上门工作两小时的小保姆所不能胜任的工作琐事。原来的读书、写书以及准备在退休后认真钻研一两个学术课题的梦想一概放弃，他感觉自己“逐步在垂死挣扎，形神交惫而力不从心。” 如今，20年的岁月又已悄然流淌。我笑着冲他摆手，转身却涌出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