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第一人—肖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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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肖凤的人,很少不被她豪爽、真诚、热情和无私的博爱所感染,所打动。无论阅读她的《萧红传》《庐隐传》《冰心传》等传记作品,还是与她接触,有时候会感觉恍惚,在喧嚣虚伪充斥的世界,这世间还有如此为着真善美而执着、而努力的作家。

她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经典文学名著。为了做好本职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一直通过阅读追踪与研究相关作家的作品,她发现: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的前辈作家里,有的作家写出过很优秀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以往的文学史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

或者因本身是女性的缘故,或者是因为遭遇了不幸的童年,肖凤特别关注被忽略的女性作家,尤其是童年时遭遇过困苦的女性作家,她不希望她们辛苦奋斗了一生的创作成果被埋没,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认识她们。这便是她为什么会在文学的春天到来之后,写作并出版了《萧红传》和《庐隐传》的原因。

年近八旬的肖凤,最近又完成了《小久寻母记》。这部“献给孤独成长却始终心存爱与希望的孩子们”的作品,读后令人潸然泪下。肖凤经历了怎样的童年,她在为作家们立传的过程中,有过怎样的波折和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写人物传记,肖凤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真实”

问:在您的创作生涯中,传记文学占了相当大的

比例。《萧红传》、《庐隐传》、《冰心传》等在文坛都有较大的影响。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确定写传记文学的?选择传主的标准是什么?

肖凤:我于“文革”结束后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写传记文学。我写传记文学,可以说有点儿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从年纪很小的时候起就热爱文学,尤其关注人物的命运。我的职业是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经典文学名著。为了做好本职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通过阅读来追踪与研究相关作家的作品,同时了解他们(或者她们)的生平经历。我对相当多的作家很熟悉,但是并不认识他们本人,只能称之为“神交”;我擅长阅读文字,不擅长与人交往,所以这些作家也不认识我。我从阅读中发现: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的前辈作家里,有的作家写出过很优秀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却由于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原因,被以往的文学史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大概因为我是女性吧,我特别关注被忽略的女性作家,尤其是童年时遭遇过困苦的女性作家,我不愿意她们辛苦奋斗了一生的创作成果被埋没,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认识她们。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文学的春天到来了之后,就写作并出版了《萧红传》和《庐隐传》。其实我与她们非亲非故,与她们的后人也没有任何交集。

问:这三部传记,传主的童年生活都有相似之处。

从她们后来的成长经历看,童年生活对作家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肖凤:一个人的童年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比如

鲁迅先生,他在《呐喊》“自序”中的那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麼,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童年时遭遇的家庭变故,使这个聪明的孩子变得格外敏感,较早地体味 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从而比别人更深切地感知出了国民性中的弱点。同样,像萧红这样的作家,童年时既无母爱也无父爱,一生追求“爱和温暖”,却一直颠沛流离,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她的作品中,除了爱国、抗日之外,大都是自传性的内容,多愁善感,令人同情。她在香港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也有了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当然她的思考深度,远不能与她的思想导师鲁迅先生相比。还有庐隐,她的童年也不圆满,缺乏母爱和父爱,家长重男轻女,不支持她读书深造,她个性很强,自尊自立,又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多位先贤呼吁男女平等,主张女性应该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庐隐才有幸读完大学,成为辛亥革命后我国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并写出了多部小说、散文、杂文、评论等。我尊重那些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和社会的不公,却始终自强不息、正直善良的女性,当她们被忽略时,我想尽微薄之力,为她们说些公道话。

问:从《父母双全的孤儿》到新近出版的《小久

寻母记》,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悲惨不幸的童年,带给您的影响是一生的。但是您并未因此消沉,相反,使您仍然对世界充满爱心,总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怀?

肖凤:我感恩我的祖母和我的老师们。祖母是一

位特别善良而宽厚的人,她让我懂得了人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伟大而无私的爱,她老人家就是这种爱的化身。她在我心里种下的“爱心”的种子,影响了我的一生。还有,她也是我“价值观”的启蒙老师,从我懂事起,她就教育我要“好好读书”,以我的曾祖父和祖父为榜样,做一个学有专长、长大后好好为社会服务的人,这样的价值观,也指导了我一生。我也感谢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母校的老师们,他们(及她们)都是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的人,他们做人和做事的方式,为我树立了无声的榜样。尤其是我中学时代的母校师大女附中(现名实验中学)的女教师们,她们作为职业女性的风范,她们的敬业精神,她们善良而正直的人品,她们高洁的价值观,她们对学生们的爱心与殷切期望,都令我感动、敬佩。这些家长和师长的教导,仿佛是照亮我前进道路上的明灯。因此,少年时我遭遇的家

庭变故,并没有令我消沉,我一直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我即将进入耄耋之年,已经读过了那么多书,走过了那么多路,见到过那么多的人,深知人性是很复杂的,但我始终喜欢看见人性中善良、正直、真诚、宽厚的那一面。我深信世界上有真、善、美和公平、正义的存在,我看到了它们的存在,我珍惜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是鼓舞我努力前行的动力,让我体验到世间的美好,我必须有一双发现它们的眼睛。

问:文学在您最孤苦无助的时候,给予了无言却

最有力量的支援。能谈谈文学对您的影响吗?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肖凤:经典文学名著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我

而言,书籍不仅是最好的朋友,甚至是治病的良药。少年时,在我最孤苦无助的时候,只要我捧起一本好书来读,就会把一切的困难和苦闷都忘掉。记得我平生看的第一部“大部头”文学名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书中那几位“新人”的社会理想和正派为人,深深地打动了我,原来文学作品中有那么高尚的人格和高贵的情感,那一年我13岁,至今书中的人物仍然活在我的心里。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只要是星期天,节假日,寒假或暑假,我不必去教室听课了,我就躲在女生集体宿舍里,一本接着一本地捧读。当学生的时候,无论是中学时还是大学时,除了教室,我只去图书馆借书,之后就回宿舍看,这三点一线就是我全部的生活内容。我看书的范围很广,除了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外,历史的,社会的,法律的,艺术的,甚至医学的,我都找来看。感谢阅读,书籍不仅帮助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困苦时光,更重要的是,它们给了我丰厚的精神营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非常充实,书里的世界丰富多彩,它们让我浮想联翩,回味无穷,帮助我更清醒地认识过去和现在。即使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不许读书的时候,终于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我也关起门来偷偷地看。我的心里,一直珍藏着一串长长的名单,这是那些曾经给予我精神安慰和人生启迪的智慧者们的名字,有中国的,也有其他文明国家的。后来,改革开放了,只要有机会,我就去他们的故居拜谒,他们的故居就是我心中的圣 殿。在我这个老北京人的心里,代表着北京的地方并不是西单、王府井、大栅栏这样的商业街区,而是李大钊故居、鲁迅故居、蔡元培故居、老舍故居、茅盾故居,还有即将开放的陈独秀故居等,那些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的民族脊梁和文化先贤们曾经的居所。正如你所说的,书籍对我是最无声但是最有力的支援。这种与书籍为伴的生活方式,我坚持到目前。劳累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休息;生病了,因为知道医院很挤,医生很忙,就自己看看医书与平时最喜爱的书,走“自愈”路线;心情不好了,看书后就快乐了。

我从小就爱记日记、写作文,小学、中学、大学不断地在写,因为心里有许多话想说而无处可说。但那都称不上“创作”,只是练习。称得上创作的是20世纪 70年代末写作的第一本书——《萧红传》,当时我刚过了不惑之年(“文革”十年不许“搞业务”)。

问:我了解到您每次写传记都要下苦功夫采访相

关的人士。能谈谈您写传记的体会吗?您认为把握人物传记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肖凤:我认为把握人物传记最重要的因素是“真

实”。我第三本传记的传主冰心先生,当我请教她老人家:对为她作传有什么指教时,她只说了一个字“真”,老前辈的说法深得我心,“真”也是我追求的第一要素。我为之立传的另两位传主萧红和庐隐早已离开人世,我无法当面采访她们本人,我只能下苦功夫搜寻找得到的一切文字资料,并寻找仍然在世的一切曾经与传主有过交往的人士,同时寻访传主生活过、工作过与足迹到过的地方。这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求“真”,写出“这一个”真实的人来。麻烦的是:有时,在同一件事情上,比如传主的生平年月这样的细小问题,几位有关人士提供的说法会出现分歧,甲说是这样,乙说是那样;我能够判断出哪种说法更可靠时就采用那一种,但是也不排除其它的说法,而是把所有的说法都列入章节后面的“注”中,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和选择的机会。接连写了三本传记后,深深感觉到为别人立传是一件很辛苦的活计(那时,国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所有的文字资料都需要去图书馆、报库查找借阅,善本书和古老的报纸是不允许借出馆、

库的,只能在里面阅读,需要什么资料要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笔记本上。除了去学校上课外,我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家与图书馆之间。报库下午4点关门,中午不休息,我家离它较远,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中午坚持工作,等报库关门后才离开,回到家里吃午餐时已是下午5点左右)。但是,这三本传记相继出版后,得到了同行们和读者们的认可,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还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友情,如庐隐的小女儿李恕先,她比我大6岁,庐隐去世时她只有3岁,我们过去素不相识,在写作《庐隐传》的过程中,我虽然曾经尽力寻找她,但没有如愿,待《庐隐传》出版后,她找到了我,原来她是广东电视台文艺部的编导,我们是同一个“大系统”里的,在北京很高兴地见了面,成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她后来在一篇写母亲的文章中这样说:肖凤写了《庐隐传》,说明历史没有忘记我的母亲。这句话,对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励。

二、她写传记,是贴着传主的心灵去写

问:写《萧红传》时,您曾采访了萧军等人。

能谈谈采访过程中的故事吗?记忆最深刻的有哪些名人?

肖凤:写作《萧红传》前,在熟读了已经掌握的

所有文字材料后,我又先后分别采访了萧军先生、端木蕻良先生、舒群先生、骆宾基先生、罗烽先生白朗女士伉俪等“东北作家群”里的重要人物。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各项平反昭雪的政策逐步落实,上边提到的这几位先生女士,分别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至北京,住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他们很不容易。

记得萧军先生全家当时住在什刹海附近的鸦儿胡同 6号,那是一所大杂院,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房被低矮的平房包围着,他家多口人就挤住在小楼的2层,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楼房的底层是一个街道工厂,年老的机器正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我们就在噪音的伴奏下开始了对话。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出土文物”。然后问我:“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如实地告诉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牛汉先生告诉 我您的地址的。”萧军先生和我之间的对话持续了三天,当时民用录音机还没有传入我国,我都是用笔记本记录的,这些记录我一直保存至今。他向我追述了他与萧红相识的过程,他对萧红作品的评价,他也谈到了他本人的文学道路,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敬,还有他为什么后来竟与萧红分手,以及他对“作家”这个头衔的看法,等等。刚强的萧军内心也有柔软的一面,他声音喑哑、有些伤感地说:“是啊,三个奴隶死了两个,一红一紫,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一红一紫指的是萧红和叶紫, 1935年鲁迅先生自己出钱为他们三人出版了《奴隶丛书》。)萧军性格直爽,娓娓道来,他的夫人王德芬女士一直在旁边陪伴着他,并不时地给我们端茶倒水拿水果。我听得很兴奋,当时就很有感触,采访过后,立刻写了一篇《萧军小记》,后来发表在香港《文汇报》1979 年 11 月 11 日上。

之后,我去采访端木蕻良先生,他住在虎坊桥附近的一幢楼房里,一个面积不大的单元,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夫人钟耀群女士全力照顾他。(说到这里,需要啰嗦几句:钟耀群女士长淂很美,原是云南话剧团的台柱,著名女演员,嫁给端木蕻良后,一心一意地支持丈夫,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端木先生晚年的生活与创作活动,完全靠钟女士操持。)端木先生也跟我连续谈了三天,主要是谈他的文学生涯和创作活动,也谈了他和萧红的婚姻,最后一天谈到动情处,他突然大哭起来,我当即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他才好。我觉得是自己的采访引起了他的伤心,他是长辈,身体本来不好,千万不能因为回想往事影响了健康,赶紧苦思冥想,找寻适当的词汇劝慰他。他的谈话我也记录了下来,保存至今。

除了拜访这二位外,我还采访了舒群先生、骆宾基先生、罗烽先生白朗女士伉俪。建议我去拜访舒群先生的,是萧军先生,因为舒群是两萧的共同朋友。那时,舒群先生刚从东北抚顺来到北京,他是来等待落实政策的。他的革命资历很久远,20世纪 30 年代初就在哈尔滨参加了共产国际,后来逃亡、被捕,辗转到了延安。50年代初被打成了什么“分子”;“文革”结束后,中央的有关部门才为他平反昭雪,他带着夫人夏青女士(演员)和几个孩子来到北京后,没有地

方安家,有关部门就把他们全家安排在了临时住所——位于东单北大街的“北方饭店”里。此饭店已被拆除,它原来就坐落在青年会的北边,坐西朝东,离金鱼胡同东口很近,我就是在这里找到舒群先生的。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非常认真地、分阶段地,与我谈了整整四天。他向我提供了我过去没有掌握的若干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我都写在了《萧红传》里,并注明了出处。

骆宾基先生的家在内二环三座门大街上,坐南朝北的一座新建的塔楼里,单元不大。来之前,我已经拜读过他写于1946 年、出版于 1947年的《萧红小传》,因为年代久远,书页已经发黄,纸片很脆了,此书从萧红成年后写起,重点是写萧红生命的最后,从重病至去世的不长时段。我告诉骆宾基先生我已经拜读过他的大作了,请教他是否还有未曾写入此书的内容。他说他也看过我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有关文章了,他表示他掌握的所有资料都已经写在了书里,并表示支持我为萧红立传。

罗烽夫妇当时住在南城的“北纬饭店”里,像舒群先生一样,也是临时住所。著名女作家白朗已病重,我去的那天,她躺在床上昏睡。罗先生告诉我说,她近几年常常如此,因为多年来受的打击太大太多了。罗先生要照看病中的妻子,跟我谈的不多,我向他核实了萧红与他们伉俪交往的内容后,鞠躬告辞。

1981年夏天,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召开纪念萧红诞辰 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也忝列其中,再次与萧军先生(和他的女儿萧耘)、舒群先生(和夫人夏青)、骆宾基先生(和女儿小张)见面。此时,我的《萧红传》已经出版面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李申女士(该书责编)带着样书也来赴会,我面呈诸位前辈每人一本,恭请他们指正。后来,听一位同事告诉我(她的父亲与萧军先生是朋友),萧军先生说:肖凤的《萧红传》是最公正的萧红传记。我听后,很欣慰。

我与东北老作家的交往还有续篇。几年后,中国作家协会在虎坊桥盖了两幢宿舍楼,安排著名作家入住,舒群先生全家终于在北京落户。一天,我接到了舒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让我有时间去他的新居做客,信中还特意告知了新居的电话号码。我去后,他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我答:写了一本《庐隐传》,已由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说:我从报纸上看见报道了。他告诉我,他的一篇小说刚刚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请我看看,并把这本杂志送给了我,写的是他在北京的新生活。又说:“继续写吧。你是文学系出身,底子厚实。等你再写一部传记之后,我也请你给我写一本。”我回到家里,认真地拜读了他的新小说,并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告诉他我看后的感想。他听后很高兴。过了些日子,他再约我去他家做客。这一次,他先问我:在写什么呢?我答:在写《冰心传》,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约稿。他又谈起了为他写传的话题。他告诉我:他的生平与写作资料都被某某某拿走了(此先生是东北的一位学者,我也认识——肖凤注),此先生说要给他写一本传记,可是时间过去很久了,却不见有成果拿出来。舒先生接着说:“真不应该用性别衡量人的能力。拿走我材料的是男人,迟迟没有下文。我跟他要,他也不还给我,说让我再等等。人家原本是好意,我也不便再催促。你是位女性,又勤劳,写得又快,还不如当时就把材料都给你呢。”听舒先生如此说,我赶紧宽慰他,说:我认识那位先生,在那次萧红讨论会上认识的,是一位很好的学者,写传是一件很细致的活儿,他肯定在做充分的准备,您别着急,再等等吧。万一有什么情况,您再找我。舒群先生的形象,很像一位朴实的老农。他已年老,而且多病,我每次拜访,都是奉召前往,不过多停留,只谈点文学话题。最后一次面见他,仍然是在虎坊桥新居,告辞时,他执意要送我至楼下,走到楼门口,大概是累了,他就蹲在楼门口的地上,目送我骑着自行车远去。我回过头去,他仍然蹲在地上,还举起了右臂,向我挥手。他的这个形象,至今都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三、谈萧红,她的爱国和抗日,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令人敬佩

问:您曾有过《<生死场>——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的文章,不知您是否看到前几年拍的电影,《萧红传》有很多版本,您如何评价自己笔下的萧红?您写的《萧红传》有何独特的价值?您认为萧红留给世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肖凤:我的《萧红传》于1980 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此后又被另外的4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萧红传记,也是贯穿传主一生的传记。《萧红传》的第一、二两章,先在《散文》月刊1980年创刊号和2月号连载,由于是处在百废待兴的那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居然引起了“轰动效应”,出版社和我本人都接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出版社决定立即出版单行本,初版本于12 月面世,印了3 万 5千册,旋即售罄,又第2次印刷。光明日报属下的《文摘报》以《肖凤与萧红热》为题发表文章。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教授在他的大作《漫谈中国新文学》一书(香港文学研究社1980年出版)中,以“女作家写女作家”为题,介绍并评价了本人的《萧红传》,他说此书“把已故的萧红写活了”。《北京日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益友》杂志等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给以评论和赞誉。现任萧红纪念馆馆长章海宁先生在他近期出版的系列多本大著《萧红资料》里说,如果“萧红研究”有终身成就奖的话,应该授予肖凤。我想,如此种种,大概因为是“第一本”的缘故吧。为此,我至今依旧感谢当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诸位先生和女士——责编李申女士、编辑室主任董延梅大姐、总编辑徐柏容先生、社长林呐先生、《散文》月刊主编石英先生。拙作《萧红传》面世后,去世多年的女作家萧红开始被愈来愈多的读者和学者所关注。

后来,又有多位作家和学者相继写了萧红的传记,包括我国大陆的,台湾的,还有日本的,美国葛浩文教授的《萧红评传》是外国人写的第一部萧红传记,下面会提到。这是很好的现象。写传者各自从自己的视角理解萧红,会使传主的形象更丰满。

我认为萧红的爱国和抗日,令人敬佩。《生死场》出版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正阴谋继续南下,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一名只有24 岁的年轻女孩子萧红,写作并出版了《生死场》这样的抗日小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部作品的出版离不开鲁迅先生的有力支持,因为当时偌大的上海文坛此前竟然没有这种题材的作品。21世纪的今天,前不久中国话剧院还在上演根据《生死场》改编的话剧,说明了这部作品持久不衰的影响力。除了爱国和抗日之外,早逝的 萧红还留给世人一种精神,这就是:在20世纪前半期的旧中国,一位年轻女性,能够直面多舛的人生和混乱的社会,而自强不息的精神。

发表在 1988 年 3 月 26日《文艺报》上的拙文《生死场——从长篇小说到连续剧》,是一篇“命题作文”:上世纪 80年代,一位皇甫导演把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改编并导演成了电视连续剧,他去找前辈陈荒煤先生,陈先生让他来找我,几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和我一块儿看了样片,又参加了讨论会,之后他们让我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得知香港一位著名女导演拍了一部《萧红》的电影,还得了金马奖,在北京首映时,我的一位文友给我要了一张票,约我一块儿去看,我因为家中有病人,自己年纪也大了,很少出门,没有去看。事后听几位看过该片的朋友向我介绍了若干情况。我想说明:我最关注的是作家的作品和文学生涯,我对别人(包括作家)的私生活不感兴趣。对文学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萧红的所有作品中,只有很少的篇幅写到萧军,如在《商市街》里只是用化名点到了他,后在组诗《苦杯》里又点到了他。而她与端木蕻良的结合与生活状况,在她的作品中找不到只言片语,只在她与聂绀弩先生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过几句(见聂绀弩:《忆萧红》一文)。萧红在她那些自传体的散文中,着笔最多的,是抒发自己对“感情”的细腻感受,对“爱和温暖”的憧憬,属于精神、心理层面,从来没有沾染过“性”。

问:萧红与萧军发生婚变,他们之间到底出现在

了怎样的感情纠葛?您在采访萧军时有没有了解到?涉及个人恩怨或不好判断的是非,您会怎么处理?写这些人物传记,是否也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顾虑?

肖凤:我先后分别采访萧军、端木蕻良时,他们

都不约而同地向我谈起了各自与萧红的感情纠葛。

萧军对萧红充满了赞美之词,主要是说萧红多么有才华。他也说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性格不合。他形容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时,用了这样的词汇,他说: “打个比喻吧,我是钢琴,萧红是小提琴,我是嘭、嘭、嘭,萧红是柔声细语”。他说:“萧红细腻脆弱,而我是

讲武堂出身,粗犷,萧红有时说我是强盗的灵魂。一次,我拉着她过马路,竟然把她的胳膊拉出了五个红手印。”他还谈到了一些细微的家庭琐事,比如,萧红不会做饭,给他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带来了不便,这对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萧军来说是个很大的缺点。现在的我们都很理解: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相爱时的浪漫和一起过日子后的柴米油盐,是不一样的滋味,当事者要学会担当起家庭的责任,否则琐碎的矛盾就会磨损彼此之间的感情。我的感觉是:两萧之间始终互有不舍,但却选择了分手。

端木蕻良对我讲了他与萧红的婚姻,他们从武汉到四川的过程,他们去香港的原因,他们在香港的情况,还有他们怎样上了庸医的当。说到东北老作家的某些话题时,他情绪激动,大哭起来。除了引起他激动的内容我隐去不提外,他对武汉之后的说法,我都引入了《萧红传》中,并且注明了出处。

不必讳言,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萧军与端木二人,在谈到对方的时候,都使用了许多贬抑的语言,甚至是极端化的用语。我既不会把他们彼此的看法传递,也会冷静地判断和分析。他们都是我的文学前辈,当时都健在,我尊重他们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不愿意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费更多的笔墨,更不愿意纠缠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我确实有“为尊者讳”的顾虑。在《萧红传》的“婚变”一章里,我用的是“云遮雾罩”的写法,只说这件事“发生”了,没有细致地交代这件事发生的过程,这样的写法引得文学前辈沙汀先生“哈哈大笑”,他老人家把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对我的写法的看法)写在了《庐隐传》的《题记》中。我非常感谢沙汀先生对我这个晚辈的理解和鼓励。有人曾经对我说:你写的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葛浩文写的是一个好女人和三个坏男人的故事。(葛浩文的博士论文是《萧红评传》,此书先后在香港、台湾、哈尔滨出版,他1981年来中国时,亲手把此书的第二版、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于1980年出版的《萧红评传》送给了我)。正如葛浩文教授本人1981 年在哈尔滨开会时当面对我说的:“我是美国人,怎么写都可以;你是中国人,写时有顾虑。”(葛浩文的中文口语非常棒,说标准普通话。)我当时还奇怪他为 什么如此了解我的写作苦衷,后来我们交谈得多了,他告诉我他的太太是华裔,我才恍然大悟。

四、访冰心,写得很放手而自由

问:在传记文学的写作上,上世纪80年代,您写的《冰心传》出版后多次加印,反响极大。作品中您引用英国作家毛姆的话作为题记:“我开始寻求一种不假丝毫雕饰的语言,以尽可能质朴无华的方式来写。我胸中要说的话是如此之多,使我无暇在文字上浪费笔墨。”这样的追求,使您的传记呈现出一种天然纯粹的品质。您是怎么做到求“真”的?为了求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肖凤:《冰心传》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

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系列中的一本,这套系列丛书是该社于20世纪80年代初策划的,包括《鲁迅传》、《郭沫若传》、《茅盾传》、《冰心传》、《巴金传》、《老舍传》、《曹禺传》、《沙汀传》、《沈从文传》、《丁玲传》、《赵树理传》、《孙犁传》,等等,影响很大。拙作《冰心传》于1987 年 9月初版,此书被《中国妇女报》评为 1988年向中国妇女儿童推荐“最佳图书”第一名,前后共印刷了7次。之后,又由另外的5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第六版。其中的第三版加入了200多张照片(照片由冰心先生的女婿陈恕教授支持提供),易名《冰心图传》,由广东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此书获得了马来西亚有关方面颁发的“冰心文学奖”。

我写冰心传时,冰心先生尚健在,我有可能多次拜访和采访她老人家本人,这是时间给予我的机遇和幸运。冰心先生的作品,我少女时就读过;上大学时,又在文学集会上看见过她,那时她50几岁。动笔前,我是在反复熟读了她老人家的作品和有关资料后,才去面见她的。“真”字,是她老人家对我的当面指教,也是她老人家对传记的唯一要求。我一直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认真地研读所有的文字资料,实地察访有关的地理,有下不了结论的问题直接请教冰心先生本人。我敬仰冰心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她

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她关注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命运,她在八、九十岁高龄写的文章里,还在为我国的中、小学教师呼吁。她有一颗坚强又温柔的心,她倡导的“爱”的哲学,影响了一代接一代的青少年读者,她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泰斗,也是“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开拓者。她为人非常大度,鉴于当时有的作家本人或者家属相当看重作者如何评价传主,我曾经请教过冰心先生,书稿完成后是否送呈她过目,她很坚决地答曰:“不用。这是你和出版社的工作。”所以,我写得很放手而自由。我感谢十月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样难得的机会,我更感谢我的传主冰心先生和她的女儿吴青教授、女婿陈恕教授,她老人家和她的子女,给了我当面请教她的多次荣幸。

问:《庐隐传》的写作,也是由于庐隐有着“苦

闷的童年”。不断地在这一领域开拓,您是否觉得越写越顺手?写这三部传记,对您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肖凤:《庐隐传》是我继《萧红传》之后写的第

二本传记,动因与前者相似,结果也是“第一本”庐隐的传记。庐隐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都主张“文学为人生”,当然她们二位的个性有较大的差异,艺术风格也不同。庐隐的作品很多,涵盖各种体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评论,等等。但是她在文学史上很寂寞,有些文学系出身的学生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不愿意看到对文学做出过贡献的人被埋没,所以决定为她立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她的作品。当然,她苦闷的童年,也是打动我的心理原因。1982年是北京师范大学 建校 80周年纪念,庐隐和我都是该校的毕业生,此书作为对母校80年庆典的献礼,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又联合出版了我主编的庐隐选集(分香港版、北京版2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我主编的《庐隐选集》(分精装本、平装本2种)。大概也因为是“第一本”的关系吧,《庐隐传》的出版和《庐隐选集》的出版消息,被多家媒体报道,有的媒体还对我进行了专访。《萧红传》和《庐隐传》相继出版后,中国作家协会于 1982年吸收我入会,那时中国作协的领导成员都是我的文学前辈,著名老作家,他们对我的肯定和鼓励,令我终生难忘。我的职业岗位在学校系里,虽然我除了上课以外一直握笔书写和守着电脑敲击键盘,但我始终是一名业余写作者。直至今天。

问:我注意到您对于人物的刻画十分注重肖像描

写,栩栩如生,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必须的吗?

肖凤:我觉得肖像描写挺重要的,尤其是一位真

实存在的人,这比起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来,更重要。你看见一个人,首先看到的是他(或她)的外貌,所以把传主的外貌如实地告诉读者很重要。当然,对一位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或她)笔下所写的内容,她的思想、理念、见解,她关注的题材,她的艺术风格,她的文学生涯,等等,总之是他(或她)写什么,怎样写。你了解了这些后,可能她的外貌就不重要了,因为你更在意她的内心。我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冰心先生时,她已经 84岁了,以后我每一次见到她,并没有觉得她愈来愈老,而是觉得她愈来愈美,因为我看到的是她高尚的人品和为国为民的精神。再举一个例子:我青年时代迷恋读老托尔斯泰的作品,读了很多他的长篇小说还有他的自传,很景仰他,于是喜欢端详他的照片和画像,因为崇敬他的智慧和博大的爱心,就觉得他很美,虽然他自称“丑陋的列夫”,我却不这样感觉,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以《美丽的托尔斯泰》为题的小文,发表在贵报上。因此可以说,肖像描写是重要的,但也不是最重要的。观察作家是如此,观察任何人都是如此。

问:您的散文皆是可以传世的美文。您追求怎样

的语言风格?

肖凤:美文不敢说。我追求一个“真”字。写真

情实感,不矫饰,不做作。我的个性是“一根筋”,说话时口对着心,写作时也笔对着心,实话实说。我写的,都是我心里要说的话。数年前,一本著名杂志采访若干作家谈“为什么写作”,我的答案就是:“心里有话想说”,这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五、寻母,遭遇的情感煎熬无人能懂

问:可否谈谈《小久寻母记》?这是一部很感人

的作品。动意写这部书,是有怎样的机缘?

肖凤:我想写这本书,很久了。童年时,就知道

母亲还活着,但是不知道她在哪里。“文革”后期,知道了,她在海峡的那一岸,当时这是非常敏感的地理位置,不但既不能通信也不能打电话,而且很惶恐。普通百姓的命运,受到历史的制约。被窄窄的海峡隔离开的母女,要想相逢,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其中遭遇的情感煎熬,是刻骨铭心的。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寻母记》,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后来被几个选本收入,那是简本,梗概。我已过了古稀之年,想写得详细些,把我少年时发生的家庭变故,我经历过的困苦,我的家庭,我的价值观,都坦诚地向爱护我的朋友们和读者们作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些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往事,没有丝毫虚构。我是世代祖居的老北京人,在独立而自由的四合院里出生,在四合院里度过童年。家的地址和读了6 年的黄城根小学都在西四牌楼附近,读了6年的中学校园和女生宿舍都在西单牌楼附近,现在的内二环以里就是当年老北京的城区,复兴门、德胜门、朝阳门等等门以外就是农田或荒郊了。小时候,放暑假时,会和几个同学用11路(指用两条腿走路,我们当年的戏称)从西城步行至东城。近些年,有位深知我的老友几次催促我说:“写写老北京吧,您最了解老北京了。”是啊。但是,我又常常想:我尊敬的文学前辈老舍先生(大四时,在我的母校,我亲耳聆听过他老人家的 讲演)和我尊敬的另一位文学前辈萧乾先生(我有幸多次拜访过箫乾先生和文洁若先生,主编出版过《萧乾名作欣赏》一书,萧乾先生写给我的16封信收入《萧乾全集》第七卷),他们都是真正的老北京人,他们笔下的老北京社会风貌,是多么丰富多彩啊。他们都是我心中的大师,是我不能企及的大师。我这个晚辈,虽然也是老北京人,如果写老北京,就只能写写自己的经历吧。

问:为什么您更愿意采取真实的手法?无论是写

《小久寻母记》还是其它传记作品,是因为真实的生活比虚构更精彩?

肖凤:我更喜欢看真实的故事,可能与年龄有点

关系。少年时和青年时,我曾经迷恋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中国的,俄罗斯的,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美国的,等等,古典的,现代的,读了不计其数,认识了许多经典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随着年岁的增大,我的目光开始从书中转向社会,愈来愈感到,真实的生活其实比小说里虚构的生活更丰富,更精彩,更复杂,更多样化,与自己的距离也更近。我读过一些作家写的真实报告,这些作品给予我的震撼,有时比虚构的小说更强烈。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自称是“人们的耳朵”,她花费了 40年左右的时间,去倾听一位又一位普通人的告白。她把这些老百姓的声音记录下来,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和关注这些无辜受难者的遭遇。阅读她的纪实文字,比看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令人战栗,因为她写的是当代人遭受的苦难,虽然那不是发生在我国的苦难,但那是发生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当代人的苦难。她说“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是她的一个“家”,这个文化的伟大人道主义情怀陶冶了她。她也把人民群众的苦难当成自己切身的苦难,使自己成为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她忧国忧民,为同胞呐喊,我钦佩这样的作家。我国也有多位这样的作家,他们(或她们)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人民大众,书写人民大众面临的切身问题。

问:“寻母”是永恒的文学主题。《小久寻母记》

的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找到母亲,是否就此划上了句号?

肖凤:《小久寻母记》是我这个普通百姓的个人

告白,写的是我本人的亲身经历,书里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往事。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上下几十年,发生了若干变化,一个人的寻母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不过,我着重写的是情感,以及一个少年的励志,希望给今日的孩子们,尤其是情感缺失的孩子们(现在这样的孩子数目众多,单亲家庭的孩子,留守儿童,缺少关爱的儿童,等),提供一点儿“正能量”。其实,好不容易与生母团聚后,我感慨良多,又写了“圆梦之后”,是否发表,以后再说。

六 、谈教育,有的学校不大像学校,倒更像是官场

问:五十年教书育人,您也曾写下《幸福家教》

等相关的作品。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教育?能简单谈谈您的体会吗?

肖凤:我多半辈子都生活在学校里,先是自己读书,

毕业后教书。我觉得现在的教育的确有须要改进的地方。学前教育很重要,但是我们缺乏受过学前教育专业训练的合格幼儿教师,一些幼儿园的老师不懂得幼儿心理特征,把大班小学化,把应该在小学一年级才开始学的知识,搬到幼儿园里,这是不符合成长规律的做法。中小学教育以“分”为第一目标,因为都要走升学这座独木桥,考试又是升学的唯一考量办法,所以“分”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无暇顾及“公民”“公德”教育,也不太注意身体素质锻炼,一切以考试升学为第一目标,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学生作业负担超重,看看小学、中学里有多少孩子戴眼镜,我还亲眼看见高年级的小学生和初中的小姑娘 用拉杆箱当书包,这些现象都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学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化”,我感觉有的学校不大像学校,倒更像是官场。“长官意志”在有的学校里很有“威权”,不是按教学规律办事,而是按长官意志办事。在评定什么什么的时候,真正优秀的学者可能吃亏,而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的人可能得利,正直的学者只能盼望着遇到好的领导。如果把花费在繁文缛节上的精力,多用在教学第一线上,是不是更好呢。当然我也看到,现在政府的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正在抓紧改进。

问:可否谈谈您目前的写作和生活状态?肖凤:我已退休,不必再在第一线上课,时间都

可以由我自己支配了,很难得。因为近7年老伴接连生了两场病,我用大部分时间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照顾他的间隙,只要我的精力和体力允许,就用来写作,《小久寻母记》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写成的。我每天都很忙,过得很充实,尤其是在我的精心护理之下,林非已康复,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和辛劳没有白费,很欣慰。最突出的感觉是时间不够用,我还有点写作计划,也不着急,慢慢写来,老伴健康第一,我的写作第二。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吃最普通的家常便饭,穿多少年的布衣,住学校早年分配的宿舍老楼,看看喜欢的书,报纸,杂志,写写自己想写的文字,日子过得简朴,安宁。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我们俩人的学生们有时来访,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信息,大家聚会谈天,海阔天空,很高兴。

问:有评论称您为“新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

第一人”,您自己愿意作何评价?

肖凤:《肖凤:新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第一

人》的作者朱旭晨教授,早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专攻传记文学课题的博士,学养深厚,她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我非常感谢。除了朱教授之外,30多年来,还有多位著名学者和作家曾经写文评论拙作,他们给予我的理解和鼓励,我同样十分感谢。我怀着感恩之心面对所有的朋友和读者,正是他们的不懈支持,给予我力量和信心。我虽然即将进入耄耋之年,但仍然热爱这个世界,仍然快乐地写作着。正是: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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