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沧浪

Sichuan Literature - - 目录 - 陈纸

坦白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人生里,我总是感到很自卑。自卑的理由千奇百怪。比如,写小说。很久以前,有不少人说我是个写小说的天才,我听了就自卑,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写什么小说,尽管后来发表了几个小说,而且有的小说上了全国著名的文学期刊,但我觉得是会做人起了作用。

关于写小说第二个感到自卑的原因是,我不会虚构情节和设置悬念,我想,小说没有虚构的情节和设置的悬念,那真该怀疑是不是小说、可不可读了。

正因为如此,有过三四年时间,我发誓不写小说——或者说得不要脸一点,就是知趣了,不再写小说了,免得丢人现眼,在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文学圈子里误了今生——毕竟比写小说有乐趣、能挣钱的事多如牛毛。

有一天,我这样想着,就夹着尾巴离开“小说”的思维,沿着这条路的相反方向走——走上另外一条路。

走向哪里去呢?过去?未来?还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时间里,或者约定俗成的某条道路上?——我想,这无关紧要,只要离开“小说”,就可以了。比如,现在是晚上6 点 43分,我离开这个时间,在6 点 44 分踱到了一家叫浅水湾的酒楼,我什么也没想,一个人,大嚼了一顿好饭好菜。

结账时,服务员递过来一本意见簿,让我对菜的味道和服务态度作个点评。我写了一个大大的“好”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陈长根”。

我看见服务员先前冷得像一块冰雕似的脸,一下 子融化在我面前,她挤出一丝笑容,神情不尴不尬地问: “是念陈长(chang)根?还是陈长 (zhang) 根?”

你这样咬文嚼字有什么意思?你怎么也像小说家一样无聊?——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的小说家像我一样认真、真实,早拿诺贝尔文学奖了。

随你怎么念。我说出这话,竖起衣领,脖子一缩,手往饭桌上使劲一拍,扬长而去。

我知道,看到这里,你会用一种鄙夷的心理想象我。不错,我叫陈长根,我就是陈长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别看我表面上认可这个名字,但在心里却责骂我父亲:他为什么要给我取一个这么土的名字。要知道,作为男人,取一个这样的名字,意味着什么吗?其实,我的意思是在为这个名字较真。我承认,与其说是“较真”,还不如说是自卑。

我从懂事起,就陷入在了这种自卑的情境中。但这种自卑与该念 chang 或 zhang 有关,至今,我都不知道父母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中间那个字是该念chang呢,还是念 zhang ?后来,我觉得这样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名字像唐僧的紧箍咒一样,可能要把我这一辈子念倒在我出生的那块方寸之地上了。

我的父母一字不识,这让我羞于去问他们,为什么要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我有时想把这种自卑转嫁到他们身上,但都没有成功(其实我这样为自己辩护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谁敢说你的内心深处就没有自卑感吗?为什么非要把“自卑感”作为一个代名词似的往自己头上扣呢?)。我不知道,这种“自卑”与很多人一样,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反正,从记

事起,自卑就像一个形影不离的幽灵,与我相携相伴,怎么甩也甩不开。

至今,我仍觉得我有自卑的最充足理由:出生在一座大山脚下一个贫穷山村。之所以把整座山村都形容为“贫穷”,是因为在我出生那时,每户人家每个月总有十来天揭不开锅,我作为村里最早期的“独生子” (这个词是我十岁时全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才学会的),父母养我一个都忍饥挨饿,芋头煮稀饭成了我童年最痛入肌肤的记忆。

我家是全乡首批领取独生子女费的人家,我记得我父亲去乡政府领取那每月一块钱的独生子女费,轰动了方圆五六里的五六个村庄。我看见父亲把斗笠沿压得遮住了半张脸,像个贼人一样走进村口。

我知道,如果父亲哪怕还有一点其他办法,他是断然不会去领那一块钱的,因为他听到了无数的议论,其中,有一种说法是:他是个废人,仅有的一个儿子还是老婆去了吉安市大医院做了手术后才有的。想到这里,我的名字中的“长”如果是该念zhang 的话,那我父母的希望是还要生陈二根、陈三根和陈四根……甚至以此类推。但最终没有实现。

至今我仍无法知道,父亲是不是真的没有生育能力,但当时只生一胎理所当然被视为无能。在农村,只生一胎还注定以后会被别人家欺负。所以,父亲和母亲结下的果,为长大后的我定下了生活基调或找到了生长土壤。想到这里,我名字中的“长”如果是该念 chang的话,那就是希望我的生命力旺盛而长久。

再接前面所说:父亲实在太需要那一块钱了,你想想,当时,一斤猪肉才五毛钱,一块钱可以买两斤猪肉啊,两斤猪肉可以切成薄如蝉翼的片儿,足以让炒五十斤萝卜有了“油水”,让年少的我吃上一个月的“萝卜炒肉片”,这足以给他们的宝贝儿子改善几十天的生活啊。

临近年关,家里实在没钱过年了,父母把家中所有可能值钱的东西都寻思遍了,最后惟一可行的,就是把堆在牛栏里的稻草卖掉一部分。

那时,稻草是牛的粮食,是铺在床底保暖的“被子”,又是做饭烧火的原料。望着大板车上堆得像高山一样的稻草,父亲迟迟不走,意思是舍不得,还是叫我跟 在他后面推到县麻纺厂去?

我不肯去,在零下四五度瑟瑟的寒风中,我想哭。母亲举起了一根坚硬的扁担,欲向我头上劈过来。父亲忙去夺,直至换来了我的同意,跟着父亲推稻草去卖。

父亲把稻草兑成不足十块钱后,拉着空车往县城热闹集市深处去购置年货,我跟在身后,低着头无聊地走着路。突然,我看到地上有一卷类似人民币颜色的纸。我狂奔过去,迅速将其踩在脚下,然后,环视四周,见确实无人注意,赶紧蹲下身子,捡起来,放入口袋。

我呼吸急促,屁眼紧缩,尿意大发。我忙谎称小便,寻了座公共厕所,跑进去,蹲在一个靠角落的位置,掏出那卷东西,展开一看,果真是钱,一共五张,整整齐齐地卷在一起,每张面值两元,不错,是十元钱!一刹那,我感觉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不记得当时是如何走出厕所的,我狂喜的心情在若干年后仍感觉得到,直到后来生活境况转好了,记忆才渐渐平息下来。

回到家,我把钱如数交给了母亲,可母亲却怀疑我一定还藏着一定的数额在腰包里。

那时,家中每年最大的一笔收入就是卖一头猪了。有一年,父母凌晨两三点钟早起,烧好热水,请来屠夫,把猪杀了,烫了毛,掏了内脏,用大板车拉猪去县城卖。我照例是要跟着去的。那天的雨真大啊,劈劈啪啪的雨点,打在盖着猪肉的油布纸上,化作湍急的水,流到猪肉上,鲜红的猪肉不知什么时候,呈现出苍白的颜色,在闪电接二连三的映衬下,像极了《聊斋》故事里死人的脸。

到了县城集市,天还没亮,父亲全身湿得能滴得下水来。他干脆脱下衣物,把水拧干。闪电之下,我看见父亲像条与风雨搏斗后疲惫不堪的鲸鲨,一身惨白的肌肤,在闪电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惨白。

我觉得父亲连那头苍白的猪都不如。那头猪尽管被雨水冲刷得失去了血色,至少可卖一两块钱一斤吧,可父亲枯骨如柴似的身躯恐怕总共取不到四十斤肉,何况谁会要?

回来时,母亲把父亲大骂了一顿,说他没有保护好猪肉,本来可卖到三块六一斤的猪肉,少卖了一块多钱,她根本不管父亲着了凉,正重感冒。原来,在

母亲眼里,父亲确实连一头猪都不如。而我,就是一头连猪都不如的“猪崽子”!

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骂声中长大的。十岁那年,母亲叫我煮饭,第一次煮饭,没有掌握好火候,饭稍稍煮软了一点,母亲用勺子翻了一下,见饭的下面有一层水,她当即从灶前抡起一根打火棍,满村地追着我打,我像一只受惊的野鹿仓皇狂奔。最后,躲在别人家的牛棚里住了一夜。我实在无脸回家,因为我十岁了,却连饭都不会煮。

第二天,我被伯父发现,把我送到了家。我以为能得到母亲的一次原谅,但母亲等伯父走出门,就把我绑在了楼梯上,两只手臂各抱着一根楼梯杆,两条腿一次次地吃着母亲的鞭子,那副十几米高的楼梯被我折腾得左右翻滚。

别人不叫我“长根”,而是骂我“独根”,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狠毒。现在想来,骂“独根”真的不算什么。你想想啊,现在哪个人不是“独根”?如果谁不是“独根”,村委会或居委会立马就会像鬼子一样冲到你家来,抓你去交罚款,有公职的连工作都别想要。

前几年,不当独生子女就是犯法。当然,现在可以生二胎了,情况不同。在当时,我是“独根”就是“大逆不道”,骂我“独根”,比骂我什么都让我气愤。我特别不解的是,我的伯父伯母也丝毫没有比别人少骂过我“独根”。

伯母先后生了七个女儿,就是缺少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按照家族传统,我是应该过继给伯母的,这就意味着,我是两户人家共有的儿子。我伯母与我母亲脾气一样,好的时候,她会叫我到她家去吃一个礼拜的饭,但这种时候总是不多,她家毕竟养着七张嘴啊。

母亲十分不想我去她家吃饭,她是怕我被伯母抢走了。母亲说:难道白白过继一个儿子给他们吗?是不是想着要我儿子在你们死了,帮他们收尸、端照片呢?

这样,伯母就像割了她的心一样难受,她不惜冒着可能真的没人帮他们收尸、端照片的危险骂我母亲。我母亲也骂她。双方对骂了起来,当伯母第一次冲口说出“独根”两个字时,我当时惊诧地说不出话来。我生平第一次知道,哪怕对你再好的人也有一天会对 你进行恶毒伤害的。

我眼前和心里瞬间变得不真实。每每在这时,母亲就把我拉到怀里,一副很慈爱的样子,但说出去的话却是凶狠的,她的话是这样对我说的:“你听见了吗?以后他们死后生了蛆都不要理!”

这时,我看到伯父伯母像被人顷刻间念了咒语一样怔在那里,我突然感到他们比我还可怜。

但接着我就不可怜他们,他们怎么能骂我“独根”呢,那不是连我爸和我一起都骂了吗?我爸和我并没有惹他们啊,而且,都对他们很好啊。当他们骂我“独根”时,我感觉就像被暴风雨摧残的苗儿,是那样的孤独无助和不解。

我始终生活在类似的一种阴影中,直到小学毕业照毕业照时,我在摄影师的再三提醒下,还是抬不起头来。我这才知道,当时,我是多么、多么的——讨厌自己。

首先,我讨厌我的个头和身子。也许是从小缺乏营养,我像门前黄土坡上那株没有粪便浇灌的南瓜秧苗一样纤细短小,本来是羞于用这种词语来形容自己的,但除了这种词语,我真的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字眼了。其实,这字眼也是班上一位同学说的。当时,我气得抢起一条板凳朝他的脚下砸去,我看见他脚趾的血,同他的眼泪一起汩汩流出。

我已不记得事后遭到了老师怎样的惩罚,但我记得了“纤细短小”这个词,它如幽灵一样伴随了我几十年,直至今天,仍无法摆脱。

我曾梦呓似地问过自己无数次:陈长根,你是男人吗?是男人吗?!你除了每天晚上钻在被窝里狠狠地拨弄自己的小东西,你还有什么其他能耐?!

有时,我急着赶路,没时间这样问自己,但路过我身边的人替我问了,是的,我能从他们似笑非笑、瞬间生动的眼神中看得出来。

陈长根,你还是个男人吗?这时,我怨恨的不是自己的个头和身材,而是怨恨自己没有勇气像男人一样冲上去,拧着他们的衣领,或抱住他们的腰,给他们一拳,打他们一个生活不能自理。

也许这种心理出现多了,我的性格成了一头拴在桩上四处蹬踏、恶嚎不止的劣马,我被一种潜在的力量控制着。我知道,那是极度自卑、极度愤怒后发酵而

成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毒,它深深地潜在我内心深处,像魔鬼一样吞噬我的灵魂。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当我有一天像滑稽戏里的小丑一样咧着嘴,偷出母亲梳头时用的镜子,借着窗户外射进的薄弱光线,在房中照了一下镜子时,我惊慌地发现,无数粒老鼠屎样的黑点,密密麻麻,布满了我的脸面,它们在镜面上狡诈地眨巴着眼睛,朝我狰狞地笑。

我把那些黑点叫做“麻子”。后来,上了初中之后才知道是“雀斑”。但不管是“麻子”还是“雀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正是这些老鼠屎样的黑点,使我在镜头面前无脸抬起头来。

我颜面尽失,无地自容。我被它们彻底击败。在那个潮湿阴冷的房间里,我掩面而泣。一个十六岁少年的情怀洒满了灰烬和阴霾。

“陈长根,麻子,陈长根,麻子”——当我意识到我脸上的东西后,我感觉每个人的眼神就像一支支利箭,随时会呼啸而至,把我的心射得鲜血淋漓。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从来就没人骂过我“麻子”,真的没有,从来没有。但我认为他们嘴上没有骂我“麻子”,心里一定在骂我“麻子”,特别是他们在和我吵架或打架的时候。只要他们的嘴一嘟哝,我就以为他们是在骂我“麻子”,于是,不管打不打得过人家,我都像狼一样地扑上去,腥红的眼睛泛着虚弱的光芒,结果却总是被对方嘲笑的眼神淹没。

我满脸的麻子一直伴随着我走到现在,就因为这,我不知错过了与多少女孩子进一步接触的机会。说出来你根本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还不敢抬头正眼看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我现在的妻子肯嫁给我,多年以后,我还感恩戴德地问她:“当初你为什么不嫌弃我这一脸麻子,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你猜妻子怎么回答的,她说:“其实我是近视,当时我怕你看出我是近视后不肯要我,所以恋爱时,我压根就没敢仔细看你!”

我听出妻子的口气里带着明显的悔意,但我不怪她,这么多年了,我的脸皮厚得可以扛得住比这一百倍的打击。

还是回到大约二十五年前吧(天啦,一晃都过去这么久了),当时,有一篇类似于顺口溜(或者是一首诗) 的课文在小学生中广为传诵。

课文的题目叫《挑担茶叶上北京》,没错,在那时的小学课本中,“北京”、“天安门”之类的词多如牛毛。但我为什么独对这篇文章记忆犹新呢?因为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走向学校的演讲台,老师要我朗诵它。

印象中,那天很冷,冷得让人窒息。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向前台的,我一筹莫展,陷入空白之中,我吐不出一个字来,我看见老师在台下使劲跺脚,那肯定不是天气冷得叫她那么做的。我又一次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第二天,我没脸去学校,我躲在被子里装病。班主任晚上冒着大雪到我家看望我,我更加无地自容。记得当时,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然后对我母亲说: “哟,是有点烧,不过,睡了今晚就会没事的。”然后,又附在我的耳畔轻声说:“明天你可得来学校,啊?”我含着泪,抿着嘴,点了点头。

我不记得第二天是怎么迈进教室的,我虽然想努力不去想前两天的事,但我还是听到有人嘀咕:“逃兵!丢我们班的脸。”

小学二年级,换了班主任,他家就在我家前门,两米多高的围墙把他家的砖瓦房裹得严严实实,只有种在他庭院中的南瓜藤蔓,探头探脑地爬进我的视野。

说出来谁也不信,从出生到十岁的时候,在村里,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因为他是一位老师,脸上总是一副不酸不甜的表情。

那时,“老师”这两个字,在我心中简直像上帝一样神圣。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老师就是那些顽劣孩子的“克星”,而我那时就是一个典型的顽劣孩子,正当我洋洋得意地想着不会受他管束时,他当上了我的班主任。

早知道他有一天会成为我的班主任,我便会从小就在他走过我家大门口时,送上去一个孩童和善的笑容,或者,至少不会爬进他家菜园去偷他家的黄瓜。

头一天上学,安排座位,他瞟了站在角落里的我一眼,好像随意地说了一句:“你,坐在第一排中间的那个位置。”

我坐上那个座位,我听到周围偷笑的“吱吱”声,

接着,两个腼腆的女生挨着坐在我左右。我的脸在笑声中倏地红了。

“谁在笑?谁笑我就让谁坐陈长根那个位置!”班主任严肃的眼光一扫,大家都不敢吭声了。

天啊,我怎么那么倒霉,我竟然坐在两个女同学中间!那时,跟女孩子坐在一起,无异于受到惩罚,或者,说得更严重一点,就是判了刑一样没有自由!我觉得,可能是他在报复我了。但不管怎样,我接下来最想做的,还是要找一位同学顶替我坐那个座位,而且从侧面试试老师是不是讲话真的算数。

有一天,邻村的同班同学放学回家,经过我家门口时,一位同学对一位安排坐在我旁边的女生说:“瞧,这是你老公家,进去吃饭啊。” 我当时正在家旁边的菜园里撸菜,听得真真切切。第二天,我把那位同学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二话没说,走进教室,把他的书包拿出来,塞进了我的座位抽屉里,然后,把我的书包拿出来,放在一位男同学旁边课桌的抽屉里。这次我第一次向老师告状,我当时感受到了快感。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真是糟糕得可以。除了语文、政治、历史少数几门课程外,其它课程几乎从未及格过。这让我更加抬不起头来。

与小学当了一个学期的班长相比,初中时我当过最大的“官”似乎是文娱委员。即使是文娱委员,也被人“争党夺权”过。与我“争党夺权”的同学是位“洋学生”。之所以称之为“洋学生”,乃是因为她是从省城南昌转学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的。

起初,我们感觉很惊诧,认为她是城市里最不可救药的差生,不然,为什么谋到我们这么一所破破烂烂的农村学校来?后来,我才了解到,是他父亲从南昌中医学院自愿到我们乡卫生院来当院长,支援我们山村医疗卫生建设。

我对她马上有种从她父亲身上转移过来了崇敬感,加上她长得很漂亮,几乎让我们全班的男生在一对一的时候不敢正视她。偏偏她又有一副好歌喉,而且,会唱很多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感觉到我这个文娱委员的位置摇摇欲坠了,我不战自降,主动到班主任那里提出“辞呈”。

班主任对我说:“你最好还是再考虑一下,人家没有要抢你位置的意思啊,我也没有把你换下来的意思啊。”我问:“那她老是唱歌是什么意思?同学们都跟着她唱又是什么意思?”班主任说:“没什么意思啊,人家是自娱自乐啊,我们总不能在她们嘴上贴张封条吧?”我想也是,但还是低着头走出了班主任的办公室,当时一点底气也没有。

也许是班上女生共同“策划”的,有一天,她们异口同声要她教我们唱歌。于是,她就教。我得承认,如果这世界上有最美最动听的歌的话,那一定是那个时代的,或者说是那个时代她教给我们的。所以,我只好知趣地请求班主任把文娱委员让给她。

我从她嘴里接过《小螺号》《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望星空》,然后,在我心里偷偷酝酿、反刍,当作无人时的安慰,自已偷偷唱了起来。

记得星期六下午返校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背着一个星期的米,和同村的伴儿边走边唱,把同伴们妒忌得要死,还缠着我教他唱。我反而不好意思唱。

现在,我想花更多一点时间和笔墨在她身上,因为这与我一颗少年情怀最初的萌动有关。

有一天,具体地说,是一天中午午休的时候,天气晴朗,夏蝉鼓噪。

人是最容易被环境感染的一种动物,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帮在那时可说得上是不谙世事的少年郎。我记得当时寝室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被这种粘稠、暖昧的空气所击倒,沉入酣畅的梦乡。而我,敏感的我却好像接受到了某种神秘的暗示。此刻,面对窗外,目光掠过稀疏的树木,朝下面学校的井口望去。

就在那个晴朗的上午,我相遇了令人愉悦而私密的人物,我看见她向井口走去。哦,对了,我该称“她”为蓉儿了。她竟然穿着裙子,是的,是裙子,而且是遮没到膝盖的短裙。

天啦,山村的少年第一次见到穿裙子的“真人”!在那个时代,那条裙子是一条燃烧的火焰,在我的眼前霍霍着火。

我趴在窗棂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目光随着她的走动贪婪地移动,夏天燥热的天气把校园里法国梧桐的叶子刮得劈哩啪啦响,它狂放的心态让我妒忌得

要死。

蓉儿把脸盆轻轻放在用水泥粉刷成的、盛水的、灰白的池子边沿,然后,用井边的公共水桶去井里提水,她的臀部随着放下去的水桶,微微翘起,更多雪白的肌肤在阳光下闪耀,让我睁不开眼睛。

是的,我一直在看,我怎么能忍得住呢?此后,我一看到她,总是压抑着怦然心动,又没法不怦然心动。

一个燥热的午后,窗外的知了不厌其烦地聒噪不已,我在寝室里睡不着,便来到教室里,我又看见她穿着一件裙子,而且是一件吊带裙(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它是吊带裙,那是我若干年之后去了县城才“按图索骥”,从课外书上知道这一名称的)!她伏在课桌上午休,我路过她的身旁,无意间瞥了她一眼,天啊,她的腋下竟长满了浓浓的毛!那天下午的课,老师讲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夜晚来临。那个夜晚,再一次打破了我整个少年的宁静,我开始真正地想到,我的名字似乎与我的成长有关了。如今,我无法模拟——那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快感和羞涩,那稠稠的粘液,沾染在我整部成长史上,永远痴迷地照耀着我少年的时光。

连我自己都奇怪,在与蓉儿同学的一年时光里,四季的更迭——夜与昼的流转,还有少年的记忆,带给我的心理颤粟,远远胜过其他——胜过那些生活岁月里的自卑和激动。

那一年,我没敢同她说过一句话。如果说初中时我最得意的事是什么,那便是“傍”上了班长。

班长是个长得足足有一米七多的家伙。他的话那时像他的身高一样,在班上是至高无上的。有一天,我无意向他说了一句,我父亲病了,家里的十几亩地不知该怎么办。

他听了,二话没说,当着全班人的面,像韩信点兵一样哗啦啦点了五六个同学的名字,并且,像大将军似地大手一挥,说:“星期六去帮陈长根家插水稻。”

那一天集中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她们全是齐刷刷的漂亮女生,像是如今挑选进入复赛的选美一样。

我霎时脸红了,平时,在班上,我遇到女生连头都不敢抬。

这些漂亮女生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沿着长满松树林的马路,向我家的方向驶去,班长俨然成了一个领军的头头。我羡慕得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她们会不会插水稻。那一天,她们成了我们村里的一道亮丽风景,在田野上干活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呆呆地看着这群不知来自哪里的少女。

以至于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回到家时,乡亲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读不懂他们眼里的内容,但我的头昂得比平时高是肯定的。

初中时代——在那个山沟沟里的初中时代,有春天里捅开潮湿晦暗围墙下灰黑砖瓦的小草,有盛夏伸开手掌向天空求助什么的硕大的法国梧桐叶子;有秋天被雨水浇灌得有些腐败凋零的鸡冠花,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掩盖的童话世界里城堡般的校门,有被注了水后膨胀成泡沫的米饭,还有一个星期才上一次厕所、永远也填不饱的肚子和吱嘠作响的木板床,以及床上床下生疥疮的身子搔痒后落下的皮屑。

初中时代,我脆弱的身躯永远长不上肉,这让上山砍柴时,我没有一次完成了任务。

到了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仿佛要把我们毕业生的最后一滴血榨干,拆教工楼的工作,由我们毕业班学生来完成。拆梁时,由手臂很长的同学上,我看到他们个个那么惊慌,那么紧张,那么小心翼翼。尽管如此,梁子还是像不领情的魔鬼,张牙舞爪地,突然从残墙断垣上扑了下来,一阵尘烟散后,高大健硕的班长倒在狼藉的瓦砖下面,一双手反折着,昏了过去。

我胆怯,因为瘦小的双手甚至连扶助的资格都没有,班上所有的男生都跑了上去,女生们则捂着嘴巴,不让惊讶和残忍的声音叫出来。大家抬起他朝乡卫生院飞奔,我只能跟在后面,被动而机械地跑着,班长的两条手臂一晃一晃,像两只被宰后挂在农民单车后惨白的猪蹄。

这时,我开始恨自己。如果,面对那根突然扑下来的梁子,我喊一声,或者冲过去,用另一根梁子缓冲一下——那根梁子并不大,其实我是能做到的,但我没有做,因为我认为自己做不到,我其实是不敢做。

班长是住在我邻村的农家男孩,他的双手经过治疗后,至今,双手摆动的幅度是往常规的反方向拐。

不过,十几年过去了,听说,他现在开起了汽车,跑起了长途运输,还娶了一个县城老婆,生活过得挺安宁。我终于可以好受些。要建新的教工楼了,我们毕业班的男生轮流挖地基,挖到经过池塘那段时分外艰难,淤泥像一个不屈不挠的无赖,总是软绵绵地滑下来,让我们不停歇地重复往返几次才可把它清除上去。

我像个西西弗斯,精疲力竭,是的,精疲力竭,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狠狠地丢掉铁锹,拼命地往地上爬,要爬出那个高出我两个头的深沟。

一位同学只得接过我的铁锹。这时,“哗啦”一声,我以为是他跳入深沟时踩着了脚下面积水发出的声响,我回过头,那位同学的整个身躯已埋入了游泥中,只露出一个脑袋艰难地转来转去,我脚下的淤泥还在慢慢瘫软下去,我的身子也直往下陷,我拼命地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当同学们和老师把我把从淤泥里刨出深沟时,我又拼命地喊:“快救解保庆!快救解保庆!”我扭过头,看旁边那一大截深沟,深沟全填满了,被淤泥埋住的解保庆完全不见了!

同学、老师聚拢过来,急切地问我:在哪?在哪?在哪?我指着身后的那一段深沟,此时,它完全与地面持平了。

大家用手拼命地扒,女同学还“呜呜”的哭着,还有几个同学,急得想拿铁锹,又想拿铁桶,但拿了又放下,他们知道,这无济于事。

当解保庆被拉上来时,是在十几分钟之后,他被肮脏而黝黑的泥水裹着,我想象着他在泥土下面,它们是如何残忍地纠缠着他,直到他停止呼吸。

解保庆家住在离我们学校一墙之隔的镇圩上,他皮肤白皙,他比我还养尊处优。我记得当时他家有一台硕大无比的制冰机,到他家买冰棍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我认为他家是镇上最有钱的人家。他有一个哥哥,听说残疾了,不能走路。我没有看到他哥,我到他家去买冰棍,偶尔看到解保庆送饭上楼,而后听到一个暴跳如雷的骂声。有人说,那是他残疾的哥哥在冲他发火。

发生那事后,解保庆的父母悲痛欲绝,他们找了学校几次,但都无济于事。而我,却做了一件现在想 起来仍算“胆大包天”的事,那就是偷偷给教育局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我当时看到的一切。我想,这是我能做到的,也是必须要做的。

最后,校长调离了那所学校,但解保庆家仍没有得到半分钱的赔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给县教育局的那封信起了作用。但我觉得,解保庆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去了,我注定要内疚一辈子。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回过那所初中的学校,听说新的教工楼不久就建起来了。

有人问我:你真的再也没去过那所学校吗?我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那所学校呢?曾有那么惨痛的记忆,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是万劫不复,好不容易才从那里逃出来一样。再就是,我在那所学校算什么呢?只是一个成绩下等、不善言词、极度自卑的少年郎,最后,甚至还成了一位性格扭曲、心理变态、“吃里扒外”的告密者。

记忆里,少年的时光犹如勺子里的一滴水,就那么一小滴,被随意一甩,便轻松而飘忽地甩弃在空中,于情感的空气中升华成一缕看不见的气息,风一吹,倏地不见了。

了无痕迹:那些往事。那些人。那座山村。那所学校。那封信。

那封信之后,我知道,我不要再自卑。我走了一段那么长的路,终于长大了,我步入青年了。

我改名字了,叫陈长庚。词典里说:长庚,也叫启明星。

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名字:陈大明。我的名气像我的名字一样,慢慢在周围弥漫了开来。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笔名,叫陈纸——我作为一个小说家,让人生回到最初的理想,将那些往事交付在几张陈旧的纸上。

直到现在,我才相信:其实,我是一个适合写小说的人,或者,是一个适合用文字纪录人或事成长的人。

只是,不知有没有人会来读它、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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