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沧浪
坦白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人生里，我总是感到很自卑。自卑的理由千奇百怪。比如，写小说。很久以前，有不少人说我是个写小说的天才，我听了就自卑，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写什么小说，尽管后来发表了几个小说，而且有的小说上了全国著名的文学期刊，但我觉得是会做人起了作用。
关于写小说第二个感到自卑的原因是，我不会虚构情节和设置悬念，我想，小说没有虚构的情节和设置的悬念，那真该怀疑是不是小说、可不可读了。
正因为如此，有过三四年时间，我发誓不写小说——或者说得不要脸一点，就是知趣了，不再写小说了，免得丢人现眼，在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文学圈子里误了今生——毕竟比写小说有乐趣、能挣钱的事多如牛毛。
有一天，我这样想着，就夹着尾巴离开“小说”的思维，沿着这条路的相反方向走——走上另外一条路。
走向哪里去呢？过去？未来？还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时间里，或者约定俗成的某条道路上？——我想，这无关紧要，只要离开“小说”，就可以了。比如，现在是晚上6 点 43分，我离开这个时间，在6 点 44 分踱到了一家叫浅水湾的酒楼，我什么也没想，一个人，大嚼了一顿好饭好菜。
结账时，服务员递过来一本意见簿，让我对菜的味道和服务态度作个点评。我写了一个大大的“好”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陈长根”。
我看见服务员先前冷得像一块冰雕似的脸，一下 子融化在我面前，她挤出一丝笑容，神情不尴不尬地问： “是念陈长（chang）根？还是陈长 (zhang) 根？”
你这样咬文嚼字有什么意思？你怎么也像小说家一样无聊？——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的小说家像我一样认真、真实，早拿诺贝尔文学奖了。
随你怎么念。我说出这话，竖起衣领，脖子一缩，手往饭桌上使劲一拍，扬长而去。
我知道,看到这里，你会用一种鄙夷的心理想象我。不错，我叫陈长根，我就是陈长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别看我表面上认可这个名字，但在心里却责骂我父亲：他为什么要给我取一个这么土的名字。要知道，作为男人，取一个这样的名字，意味着什么吗？其实，我的意思是在为这个名字较真。我承认，与其说是“较真”，还不如说是自卑。
我从懂事起，就陷入在了这种自卑的情境中。但这种自卑与该念 chang 或 zhang 有关，至今，我都不知道父母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中间那个字是该念chang呢，还是念 zhang ？后来，我觉得这样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名字像唐僧的紧箍咒一样，可能要把我这一辈子念倒在我出生的那块方寸之地上了。
我的父母一字不识，这让我羞于去问他们，为什么要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我有时想把这种自卑转嫁到他们身上，但都没有成功（其实我这样为自己辩护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谁敢说你的内心深处就没有自卑感吗？为什么非要把“自卑感”作为一个代名词似的往自己头上扣呢？）。我不知道，这种“自卑”与很多人一样，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反正，从记
事起，自卑就像一个形影不离的幽灵，与我相携相伴，怎么甩也甩不开。
至今，我仍觉得我有自卑的最充足理由：出生在一座大山脚下一个贫穷山村。之所以把整座山村都形容为“贫穷”，是因为在我出生那时，每户人家每个月总有十来天揭不开锅，我作为村里最早期的“独生子” （这个词是我十岁时全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才学会的），父母养我一个都忍饥挨饿，芋头煮稀饭成了我童年最痛入肌肤的记忆。
我家是全乡首批领取独生子女费的人家，我记得我父亲去乡政府领取那每月一块钱的独生子女费，轰动了方圆五六里的五六个村庄。我看见父亲把斗笠沿压得遮住了半张脸，像个贼人一样走进村口。
我知道，如果父亲哪怕还有一点其他办法，他是断然不会去领那一块钱的，因为他听到了无数的议论，其中，有一种说法是：他是个废人，仅有的一个儿子还是老婆去了吉安市大医院做了手术后才有的。想到这里，我的名字中的“长”如果是该念zhang 的话，那我父母的希望是还要生陈二根、陈三根和陈四根……甚至以此类推。但最终没有实现。
至今我仍无法知道，父亲是不是真的没有生育能力，但当时只生一胎理所当然被视为无能。在农村，只生一胎还注定以后会被别人家欺负。所以，父亲和母亲结下的果，为长大后的我定下了生活基调或找到了生长土壤。想到这里，我名字中的“长”如果是该念 chang的话，那就是希望我的生命力旺盛而长久。
再接前面所说：父亲实在太需要那一块钱了，你想想，当时，一斤猪肉才五毛钱，一块钱可以买两斤猪肉啊，两斤猪肉可以切成薄如蝉翼的片儿，足以让炒五十斤萝卜有了“油水”，让年少的我吃上一个月的“萝卜炒肉片”，这足以给他们的宝贝儿子改善几十天的生活啊。
临近年关，家里实在没钱过年了，父母把家中所有可能值钱的东西都寻思遍了，最后惟一可行的，就是把堆在牛栏里的稻草卖掉一部分。
那时,稻草是牛的粮食，是铺在床底保暖的“被子”，又是做饭烧火的原料。望着大板车上堆得像高山一样的稻草，父亲迟迟不走，意思是舍不得，还是叫我跟 在他后面推到县麻纺厂去？
我不肯去，在零下四五度瑟瑟的寒风中，我想哭。母亲举起了一根坚硬的扁担，欲向我头上劈过来。父亲忙去夺，直至换来了我的同意，跟着父亲推稻草去卖。
父亲把稻草兑成不足十块钱后，拉着空车往县城热闹集市深处去购置年货，我跟在身后，低着头无聊地走着路。突然，我看到地上有一卷类似人民币颜色的纸。我狂奔过去，迅速将其踩在脚下，然后，环视四周，见确实无人注意，赶紧蹲下身子，捡起来，放入口袋。
我呼吸急促，屁眼紧缩，尿意大发。我忙谎称小便，寻了座公共厕所，跑进去，蹲在一个靠角落的位置，掏出那卷东西，展开一看，果真是钱，一共五张，整整齐齐地卷在一起，每张面值两元，不错，是十元钱！一刹那，我感觉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不记得当时是如何走出厕所的，我狂喜的心情在若干年后仍感觉得到，直到后来生活境况转好了，记忆才渐渐平息下来。
回到家，我把钱如数交给了母亲，可母亲却怀疑我一定还藏着一定的数额在腰包里。
那时，家中每年最大的一笔收入就是卖一头猪了。有一年，父母凌晨两三点钟早起，烧好热水，请来屠夫，把猪杀了，烫了毛，掏了内脏，用大板车拉猪去县城卖。我照例是要跟着去的。那天的雨真大啊，劈劈啪啪的雨点，打在盖着猪肉的油布纸上，化作湍急的水，流到猪肉上，鲜红的猪肉不知什么时候，呈现出苍白的颜色，在闪电接二连三的映衬下，像极了《聊斋》故事里死人的脸。
到了县城集市，天还没亮，父亲全身湿得能滴得下水来。他干脆脱下衣物，把水拧干。闪电之下，我看见父亲像条与风雨搏斗后疲惫不堪的鲸鲨，一身惨白的肌肤，在闪电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惨白。
我觉得父亲连那头苍白的猪都不如。那头猪尽管被雨水冲刷得失去了血色，至少可卖一两块钱一斤吧，可父亲枯骨如柴似的身躯恐怕总共取不到四十斤肉，何况谁会要？
回来时，母亲把父亲大骂了一顿，说他没有保护好猪肉，本来可卖到三块六一斤的猪肉，少卖了一块多钱，她根本不管父亲着了凉，正重感冒。原来，在
母亲眼里，父亲确实连一头猪都不如。而我，就是一头连猪都不如的“猪崽子”！
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骂声中长大的。十岁那年,母亲叫我煮饭，第一次煮饭，没有掌握好火候，饭稍稍煮软了一点，母亲用勺子翻了一下，见饭的下面有一层水，她当即从灶前抡起一根打火棍，满村地追着我打，我像一只受惊的野鹿仓皇狂奔。最后，躲在别人家的牛棚里住了一夜。我实在无脸回家，因为我十岁了，却连饭都不会煮。
第二天，我被伯父发现，把我送到了家。我以为能得到母亲的一次原谅，但母亲等伯父走出门，就把我绑在了楼梯上，两只手臂各抱着一根楼梯杆，两条腿一次次地吃着母亲的鞭子，那副十几米高的楼梯被我折腾得左右翻滚。
别人不叫我“长根”，而是骂我“独根”，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狠毒。现在想来，骂“独根”真的不算什么。你想想啊，现在哪个人不是“独根”？如果谁不是“独根”，村委会或居委会立马就会像鬼子一样冲到你家来，抓你去交罚款，有公职的连工作都别想要。
前几年，不当独生子女就是犯法。当然，现在可以生二胎了，情况不同。在当时，我是“独根”就是“大逆不道”，骂我“独根”，比骂我什么都让我气愤。我特别不解的是，我的伯父伯母也丝毫没有比别人少骂过我“独根”。
伯母先后生了七个女儿，就是缺少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按照家族传统，我是应该过继给伯母的，这就意味着，我是两户人家共有的儿子。我伯母与我母亲脾气一样，好的时候，她会叫我到她家去吃一个礼拜的饭，但这种时候总是不多，她家毕竟养着七张嘴啊。
母亲十分不想我去她家吃饭，她是怕我被伯母抢走了。母亲说：难道白白过继一个儿子给他们吗？是不是想着要我儿子在你们死了，帮他们收尸、端照片呢？
这样，伯母就像割了她的心一样难受，她不惜冒着可能真的没人帮他们收尸、端照片的危险骂我母亲。我母亲也骂她。双方对骂了起来，当伯母第一次冲口说出“独根”两个字时，我当时惊诧地说不出话来。我生平第一次知道，哪怕对你再好的人也有一天会对 你进行恶毒伤害的。
我眼前和心里瞬间变得不真实。每每在这时，母亲就把我拉到怀里，一副很慈爱的样子，但说出去的话却是凶狠的，她的话是这样对我说的：“你听见了吗？以后他们死后生了蛆都不要理！”
这时，我看到伯父伯母像被人顷刻间念了咒语一样怔在那里，我突然感到他们比我还可怜。
但接着我就不可怜他们，他们怎么能骂我“独根”呢，那不是连我爸和我一起都骂了吗？我爸和我并没有惹他们啊，而且，都对他们很好啊。当他们骂我“独根”时，我感觉就像被暴风雨摧残的苗儿，是那样的孤独无助和不解。
我始终生活在类似的一种阴影中，直到小学毕业照毕业照时，我在摄影师的再三提醒下，还是抬不起头来。我这才知道，当时，我是多么、多么的——讨厌自己。
首先，我讨厌我的个头和身子。也许是从小缺乏营养，我像门前黄土坡上那株没有粪便浇灌的南瓜秧苗一样纤细短小，本来是羞于用这种词语来形容自己的，但除了这种词语，我真的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字眼了。其实，这字眼也是班上一位同学说的。当时，我气得抢起一条板凳朝他的脚下砸去，我看见他脚趾的血，同他的眼泪一起汩汩流出。
我已不记得事后遭到了老师怎样的惩罚，但我记得了“纤细短小”这个词，它如幽灵一样伴随了我几十年，直至今天，仍无法摆脱。
我曾梦呓似地问过自己无数次：陈长根，你是男人吗？是男人吗？！你除了每天晚上钻在被窝里狠狠地拨弄自己的小东西，你还有什么其他能耐？！
有时，我急着赶路，没时间这样问自己，但路过我身边的人替我问了，是的，我能从他们似笑非笑、瞬间生动的眼神中看得出来。
陈长根，你还是个男人吗？这时，我怨恨的不是自己的个头和身材，而是怨恨自己没有勇气像男人一样冲上去，拧着他们的衣领，或抱住他们的腰，给他们一拳，打他们一个生活不能自理。
也许这种心理出现多了，我的性格成了一头拴在桩上四处蹬踏、恶嚎不止的劣马，我被一种潜在的力量控制着。我知道，那是极度自卑、极度愤怒后发酵而
成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毒，它深深地潜在我内心深处，像魔鬼一样吞噬我的灵魂。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当我有一天像滑稽戏里的小丑一样咧着嘴，偷出母亲梳头时用的镜子，借着窗户外射进的薄弱光线，在房中照了一下镜子时，我惊慌地发现，无数粒老鼠屎样的黑点，密密麻麻，布满了我的脸面，它们在镜面上狡诈地眨巴着眼睛，朝我狰狞地笑。
我把那些黑点叫做“麻子”。后来，上了初中之后才知道是“雀斑”。但不管是“麻子”还是“雀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正是这些老鼠屎样的黑点，使我在镜头面前无脸抬起头来。
我颜面尽失，无地自容。我被它们彻底击败。在那个潮湿阴冷的房间里，我掩面而泣。一个十六岁少年的情怀洒满了灰烬和阴霾。
“陈长根，麻子，陈长根，麻子”——当我意识到我脸上的东西后，我感觉每个人的眼神就像一支支利箭，随时会呼啸而至，把我的心射得鲜血淋漓。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从来就没人骂过我“麻子”，真的没有，从来没有。但我认为他们嘴上没有骂我“麻子”，心里一定在骂我“麻子”，特别是他们在和我吵架或打架的时候。只要他们的嘴一嘟哝，我就以为他们是在骂我“麻子”，于是，不管打不打得过人家，我都像狼一样地扑上去，腥红的眼睛泛着虚弱的光芒，结果却总是被对方嘲笑的眼神淹没。
我满脸的麻子一直伴随着我走到现在，就因为这，我不知错过了与多少女孩子进一步接触的机会。说出来你根本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还不敢抬头正眼看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我现在的妻子肯嫁给我，多年以后，我还感恩戴德地问她：“当初你为什么不嫌弃我这一脸麻子，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你猜妻子怎么回答的，她说：“其实我是近视，当时我怕你看出我是近视后不肯要我，所以恋爱时，我压根就没敢仔细看你！”
我听出妻子的口气里带着明显的悔意，但我不怪她，这么多年了，我的脸皮厚得可以扛得住比这一百倍的打击。
还是回到大约二十五年前吧（天啦，一晃都过去这么久了），当时，有一篇类似于顺口溜（或者是一首诗） 的课文在小学生中广为传诵。
课文的题目叫《挑担茶叶上北京》，没错，在那时的小学课本中，“北京”、“天安门”之类的词多如牛毛。但我为什么独对这篇文章记忆犹新呢？因为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走向学校的演讲台，老师要我朗诵它。
印象中，那天很冷，冷得让人窒息。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向前台的，我一筹莫展，陷入空白之中，我吐不出一个字来，我看见老师在台下使劲跺脚，那肯定不是天气冷得叫她那么做的。我又一次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第二天，我没脸去学校，我躲在被子里装病。班主任晚上冒着大雪到我家看望我，我更加无地自容。记得当时，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然后对我母亲说： “哟，是有点烧，不过，睡了今晚就会没事的。”然后，又附在我的耳畔轻声说：“明天你可得来学校，啊？”我含着泪，抿着嘴，点了点头。
我不记得第二天是怎么迈进教室的，我虽然想努力不去想前两天的事，但我还是听到有人嘀咕：“逃兵！丢我们班的脸。”
小学二年级，换了班主任，他家就在我家前门，两米多高的围墙把他家的砖瓦房裹得严严实实，只有种在他庭院中的南瓜藤蔓，探头探脑地爬进我的视野。
说出来谁也不信，从出生到十岁的时候,在村里，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因为他是一位老师，脸上总是一副不酸不甜的表情。
那时，“老师”这两个字，在我心中简直像上帝一样神圣。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老师就是那些顽劣孩子的“克星”，而我那时就是一个典型的顽劣孩子，正当我洋洋得意地想着不会受他管束时，他当上了我的班主任。
早知道他有一天会成为我的班主任，我便会从小就在他走过我家大门口时,送上去一个孩童和善的笑容，或者，至少不会爬进他家菜园去偷他家的黄瓜。
头一天上学，安排座位，他瞟了站在角落里的我一眼，好像随意地说了一句：“你，坐在第一排中间的那个位置。”
我坐上那个座位，我听到周围偷笑的“吱吱”声，
接着，两个腼腆的女生挨着坐在我左右。我的脸在笑声中倏地红了。
“谁在笑？谁笑我就让谁坐陈长根那个位置！”班主任严肃的眼光一扫，大家都不敢吭声了。
天啊，我怎么那么倒霉，我竟然坐在两个女同学中间！那时，跟女孩子坐在一起，无异于受到惩罚，或者，说得更严重一点，就是判了刑一样没有自由！我觉得，可能是他在报复我了。但不管怎样，我接下来最想做的，还是要找一位同学顶替我坐那个座位，而且从侧面试试老师是不是讲话真的算数。
有一天，邻村的同班同学放学回家，经过我家门口时，一位同学对一位安排坐在我旁边的女生说：“瞧，这是你老公家，进去吃饭啊。” 我当时正在家旁边的菜园里撸菜，听得真真切切。第二天，我把那位同学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二话没说，走进教室，把他的书包拿出来，塞进了我的座位抽屉里，然后，把我的书包拿出来，放在一位男同学旁边课桌的抽屉里。这次我第一次向老师告状，我当时感受到了快感。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真是糟糕得可以。除了语文、政治、历史少数几门课程外，其它课程几乎从未及格过。这让我更加抬不起头来。
与小学当了一个学期的班长相比，初中时我当过最大的“官”似乎是文娱委员。即使是文娱委员，也被人“争党夺权”过。与我“争党夺权”的同学是位“洋学生”。之所以称之为“洋学生”，乃是因为她是从省城南昌转学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的。
起初，我们感觉很惊诧，认为她是城市里最不可救药的差生，不然，为什么谋到我们这么一所破破烂烂的农村学校来？后来，我才了解到，是他父亲从南昌中医学院自愿到我们乡卫生院来当院长，支援我们山村医疗卫生建设。
我对她马上有种从她父亲身上转移过来了崇敬感，加上她长得很漂亮，几乎让我们全班的男生在一对一的时候不敢正视她。偏偏她又有一副好歌喉，而且，会唱很多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感觉到我这个文娱委员的位置摇摇欲坠了，我不战自降，主动到班主任那里提出“辞呈”。
班主任对我说：“你最好还是再考虑一下，人家没有要抢你位置的意思啊，我也没有把你换下来的意思啊。”我问：“那她老是唱歌是什么意思？同学们都跟着她唱又是什么意思？”班主任说：“没什么意思啊，人家是自娱自乐啊，我们总不能在她们嘴上贴张封条吧？”我想也是，但还是低着头走出了班主任的办公室，当时一点底气也没有。
也许是班上女生共同“策划”的，有一天，她们异口同声要她教我们唱歌。于是，她就教。我得承认，如果这世界上有最美最动听的歌的话，那一定是那个时代的，或者说是那个时代她教给我们的。所以，我只好知趣地请求班主任把文娱委员让给她。
我从她嘴里接过《小螺号》《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望星空》，然后，在我心里偷偷酝酿、反刍，当作无人时的安慰，自已偷偷唱了起来。
记得星期六下午返校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背着一个星期的米，和同村的伴儿边走边唱，把同伴们妒忌得要死，还缠着我教他唱。我反而不好意思唱。
现在，我想花更多一点时间和笔墨在她身上，因为这与我一颗少年情怀最初的萌动有关。
有一天，具体地说，是一天中午午休的时候，天气晴朗，夏蝉鼓噪。
人是最容易被环境感染的一种动物，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帮在那时可说得上是不谙世事的少年郎。我记得当时寝室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被这种粘稠、暖昧的空气所击倒，沉入酣畅的梦乡。而我，敏感的我却好像接受到了某种神秘的暗示。此刻，面对窗外，目光掠过稀疏的树木，朝下面学校的井口望去。
就在那个晴朗的上午，我相遇了令人愉悦而私密的人物，我看见她向井口走去。哦，对了，我该称“她”为蓉儿了。她竟然穿着裙子，是的，是裙子，而且是遮没到膝盖的短裙。
天啦，山村的少年第一次见到穿裙子的“真人”！在那个时代，那条裙子是一条燃烧的火焰，在我的眼前霍霍着火。
我趴在窗棂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目光随着她的走动贪婪地移动，夏天燥热的天气把校园里法国梧桐的叶子刮得劈哩啪啦响，它狂放的心态让我妒忌得
要死。
蓉儿把脸盆轻轻放在用水泥粉刷成的、盛水的、灰白的池子边沿，然后，用井边的公共水桶去井里提水，她的臀部随着放下去的水桶，微微翘起，更多雪白的肌肤在阳光下闪耀，让我睁不开眼睛。
是的，我一直在看，我怎么能忍得住呢？此后，我一看到她，总是压抑着怦然心动，又没法不怦然心动。
一个燥热的午后，窗外的知了不厌其烦地聒噪不已，我在寝室里睡不着，便来到教室里，我又看见她穿着一件裙子，而且是一件吊带裙（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它是吊带裙，那是我若干年之后去了县城才“按图索骥”，从课外书上知道这一名称的）！她伏在课桌上午休，我路过她的身旁，无意间瞥了她一眼，天啊，她的腋下竟长满了浓浓的毛！那天下午的课，老师讲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夜晚来临。那个夜晚，再一次打破了我整个少年的宁静，我开始真正地想到，我的名字似乎与我的成长有关了。如今，我无法模拟——那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快感和羞涩，那稠稠的粘液，沾染在我整部成长史上，永远痴迷地照耀着我少年的时光。
连我自己都奇怪，在与蓉儿同学的一年时光里，四季的更迭——夜与昼的流转，还有少年的记忆，带给我的心理颤粟，远远胜过其他——胜过那些生活岁月里的自卑和激动。
那一年，我没敢同她说过一句话。如果说初中时我最得意的事是什么，那便是“傍”上了班长。
班长是个长得足足有一米七多的家伙。他的话那时像他的身高一样，在班上是至高无上的。有一天，我无意向他说了一句，我父亲病了，家里的十几亩地不知该怎么办。
他听了，二话没说，当着全班人的面，像韩信点兵一样哗啦啦点了五六个同学的名字，并且，像大将军似地大手一挥，说：“星期六去帮陈长根家插水稻。”
那一天集中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她们全是齐刷刷的漂亮女生，像是如今挑选进入复赛的选美一样。
我霎时脸红了，平时，在班上，我遇到女生连头都不敢抬。
这些漂亮女生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沿着长满松树林的马路，向我家的方向驶去，班长俨然成了一个领军的头头。我羡慕得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她们会不会插水稻。那一天，她们成了我们村里的一道亮丽风景，在田野上干活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呆呆地看着这群不知来自哪里的少女。
以至于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回到家时，乡亲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读不懂他们眼里的内容，但我的头昂得比平时高是肯定的。
初中时代——在那个山沟沟里的初中时代，有春天里捅开潮湿晦暗围墙下灰黑砖瓦的小草，有盛夏伸开手掌向天空求助什么的硕大的法国梧桐叶子；有秋天被雨水浇灌得有些腐败凋零的鸡冠花，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掩盖的童话世界里城堡般的校门，有被注了水后膨胀成泡沫的米饭，还有一个星期才上一次厕所、永远也填不饱的肚子和吱嘠作响的木板床，以及床上床下生疥疮的身子搔痒后落下的皮屑。
初中时代，我脆弱的身躯永远长不上肉，这让上山砍柴时，我没有一次完成了任务。
到了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仿佛要把我们毕业生的最后一滴血榨干，拆教工楼的工作，由我们毕业班学生来完成。拆梁时，由手臂很长的同学上，我看到他们个个那么惊慌，那么紧张，那么小心翼翼。尽管如此，梁子还是像不领情的魔鬼，张牙舞爪地，突然从残墙断垣上扑了下来，一阵尘烟散后，高大健硕的班长倒在狼藉的瓦砖下面，一双手反折着，昏了过去。
我胆怯，因为瘦小的双手甚至连扶助的资格都没有，班上所有的男生都跑了上去，女生们则捂着嘴巴，不让惊讶和残忍的声音叫出来。大家抬起他朝乡卫生院飞奔，我只能跟在后面，被动而机械地跑着，班长的两条手臂一晃一晃，像两只被宰后挂在农民单车后惨白的猪蹄。
这时，我开始恨自己。如果，面对那根突然扑下来的梁子，我喊一声，或者冲过去，用另一根梁子缓冲一下——那根梁子并不大，其实我是能做到的，但我没有做，因为我认为自己做不到，我其实是不敢做。
班长是住在我邻村的农家男孩，他的双手经过治疗后，至今，双手摆动的幅度是往常规的反方向拐。
不过，十几年过去了，听说，他现在开起了汽车，跑起了长途运输，还娶了一个县城老婆，生活过得挺安宁。我终于可以好受些。要建新的教工楼了，我们毕业班的男生轮流挖地基，挖到经过池塘那段时分外艰难，淤泥像一个不屈不挠的无赖，总是软绵绵地滑下来，让我们不停歇地重复往返几次才可把它清除上去。
我像个西西弗斯，精疲力竭，是的，精疲力竭，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狠狠地丢掉铁锹，拼命地往地上爬，要爬出那个高出我两个头的深沟。
一位同学只得接过我的铁锹。这时，“哗啦”一声，我以为是他跳入深沟时踩着了脚下面积水发出的声响，我回过头，那位同学的整个身躯已埋入了游泥中，只露出一个脑袋艰难地转来转去，我脚下的淤泥还在慢慢瘫软下去，我的身子也直往下陷，我拼命地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当同学们和老师把我把从淤泥里刨出深沟时，我又拼命地喊：“快救解保庆！快救解保庆！”我扭过头，看旁边那一大截深沟，深沟全填满了，被淤泥埋住的解保庆完全不见了！
同学、老师聚拢过来，急切地问我：在哪？在哪？在哪？我指着身后的那一段深沟，此时，它完全与地面持平了。
大家用手拼命地扒，女同学还“呜呜”的哭着，还有几个同学，急得想拿铁锹，又想拿铁桶，但拿了又放下，他们知道，这无济于事。
当解保庆被拉上来时，是在十几分钟之后，他被肮脏而黝黑的泥水裹着，我想象着他在泥土下面，它们是如何残忍地纠缠着他，直到他停止呼吸。
解保庆家住在离我们学校一墙之隔的镇圩上，他皮肤白皙，他比我还养尊处优。我记得当时他家有一台硕大无比的制冰机，到他家买冰棍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我认为他家是镇上最有钱的人家。他有一个哥哥，听说残疾了，不能走路。我没有看到他哥，我到他家去买冰棍，偶尔看到解保庆送饭上楼，而后听到一个暴跳如雷的骂声。有人说，那是他残疾的哥哥在冲他发火。
发生那事后，解保庆的父母悲痛欲绝，他们找了学校几次，但都无济于事。而我，却做了一件现在想 起来仍算“胆大包天”的事，那就是偷偷给教育局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我当时看到的一切。我想，这是我能做到的，也是必须要做的。
最后，校长调离了那所学校，但解保庆家仍没有得到半分钱的赔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给县教育局的那封信起了作用。但我觉得，解保庆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去了，我注定要内疚一辈子。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回过那所初中的学校，听说新的教工楼不久就建起来了。
有人问我：你真的再也没去过那所学校吗？我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那所学校呢？曾有那么惨痛的记忆，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是万劫不复，好不容易才从那里逃出来一样。再就是，我在那所学校算什么呢？只是一个成绩下等、不善言词、极度自卑的少年郎，最后，甚至还成了一位性格扭曲、心理变态、“吃里扒外”的告密者。
记忆里，少年的时光犹如勺子里的一滴水，就那么一小滴，被随意一甩，便轻松而飘忽地甩弃在空中，于情感的空气中升华成一缕看不见的气息，风一吹，倏地不见了。
了无痕迹：那些往事。那些人。那座山村。那所学校。那封信。
那封信之后，我知道，我不要再自卑。我走了一段那么长的路，终于长大了，我步入青年了。
我改名字了，叫陈长庚。词典里说：长庚，也叫启明星。
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名字：陈大明。我的名气像我的名字一样，慢慢在周围弥漫了开来。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笔名，叫陈纸——我作为一个小说家，让人生回到最初的理想，将那些往事交付在几张陈旧的纸上。
直到现在，我才相信：其实，我是一个适合写小说的人，或者，是一个适合用文字纪录人或事成长的人。
只是，不知有没有人会来读它、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