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th Architecture

社会改良与空间设计——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建/ 彭长歆 彭晓光 田伊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建

- 彭长歆1 彭晓光2 田 伊3 Peng Changxin Peng Xiaoguang Tian Yi

Social Reform and Space Design: the Creation of Canton Y.M.C.A. Building in China

摘要 位于广州长堤的基督教­青年会会所是该会在中­国的早期建设之一。建筑师何士按照该会“德、智、体、群”全人培养的目标完成了­功能的配置和空间的设­计,并在本地建筑师事务所­伯捷洋行的协作下,在气候和建造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适。通过对它的创建过程及­建筑要素的分析,基本廓清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策略。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改造青年、改良社会的宗旨下,如何通过选址、功能配置、空间设计、建筑形式及建筑技术等­有形的建筑要素来实现­意义的传达。关键词 中国近代建筑史;社会改良;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会所;何士;空间现代性;教会复兴风格

ABSTRACT The Y.M.C.A. building at Canton Bund is one of the earliest buildings by Y.M.C.A. in China. Architect Harry Hussey programmed and designed the building based on the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a whole individual in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physical fitness, and social skills". With the help of the local architectu­ral firm Purnell & Paget, Harry Hussey also made adjustment to the building to adapt to local climate an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This article aims to unveil the design strategy of the Y.M.C.A. building by analyzing it's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its key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t also discusses how the Y.M.C.A. building achieve its aims of reshaping the youths and reforming the society through tangible architectu­re elements including the building's site selection, programmin­g, space design, architectu­ral form and building technique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al history; social reform; Canton,China,Y.M.C.A. building; Harry Hussey; modernity of space; mission revival styl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成果:美国建筑师在近代中国­的设计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6YJA76003­1。

中图分类号 TU-024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6.06.082文章编号100­0-0232(2016)06-0082-06

1 2&3作者简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电子邮箱 :arcx_peng@scut.edu.cn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前言

基督教青年会会所是中­国近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其建造数量并不多,主要分布在中国沿海商­埠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的中心地段,是重要的城市公共建筑;其面向对 象为城市青年,是青年精英流连忘返的­主要空间场所,在改良社会和倡导新生­活等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功能设置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对中国近代康乐建筑和­文化娱乐建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该会在中国的早期­建设之一,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广州青年会)是华南地区除上海之外­最大的基督教青年会建­筑。该建筑现已不存1),但通过对它的创建过程­及建筑要素的分析,可基本廓清基督教青年­会在华发展的建筑策略。另外,作者还想进一步探讨基­督教青年会在改造青年、改良社会的宗旨下,如何通过选址、功能配置、空间设计、建筑形式及建筑技术等­有形的建筑要素来实现­意义的传达。

1基督教青年会建筑溯­源

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并非­严格意义的教会建筑。与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各传教机构­不同,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 Y.M.C.A.,以下简称青年会)不是一个传教组织。该会于1844年由英­国商人佐治• 威廉(George Williams, 1821 ~ 1905)在伦敦创办,旨在通过坚定信仰、推动社会服务活动来改­善工业革命浪潮中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环境。最初以福音聚会形式,后来逐渐加入德、智、体、群等元素,以促进全人发展。因以基督教理念为宗旨,以面向社会、服务他人的亲身体验去­认识、实践基督关怀世人精神­为主张,得到了西方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传入北美地区后,又因提倡“提高青年人精神、道德、社会和体魄的目的”,与19世纪扩张变化中­的美国城市社会相适应,因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

通过长期的实践,青年会明确了该会建筑­复杂的功能组合。对应青年会培养“德、智、体、群”全人的要求,相应的功能空间包括阅­览室、台球室、礼堂(会堂)、体育馆、宿舍、游戏室、甚至游泳池等。另外,还包括一些附属的空间­如办公室、门厅、浴室、设备房等[2]。由于建造主体和功能构­成的特殊性,青年会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理念为活动宗旨、面向青年群体的会所建­筑,与教堂、教会学校、医院等教会建筑有着明­显的不同。

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始­于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1895年,在中国出生的青年会干­事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受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派遣来到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位于城市中­心的青年会;在经历早期的开拓后,1912年 12 月,第六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1915年 11 月改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3]。同一时期的1910 年10 月 20日,青年会北美协会在美国­白宫、由当时美国总统塔夫脱­主持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公布了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内修建49座新的青­年会建筑的建设计划和­资金筹备方式,并强调指出中国是重点­建设对象[4]。到 1913 年,从沈阳到广州超过12­处地点被规划或正在建­造中(图1)。自此,在北美协会的组织和指­导下,青年会在中国主要城市­开始大

规模、有系统地发展。

2广州青年会的创办与­选址

在北美协会的扩张政策­和中国各地青年会的影­响下,广州基督教社会包括基­督徒和传教士等开始酝­酿青年会的成立。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出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城­市,广州是基督教差会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基地,并拥有数量众多的教徒。而实际上,青年会在广州的成立是­基督徒、西方传教士和北美协会­三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广州西教士大会联合会­早在 1904年即致函青年­会北美协会,请求派干事来广东筹办­青年会。应广州西教士的请求,北美协会干事黎瑞19­06年来到广东负责筹­办事宜。同年,广州西教士大会发起募­捐 20万元,筹建马礼逊纪念堂,准备作为青年会的会所;另一方面,广州基督徒谢恩禄、梁小初、叶梯云等也有志于青年­会的创立。当年12 月 22日,第一届董事会成立,时任岭南学堂(后更名岭南大学)中国教务长的钟荣光当­选为第一任会长。1907年 2月,青年会官员莫特(John R. Mott)到访广州,他建议在适当时候购买­土地,得到了时任广州青年会­总干事的黎瑞的大力支­持 [5]。1909 年 11 月,广州青年会筹备者们租­借五仙门外长堤浸信会­旧址为会所,设会议室、接待室、游戏室、阅报室、浴室、花园茶室及电影

2)

场等。广州青年会宣告成立 。

成立之初,广州青年会即尝试觅地­建造永久而合适的会所­建筑。在城市主要街道建立会­址是青年会的传统,该会认为青年会应承担­社会改良的责任,在城市中心建造会所可­以将现代化、城市化及公共文化等诸­多要素融合在一起,在重塑城市空间的同时,提供有形的实体吸引青­年人,并通过各项设施推动青­年人的自我完善,从而实现青年会改造城­市社会的功能 [2]。1911 年,在筹集了6万元之后,广州青年会购买了原来­租用的长堤浸会旧址和­邻近的多间民房作为会­所

用地(图2)。随后青年会北美协会又­捐了16万美元作为建­筑费。1914 年 7 月新会所动工兴建,1916年 11 月 4 日,会所主楼、体育馆及大礼堂(电影院)等落成使用,并举行了隆重的开门礼;1918 年 6月,又在会所后边空地建成­童子部临时会所。1931年青年会陆续­购买附近地段,将童子部临时会所及露­天操场改建四层楼宿舍。

实际上,该时期的广州长堤是最­能满足青年会这一空间­需求的地段。作为清末广州最具活力­的城市空间,长堤在张之洞的规划下,从1880年代开始了­向现代城市滨水空间的­转型。至 1910年,长堤大马路全线竣工,海关、邮局、电厂、西式医院、戏院、新型百货公司等现代城­市建筑不断涌现,所谓“堤上车马毂接,楼阁高耸,各种新商业胥在于此”[6]。通过置身长堤,青年会即可毗连各种新­型建筑,展示自己与现代城市的­关联;又可吸引向往现代社会­的广州青年,帮助他们通过自我完善­完成向现代青年的转化。显然,对于青年会而言,除了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长堤从传统堤岸转变为­现代都市空间,其过程恰与青年会改造­社会的决心不谋而合。

3 建筑师何士

作为青年会在中国、日本等远东地区项目的­建筑师,建筑师何士于 1911年来到广州。对于中国项目的控制,基督教青年会的早期做­法是在当地聘请执业西­方建筑师和事务所,如北京青年会即由在北­京和天津开业的永固工­程公司(Adames & Knowles, Architects &Engineers)设计。自1910年底青年会­北美协会决定向全球扩­大影响力之后,该会在中国的大规模建­筑活动迅即展开。早期的做法已无法适应­新的建设需要。从1911年开始,因为长于北美青年会建­筑的设计,芝加哥沙塔克-何士建筑师事务所( Shattuck & Hussey) 的 加 拿 大 籍 合 伙 人 何 士 (Harry Hussey, 1881 ~? )被聘请担任青年会建筑­师,并一直工作到1916­年。何士(图3),早年求学于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in Chicago)建筑系,毕业后曾在密歇根州兰­辛(Lansing)与建筑师怀特(Thomas White)合组怀特 -何士建筑师事务所(White & Hussey),后加入老师沙塔克的事­务所成为合伙人,即沙塔克-何士建筑师事务所。在结束青年会的聘约后,何士在 1916 ~ 1919年间被聘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师,之后在北京长期驻留,成功地设计了许多建筑。

何士与广州本地建筑师­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何士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在上海完成初步的方案­设计,在获得青年会的批准后­将图纸发往芝加哥完成­最后的设计[7]。但在广州,由于青年会的要求,何士与当地建筑师进行­了合作。在青年会北美协会的官­员看来,这样做有助于达成青年­会建设赖以成功的标准:按时、按预算、易于管理与维护[2]。他的办公室设在岭南大­学的一处建筑中。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其­在广州工 作的情况:“四位年轻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帮助我。与这些已经具备建筑经­验的年轻人一起工作十­分的愉快,他们中的两个后来成为­这个领域突出的建筑师。”[7]他同时发现,根据他的设计草图,本地建筑师们很好地完­成了设计工作。

3)何士提到的本地建筑师­实际上就是伯捷洋行 。作为该时期广州最著名­的西方建筑师事务所,伯捷洋行在美国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伯捷(Charles S. Paget)的主持下,与广州西人及华人上层­社会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既是建筑师,也是营造商,他们曾参与诸多教会建­筑的设计,并以极强的适应性确保­了西方现代建筑技术、尤其是钢筋混凝土技术­与本地营造条件的结合[8]。相信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青年会安排了何士与伯­捷洋行的合作以实现该­会的建造标准。1916年,伯捷洋行更是被基督教­青年会聘为当地的顾问­建筑师。

4空间的现代性

特定的建筑功能必然有­其匹配的空间载体。成立之初,广州青年会即明确其宗­旨“在于联络少年男子,使之互相辅助,讲求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等4项,有系统的进步……本会研究以上四者俱循­合理之系统,均匀之进步,而期消除偏枯之病。”4)负责筹建的临时委员会­要求何士设计一座庞大­的会所建筑和一座电影­院[7]。

因循一贯的原则,广州青年会的建筑功能­与空间被条理成 4个部分。一、“德育”部分,通过传习基督教,“而求心灵完备之发达”,实践空间包括课室、礼堂等;二、“智育”部分,通过学习科学知识,“而求才智圆满之发达”,实践空间包括课室、阅览室及礼堂等;三、“体育”部分,通过体育锻炼,“使少年养成有用之体魄”,主要配置室内体育场、泳池等;四、“群育”部分,通过集体生活,以及组织电影会、交友会、聚餐会等社交聚会和社­会服务为手段,“使一切少

5)

年享合群之乐” ,实践空间包括餐厅、礼堂(电影院)、展厅及宿舍等。总体而言,这是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的一贯建筑宗旨在­广州的延续。

何士的布局整合功能与­空间,兼具公共性和气候适应­性。他采用了四合院的布局­形式,建筑主楼、礼堂(兼电影院)和室内体育场沿三边布­置,狭长形的庭院北侧用淋­浴卫

生间封闭(图4a),一座 10×25 码(1码 =0.9144m)的露天游泳池沿南北纵­长方向设置在庭院内,并有跳板装置;主楼三层,整合了首层大厅、办公室、起居室、阅览室,以及二、三层的课室及宿舍等空­间(图4b、4c);南侧临江,由围墙围合成庭院,并有大门与南堤马路相­连通。在何士及其事务所在北­美地区青年会建筑的设­计中,大多采用封闭完整的几­何形体。即使在1910年天津­青年会建筑的设计中,沙塔克-何士建筑师事务所也仍­然采用了相似的空间模­式。但在 1911年这次在香港、广州的旅行、工作中,何士对华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及适应性­建筑策略显然有了更多­的了解,合院这一组织通风、方便户外活动的空间被­恰当地利用并用于功能­和空间的组织。有意思的是,宽阔的外廊这一华南地­区重要的气候调适空间­也被组织到主楼的南侧,正如该时期广州大量存­在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一样。

在合理布局的同时,建筑师将青年会的空间­模式移植到广州,以推动青年会全人培养­目标与物质空间的结合。

体育馆这一新的空间类­型的引入最具开创性。在中国古代,培养青年精英的机构如­书院、官学等虽然有射圃之类­习武健体的空间,但总体而言,体能训练被视为武夫及­百工所为,而为士大夫所轻视。1903年,清末新政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学堂始有“体操”课(即体育)之设。广州因早开风气,包括岭南学堂在内的教­会学校更早地引入西方­现代体育项目,但在空间上仍以露天为­主。基督教青年会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倡导者,也是西方体育建筑的早­期引入者。在长期的实践中,青年会北美协会的体育­专家和建筑师们发展了­一种新的室内运动空间­以满足健身、体操、篮球、排球、跑步等现代体育运动的­需要,它由一个长方形平面、并有二层环形跑马廊的­高大空间所容纳,该模式在中国最早应用­在北京和天津青年会建­筑中。对于广州而言,这也是城内最早的室内­体育馆(图5),除设置篮球、排球两用场地外,还有单杠、双杠、木马、吊球、肋木、平衡梯等新型体操、健身设备的安置。自建成后,青年会常年举办篮球、排球等比赛,吸引了大批城市青年的­参与。

电影院是青年会引入的­另一新型公共空间。青年会一向重视智育演­讲,并认为这是引导青年破­除迷信、相信科学的最好办法。该会早期智育演讲侧重­对科学知识的宣传介绍,演讲中采用直观教育法,用幻灯片、图表等引起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兴趣。自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Auguste Lumière 与 Louis Lumière)发明活动电影机后,电影这一现代影像科技­迅速普及并发展为商业­用途。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们­敏锐地发现电影对青年­的吸引,也开始在该会建筑中配­置观影空间、并与同类型的礼堂空间­整合使用。由于早开风气,广州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影院或映画院这一新­型观演空间的城市之一。民国25 年(1936)《广州年鉴》卷八“文化”篇载:“广州之有电影戏,亦在清末光宣间。其最先开业者,为大新街石室教堂内之­丕崇书院,以其课余兼营此业,惟其无画院之名。其正式名画院者,以惠爱八约城隍内之镜­花台为首,西关十八甫之民智画院、广府署前之通灵台、十六甫璇源桥脚之民乐­院次之。”青年会广州筹备委员会­非常热切地要求建设一­座电影院,实际上,在新会所还在筹建之际,已经临时租用场地放映­影片,以达到启迪民智、吸引城市青年的目的。在何士的设计中,为容纳更多的坐席,他将电影院观演空间规­划为底层大厅与二层楼­座空间的结合。楼座从舞台两侧上方发­出平台并与左右两侧及­礼堂后部的坐席相连,形成舞台与坐席之间

更为紧密的空间关系(图6)。为兼用讲演及群艺表演­等功能,电影院设舞台和化妆间,并与另一侧的门廊相对。由于设施完善,每年到青年会电影院观­众厅听取演讲、观影者,达数

6)

万人次 。

除了新型空间的植入,建筑设备和使用方式的­西化也使青年会成为现­代生活的代名词。例如泳池的使用,虽然规模不大,却因配备了跳板、水质清洁及过滤设备,区别于利用自然水体进­行的野泳;与此同时,为倡导现代生活,青年会内还设更衣室及­雨式淋浴室(即使用花洒)。其中,作为公共洗浴设施,雨式淋浴室方便卫生,为广州所未见,因而深

7)受欢迎,每年到青年会游泳者最­多达一万余人次 。又如课室,青年会在新址建成后开­设了商业专门学校、选科半夜学校等,提供职业及技能教育。而办公室(图7)、宿舍等则干净整齐、取光正确,并有西式公共卫生间的­设置,与传统客栈有明显的区­别。总而言之,广州青年会建成后无论­在空间尺度、构成还是使用方式等方­面都传递出一种现代性,它置身于长堤这一新型­的城市空间中,从外到内散发出迷人的­空间魅力,对于 1910年代新旧交替­的广州而言,它通过空间设计将现代­人与现代空间联系在一­起。

5教会复兴风格

从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开始,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就一直对建筑风格的问­题不断讨论。虽然该时期的教会大学­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等,已经开始中国风格的探­索和实践,但在青年会的管理者来­看,中国式样从建筑艺术角­度来说固然可取,却需要花费更多的财政­支出。基督教青年会建筑师与­管理者也一直在寻求一­种方法,在财政预算之内完成一­种设计方案,同时又满足青年会所需­的教育及社会职能,建筑造价与财务预算相­符是设计是否取得进步­的标准[9]。而从中国反馈回来的信­息则显示,西式建筑在普通的民众­心里代表着进步,这在刚刚经历了清末新­政、从官方层面大量建造西­式政府建筑的20 世纪10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因为此,青年会在中国的早期建­设几乎没有考虑过中国­式样,这一形式取向直到20 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以及现代中国风格在操­作技巧和实施技术的成­熟才有根本的改变。

显然,控制预算并呈现出现代­风貌是广州青年会在建­筑 样式方面的基本方向。如前文所述,该时期的广州长堤已成­为各种新型建筑的集聚­地,新建建筑不断向高度发­展,建筑风格也从早期的殖­民地外廊式向包括西方­古典主义的正规样式过­渡,并普遍呈现出资本运作­下炫奇、浮夸的建筑风貌。对于青年会而言,一种看上去健康的、满足功能需要和造价控­制的外观才是广州会所­应该具有的建筑样式。

教会复兴风格被选择作­为广州青年会新建会所­的建筑外观(图8)。作为一种从美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建筑样式,教会复兴风格(The Mission Revival),亦称教会风格(The Mission Style)开始于 19世纪末,是从18 世纪末、19世纪初加利福利亚­西班牙教会建筑获得灵­感的殖民地风格的复兴­和再解释。1890 年至 1915年间,教会复兴运动通过大量­住宅、商业和学院建筑的实践­而广泛流行,特别是学校和铁路火车­站广泛地采用了这种易­于识别的建筑风格,如位于加利福利亚州河­滨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火­车站(Union Pacific Railroad Station, Riverside, CA)、位于亚利桑拉州杜桑的­斯坦菲尔德大厦 (Steinfeld Mansion, Tusca, AZ) 等 [10]。该样式在 1915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中演化并归入西­班牙殖民地复兴风格(Spanish Colonial Revival Style)。其特征通常表现为低缓­的陶瓦屋顶、半圆拱、涂装外墙、少量的巴洛克装饰,以及有院落及外廊、与环境相关联并具气候­性,等等。

为适应本地建造技术,本地建筑师在材料选用­等方面进行了调适。作为一个长期在广州开­展设计实践的建筑师事­务所[11],伯捷洋行对本地建造技­术高度熟悉。在伯捷及其同事的支持­下,本地工匠对样式中的所­有片段均找到了相应的­本地做法(图9),如用琉璃瓦代替陶瓦,并使用瓦当、滴水和屋脊;券拱、外廊这些殖民地建筑形­态则早为广州工匠所熟­悉。由于采用本地建造技术,同时摒弃了繁复的装饰­和花岗石等贵重材料,青年会的建筑总造价为­171758 元(M$),

8)

每立方英尺造价为 0.272 元(M$) 。对照青年会北美协会的­拨款,其造价显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凭藉清新的建筑形象,青年会成为广州长堤一­处新的地标。这是广州第一座教会复­兴风格的建筑,与长堤日渐兴起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及殖民地­外廊式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建筑形象朴素而不失­趣味,材料与形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反映出20世纪初期世­界建筑追求进步的潮流。实际上,在工程全面展开之际,由教会复兴风格发展而­来的西班牙殖

民地复兴风格在 1915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大放异彩。更为重要的是,青年会以其现代的空间、现代的功能设施服务于­现代“全人”的培养,而达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结语

广州青年会的创建反映­了组织者强烈的建筑意­志。它选址于长堤这样一个­新型的城市空间中,试图反映青年会吐故纳­新、改造社会的决心;它引入青年会既有的功­能与空间模式,采用现代建筑设备,安排各种活动设施,反映了物质构建对位于­全人培养的设计策略;它采用有意涵的形式,营造时尚、现代的建筑形象,吸引向往新生活的城市­青年。总而言之,广州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地,探讨了青年会建筑在中­国南方地区普及推广的­技术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吸取地方经验,与本地建筑师合作,对气候及工匠技术等进­行了调适,从而增强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模式在地化发展­的可能。

青年会通过改造人进而­改造社会的理想也启发­了民国初年广州的市政­当局。自建成后,广州青年会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精英,这些人后来逐渐成为广­州军政当局及市政管理­的主导者。青年会也不断深入社会、开展各项活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20世纪 20 年代末、30年代初,当市政当局酝酿建造平­民宫和平民住宅之际,基督教青年会有关全人­改造的技术路线被借用。在陈济棠、林云陔和程天固等组织­者和实施者看来,将青年会的组织方法与­建筑模式应用到平民宫­中,既能提供简朴实用的居­住空间,更能成为低下阶层民众­改造的容器,从而赋予平民宫以社会­救济和社会改良的双重­意义 [12]。 从这点来看,青年会几乎是以己之力,推动了一个新的社会改­良模式的发生与发展。其建造的意义因此从物­质层面上升为社会层面,在广州乃至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中留下了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笔。

致谢:本研究曾得到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图片来源

图 1、5、7、8 :Kautz Family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特许使用;

图 2 :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广州市街道详图[Z].亚光舆地学社,1948.图 3 :Harry Hussey.My Pleasures and Palaces:An Informal Memoir of Forty Years in Modern China[M].Garden City, New York :

Doubleday & Company,1968.

图 4 :Y.M.C.A.Buildings in China, 李锦沛家族档案;

图 6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百年树人——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事业­图片特刊 [M].1933 :18.

图 9 :Sidney D.Gamble Photograph­s,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 Digital Collection­s ; 注释

1)1990年代,因解放大桥建设,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旧址­被拆除; 2)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之过­去、现在、未来,1919年,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1,案卷号 306 ; 3)据伯捷洋行合伙人伯捷(Charles S. Paget)的家族档案显示,伯捷洋行参与了广州青­年会的设计。Y.M.C.A.档案也显示,伯捷洋行被聘青年会在­当地的建筑师。另,伯捷洋行的情况详见:彭长歆.现代性•地方性——岭南城市与建筑的近代­转型[M].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121-122. 4)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广州基督教青年会说明//广州青年会之过去、现在、将来,1919.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 1,案卷号 306,109-110 ; 5)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广州基督教青年会说明//广州青年会之过去、现在、将来,1919.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 1,案卷号 306,109-110 ;

6)1919-1921 年数据,见《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最近­三年会务纪要(1919-1921)》,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 ;

7)1919-1921 年数据,见《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最近­三年会务纪要(1919-1921)》,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 ;

8)Y.M.C.A.Building Bureau (Shanghai),Y.M.C.A.Buildings in China, 李锦沛家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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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基督教青年会 1913年在华建筑分­布图(含已建与拟建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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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 2 广州青年会区位图(图中海珠桥、新堤等于1930 年代建成)
图 3何士肖像
图 2 广州青年会区位图(图中海珠桥、新堤等于1930 年代建成) 图 3何士肖像
 ??  ?? 图4广州青年会会址(4a:首层平面 ;4b :二层平面; 4c :三层平面)
图 5广州青年会体育馆内­空间场景(受训者为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学生)
图4广州青年会会址(4a:首层平面 ;4b :二层平面; 4c :三层平面) 图 5广州青年会体育馆内­空间场景(受训者为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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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 6广州青年会大礼堂内­叙会场景
图 7 干净整齐、光线明亮的青年会办公­室
图8广州青年会(1919年4月)图 9 1919年广州青年会­近景
图 6广州青年会大礼堂内­叙会场景 图 7 干净整齐、光线明亮的青年会办公­室 图8广州青年会(1919年4月)图 9 1919年广州青年会­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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