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城边村国内研究进展综述/马航
Review on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Fringe Villages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摘要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位于珠三角地区城乡边缘区的村落建设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广泛查阅文献，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关于珠三角地区城边村的研究文献，在对城边村的概念辨析基础上，分别从村落特征、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发展面临的问题、改造模式、公共空间等5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归纳，并进一步提出对城边村研究领域的展望。
关键词 城乡边缘区；城边村；珠三角地区
ABSTRACT During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ringe villages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urban fringe villag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inspections of the urban fringe village concep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former researches from these five aspects: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motive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developing problems, renovation modes, and public spaces. Finally, this paper prospects the future of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urban fringe; urban fringe villages; the Pearl River Delta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珠江三角洲城市边缘社区的空间演变规律与内源性的城市空间整合策略，项目编号： 51208138。
中图分类号 TU982.29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6.06.117文章编号1000-0232（2016）06-0117-06
作者简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电子邮箱 ：mahang@hitsz.edu.cn
珠三角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充满了大量的工业边缘村，它是珠三角乡村工业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城中村，是珠三角城市边缘区特殊城市化的产物，其形成机制、空间特征与发展模式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城市边缘村。当这些工业村庄的集体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土地后，城市边缘村（简称城边村）的转型和发展问题 逐渐显现，城边村的改造与发展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矛盾的焦点 [1]。
1城边村概念辨析
由于城边村一般没有完全被城市建成区包围，除居住用地外，多工业用地，部分村庄还有较多农业用地，
第三产业比较落后，在区位、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空间形态、人口组成与发展前景上，与位于城市内部的典型“城中村”有较大区别。结合其社区特征、产业特征和地域特征，本文采用城边村来指代这些位于珠三角地区城市边缘区的原工业村庄，并把居住其中的原本地农业户籍人口依旧称为“村民”，这些“村民”和城边村一起构成了独特的城市边缘社区，是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
中国对于城边村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 世纪 90年代，是伴随着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展开的，这个时期对城乡边缘社区的研究针对性不强，只是作为城市边缘区研究的附属。学界对城边村的广泛关注开始于2005 年，研究文献数量逐渐增多，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这三个主要数据库作为检索对象，分别用“城边村”、“边缘村”、“边缘社区”等作为检索词，从主题、篇名、关键词三个方向进行检索，发现截止到2016 年 8 月 1 日，共搜集到相关文献205篇，其中期刊论文共计121篇，博士学位论文共计 11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共计73篇，涉及的学科包括城乡规划学、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行政管理、城市经济学、国土资源管理等，其中以城乡规划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成果为多（图1）。但目前对于城边村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甚至对命名都存在数十种，例如边缘村、边缘社区、边缘聚落、城边农村等。纵观相关文献，学界对于城边村的概念解析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
1.1从城市边缘区的角度
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对城边村所处的空间区位—城市边缘区的解析来间接定义的，认为城边村是处于城市边缘区范围内的农村聚落或社区。朱火保在详细归纳学界对城市边缘区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2]。杨忠伟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乡要素碰撞融合的城市建成区外围地带，而位于其中的城边村则秉承了城市边缘区的属性特征，成为城市发展中城乡矛盾集中的焦点[3]。刘晖从城市化过程为研究视角，将城边村定义为位于城市边缘区的，将长期容纳城乡间巨大落差的缓冲空间，是外来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落脚点[4]。海贝贝用“城市边缘区聚落”来表征城边村，认为城边村是在聚落的属性上附加了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属性，是“边缘区”与“聚落”概念的双重叠加[5]。此外，祁新华应用区位商法和城市意象分析法对广州市的城市边缘区进行了空间范围界定，为城边村所处空间区域的划定提供了科学方法[6]。值得强调的是，从城市边缘区的角度来解析城边村时，很多学者仅重视对于“城边”的解析，往往忽视了“村落”的内涵，使其定义有失偏颇。除了城边村外，城市边缘区还包括农田、林地等其它用地，因此突出其“村落”的内涵才能真正定义城边村。
1.2从与“城中村”对比的角度
由于中国对城中村的研究理论体系相对完善，“城边村”作为“城中村”村落演进的前期阶段，常常通过与其对比的方式进行定义。例如，李培林从农业用地的角度，将城中村分为处于城市核心已完全没有农业用地的村落、处于城市周边尚有少量农业用地的村落和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业用地 的村落[7]。李肖敏从村落演进的角度，认为城边村是城中村的过渡阶段，是特殊状态和阶段下的城中村[8]。马航在综合考虑村落的区位、农用地规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的基础上，将城中村划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和潜在型，而城边村则隶属于发展型城中村的范畴[9]。虽然从城中村演变历程上看，城边村是城中村在早期阶段的一种发育形态，但是两者在人口构成、产业结构、村落景观特点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已有显著差异，因此把城边村作为一种独立的村落形态研究更为可取。
2珠三角地区城边村研究动向
2.1侧重于村落特征
珠三角地区城边村处于城市核心区和乡村腹地的边缘过渡地带，兼具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属性。乡村和城市的特征元素在城边村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中，经过组合和变异，形成了城边村所独有的复杂、多元、混合、动态变化等形态特征。下面从空间结构、土地权属、发展潜势、产业类型、社会形态５个方面来具体阐述其特征属性。
（1）空间结构从城乡空间关系看，谢花林认为城边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相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是典型的生态敏感地区[10]。刘晖提出珠三角城市边缘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分阶段城市化演进的一般范型，初步揭示制度变迁与城市边缘区形态的互动关系[11]。李郇等以珠三角农村城市化为例，分析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促进分散的农村城市化空间形成的内生机制和外生因素[12]。王冠贤等对珠江三角洲的古村落形态变迁历程进行分析解读，对影响其形态演变的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剖析[13]。对于城边村空间特点的研究，已经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大多都是对具体案例进行物理空间解读，从而总结出共性特点。
（2）土地利用土地是城边村发展所涉及利益群体博弈的筹码，是形成其物理形态特点的本质原因之一，土地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影响城边村城市化进程的成败。目前，对于城边村土地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土地权属、土地流转3个方面。冯海峰也认为城边村的土地利用功能混杂、利用率低下且浪费现象严重、公共服务设施匮乏等特征[14]。刘云召以土地权属为研究切入点，阐述了城
边村土地由于管理不规范，私下交易泛滥的原因导致土地权属界线不清晰、土地纠纷矛盾突出的特点[15]。刘莹从“村改居”过程中土地流转机制入手，得出城边村集体土地流转形式多元，正规与非正规流转渠道并存、涉及利益矛盾复杂等结论[16]。
（3）社会形态在城乡交融互渗的背景下，城边村的人口构成、居民就业结构、社会治理结构等也随之发生着巨变。荆万里以深圳市为例，其城边村具有职住一体、租金低廉、市场供给充足的特点，大量流动人口到此租房置业，成为人口构成异常复杂的外来人口聚居区[17]。杜洪梅通过关注城边村失地农民的就业趋势观察其社会角色的转变，她认为由于农民自身的发展局限性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增加了城边村农民再就业的难度[18]。在社会治理结构层面，李意认为城边村具有特有的“边缘治理”现象，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体制导致了城边村治理依据的双轨化、管辖的错杂化、组织结构的两栖性、组织职能的城乡模糊性等特征 [19]。
通过概念、特点综述，下面试图对城边村的完整内涵进行综合性定义：城市边缘社区在空间上位于城市边缘区，在发展阶段上隶属于城中村演化的前期阶段，是在复杂利益群体、城乡二元社会互动作用下形成的拥有相应物质空间和社会特征的半乡村、半城市化的过渡型聚落，其兼具乡村和城市的双重属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杂乱的空间、粗放的土地利用、多元的产业类型和混合的社会形态等。
2.2侧重于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城边村快速、多元、复杂多变的城市化进程是由其背后特有的动力机制推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边村发展演化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于城市整体发展的经济环境和市场规律。城边村因其显著的区位优势被市场优先选中，主动或被动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演变历程。范炜深入剖析了隐藏于城市边缘社区开发背后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通过分析阿隆索的竞标地租理论，他认为地租影响着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在城市空间内的分布模式，而边缘社区由于地租低于城市核心区的竞价优势，往往吸引着不同经济体向城市边缘扩散。他还深入研究了影响中国土地价值的主要因素，得出边缘社区因其靠近城市的区位通达性和潜在的集聚效应成为众多经济个体选址的首选[20]。李世峰认为经济发展导致城乡要素的交叉和融合，城边村的城市化是生产力诸要素在物理空间分布上的重新组织，因而生产力发展是边缘村形成和发展的源动力 [21]。
除了经济的发展水平从本质上起作用外，城市规划的导向、基础设施状况、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与协作等因素也加速诱发城边村的演进。周娟论述了城边村人口的数量、质量、构成和迁移状况等与村落城市化速度和质量的相关性[22]。沈静以广州市大石街为例，分析镇政府、开发商、村委会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对于村落空间结构变化的促进[23]。叶红则详细分析了广州市番禺区龙美村的城市化进程，认为中国目前的城乡土地二元所有制度和用地规划编制制度对于村落进一步开发的积极影响和消极阻碍 [24]。 2.3侧重于发展面临的问题
由于珠三角地区城边村的城市化路径还处于边实践、边总结的摸索阶段，时间短、速度快、自发性强、涉及的利益群体复杂、目标不确定性强、配套政策不完善，难免产生许多城市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1）产业附加值低、生态环境代价大。王凌以广州为例，探讨了河网地区城边村的水环境变化，她认为城边村粗放的城市化建设导致大量自然水系被填平，水网系统支离破碎。且城边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大量生活污水肆意排放，水污染程度不容乐观[25]。严宙宁通过对深圳市南山区大墈和麻墈两个城市边缘社区的生活水源进行抽查，发现水样合格率仅为 27.78%，城边村的水安全已受到巨大威胁 [26]。
（2）空间布局杂乱且配套设施匮乏。城边村演变过程中的产业弊端和社会症结最终会通过其空间形态反映出来，表现为空间布局的混合杂乱和配套服务设施的匮乏等。袁春来解读了广州番禺区边缘的城边村的空间形态，他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空间扩张速度过快、空间利用粗放低效、闲置存量空间面积过大，违章建设现象频发[27]。
（3）生态控制线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孙瑶等以深圳市为例，基于对生态线邻避问题产生内因的深入剖析，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走出社区对生态线邻避困局的共赢策略[28]。从国内外对邻避现象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一般性的4类邻避效应（即污染类、风向集聚类、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对以线内社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损失类邻避效应和邻避冲突缺乏相关研究。
2.4侧重于改造模式
（1）经济层面：可持续的产业发展珠三角地区城边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培育具有造血能力的产业，加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以此为前提才能带动其它各个方面的改造。从工业发展角度，黄威文以深圳市龙西五联地区城边村企业发展为例，提出淘汰市场竞争力弱、污染性强的低端产能以实现“腾龙换鸟”[29]。（2）社会层面：村民角色有效转换珠三角地区城边村的城市化必然导致村民角色的转换，如何保证村民在“农转非”过程中的民生权益，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毛丹通过修正斯科特农民道义经济学“安全第一”的理论，分析城郊农民不愿意转变为市民的原因是心理缺乏安全感。安全感缺失主要是政府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忽视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并在征地过程中没有找到替代方式；农民转为市民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以及社会、政治地位改变所带来的不安心理[30]。张连业则采用嵌套 Logit 模型，考察和分析城郊被动型城市化过程中影响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意愿及成功实现就业转移的因素[31]。
（3）政策层面：规划配套政策完善从配套政策的整体系统性出发，裴丹以佛山市马岗片区为例，提出将土地开发经营制度、农村管理体制、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整体系统，探讨城市边缘区农村城市化和谐发展的模式[32]。何鸿鹄以佛山市新城市中心南片区村落更新为例，提出与城边村更新相关的规
划、经济、物质形态、利益主体等影响因素，并通过优化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安置流动人口政策、保护传统文化等策略来实现城边村的更新[33]。此外，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与城边村发展息息相关的某个领域，并通过该领域政策的优化来促进城边村的健康发展。例如，陈展图深入研究城边村农地整体流转制度，指出在制度优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保护耕地、保证农民的长久生计 [34]。
（4）空间层面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匮乏现象在珠三角地区城边村是普遍存在的，这不仅大大降低了村落的环境品质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拉远了城边村与城市的差距，因而一些学者对城边村的公共服务实施配置进行了专项研究。赵金龙从风貌特色、旅游设施和民俗文化３方面对广州小洲村的公共空间现状进行评价，并提出小洲村更新的目标、原则和思路[35]。
景观风貌优化。城边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不断与城市进行市场对接、人口互渗，稍有不慎便被城市所同化，造成村落文脉的断裂和特色的丧失，这一问题在历史文化显著的城边村中尤其显著。因此城边村改造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自身景观风貌特色的保留和优化。马航在总结中国古村落空间规划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其空间形态背后的综合动因，为古村落的风貌特色保护与发展策略提供了系统思路[36]。李禹辰等通过运用计量方法对深圳市宝安区古村落风貌价值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保护策略及开发利用模式，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古村落风貌保护提供参考[37]。袁倩引入再生概念，提出广州市边缘区历史村落更新的再生模式，通过启动区的建设带动村落内历史元素的网络化构建，从而使村落在保留原有历史文化风貌的基础上具有对外的展示的功能[38]。
2.5侧重于公共空间
（1）对公共空间的保护研究孙翔从保护角度出发，探讨了广州小洲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主要针对自然风貌、历史建筑和村落格局的保护进行研究[39]。张万玲以适度经济开发为切入点，不仅对小洲村进行保护规划，还要重视村落的经济发展，在保护与开发中寻找新的平衡点[40]。刘挺等以广州城市化为背景，在通过小洲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基础资料分析基础上，在以小洲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提出小洲村的发展策略，寻求保护与发展的最大利益化[41]。陆琦等以村落整体格局与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梳式布局与网状河涌的典型特征、作用与意义[42]。（2）对公共空间的开发研究莫树培以村落景观为研究对象，以景观的保护与利用为研究内容，对其景观进行保护方案设计，并制定了村落空间、绿地、道路、水体规划导则，引导村落科学秩序的发展[43]。卓柳盈以小洲村建筑与景观风貌为研究内容，对其现状进行不同层面研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整治方案和控制引导[44]。许松辉从社会、经济和生态层面对小洲村进行研究，寻求其内源性和外源性相结合的发展模式[45]。龚金红等以小洲村的旅游市场为研究内容，通过对影响游客的多方面因素分析，总结了不同细分市场特点 [46]。
国内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城市公共空间，而对村落公共 空间的研究较少；而对于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角度切入，并且偏社会学角度研究较多一些；对于城乡边缘社区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从保护和开发两方面进行研究，而对于公共空间的评价研究较少。
3结论
总体而言，近年来针对珠三角城边村的研究越来越多，涵盖面较广、研究成果较丰硕，涉及到城边村的概念、特征、动力机制、发展面临的问题、改造模式、公共空间等诸多方面，基本体现了城边村研究的主要框架和内容。其中对于城边村空间特点的研究，已经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大多都是对具体案例进行物理空间解读，从而总结出共性特点。对于城边村土地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土地权属、土地流转等三个方面。对城边村社会形态的分析主要从城边村的人口构成、居民就业结构、社会治理结构等角度。学者们普遍认为城边村发展演化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于城市整体发展的经济环境和市场规律。城边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产业附加值低、生态环境代价大，空间布局杂乱且配套设施匮乏，生态控制线对社区发展的影响等。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策层面、空间层面等分析城边村的具体改造模式。针对城边村公共空间的已有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公共空间的保护、对公共空间的开发等方面。但是一些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主要体现几个方面： （1）珠三角城边村的形成过程、社会、经济、物质空间层面的特征不同于我国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城边村，对其进行专项研究，将有助于了解珠三角独特的城市化现象，对珠三角城边村的形成机理、发展模式，与城市空间互动关系等方面需要更全面的、系统化的深入研究。
（2）目前针对珠三角地区城边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深圳、佛山、顺德等城市个案的物质空间改造策略上，缺乏对该区域城边村空间概念的系统理解，还没有形成对此类现象科学的、客观的全面阐释。
（3）村社区的形式构成了珠三角地区城边村的基本单位，这些单位的发展和互动将影响该地区城市边缘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有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基于SPSS 数据统计软件、GIS技术的空间模拟方法，以及SWOT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城市边缘村的空间结构比较少见。 图片来源
图 1 ：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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