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春阳孙冰

2017-02-28 - 1 2 张春阳孙冰 Zhang Chunyang Sun Bing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ospital Buildings in Guangzhou

摘要广州近代西式医院肇始于国外教会的医务传道，在西方医学思想影响下，于广州本土发展壮大。文章梳理了广州近代医院建筑的发展历程，通过多个案例分析，探讨近代广州医院建筑的总体布局、建筑形态、医疗用房和建筑风格变化等特征。

关键词广州；近代；医院建筑；建筑风格

ABSTRACT Modern hospital buildings in Guangzhou, which originated from missionary medical activities, flourished domestically with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edical science. This paper organizes the history of modern hospital buildings in Guangzhou. With detailed case studies and analyses, the general layout, construction form, medical buildings and changes on building styles are propos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Guangzhou; modern times; hospital buildings; architectural styl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基于可持续性的大型公共建筑决策与设计研究，项目编号：51138004。中图分类号 TU-09; TU-02; TU-8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7.01.100 文章编号1000-0232(2017)01-0100-08

作者简介1 教授，电子邮箱：2656463777@qq.com；2 博士研究生；1&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区别于传统的中医诊所，西医医院是以西方病理学为基础、以西医为诊疗手段的医疗建筑。19世纪以后，得益于现代医学及医疗技术的进步，西方医疗建筑的功能布局不断明晰，并发展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建筑类型。随着中西贸易和西方传教活动的开展，西医传入中国，从而开启了西医医院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在中国近代的发展。

广州是中国近代西医医院发展的原点。1835年，美国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十三行地区创办广州眼科医局（博济医院的前身），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1）。此后百余年，西式医院在广州得到迅速地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分布广、规模大、类型多样等特点。

1广州近代医院建筑发展概述

广州近代医院肇始于国外教会的医务传道，在西方医学思想及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于广州本土发展壮大。纵观广州近代医院建筑的发展，从创办主体来看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1.1 传教士与教会医院

19世纪初，在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约束下，西方的传教士在广州形成了医务传道（medical mission）的传教方式。为了使在中国医务传教活动长期进行下去，在美国长老会医疗传教士伯驾医生1935年成功创办广州眼科医局的鼓舞下，1838 年 2 月，郭雷枢（Colledge TR.）和伯驾等传教士在广州组织成立教会医事组织——中国医

2）学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医生来到中国创办医院，传教医生不仅承担着传教和医疗的双重任务，而且还要肩负着为兴办医院筹款、并同时承担建造医院的建筑师的责任。博济医院的创办人伯驾就曾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到美国和欧洲向商界和医学界发表演说，请求支持教会在中国开展医疗活动3）。另一位是对广州医院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G.Kerr），他筹款为博济医院购地，并主持了博济医院的建设，使博济医院（图1、2）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医疗机构。之后，嘉约翰又自己出资购地并主持设计新建了中国首个西式精神病院——惠爱医院4）。足见在晚清时期，传教医生对医院建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中规定了各国可以在各通商口岸购地设立医院的权力 5），这也就为教会购买土地兴建医院，提供了官方保障。

如果说 19世纪教会医院的建立尚属草创，进入20世纪后，教会医院的建设开始向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方向发展。1901年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和巴黎外方教会租借广州靖海区长堤224 号（现沿江路 151号）筹建医院。1903 年，中法韬美医院（Hospital FrancoChinoic“PaulDoumer”）建成（图 3），医院占地 7 亩 6 分（1924年又增加租借3 亩 3分，共计约11亩），医院的病房初具南丁格尔式大病房医院布局模式的雏形 6）。1910年，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筹款创办广州江村普惠医院。教会买下江村5亩地，准备建1 个 100 床医院，4栋教会住宅楼，1间女子学校和1个教堂。其创办资金由约翰·科克（John Kirk）医生和新西兰长老会筹得。澳大利亚建筑师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Gordon Willson)1914 年起接手江村医院的建设工作，负责医院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监理，1917年建成江村普惠医院主楼以及副楼7）。江村普惠医院很好地将门诊、医技和病房单元整合在一起，是广州首座完全按现代医院的布局模式建设的医院（图4）。

1920年代后，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冲击下，广州教会医院的数量趋于减少，而仍旧存留的教会医院也迅速的中国化，并移交医院的管理责权。医院逐渐不强调西方基督教色彩和形式，而是着重于医疗工作的质量和效果8）。博济医院虽然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 1930年由于经济来源有问题，原管理医院的广州医学传道会将管理权移交广州岭南大学董事会，1931年医院全部资产归岭南大学董事会所有。为迎接博济医院百年院庆，1934年医院重建了新医院大楼，为征集方案举行了设计竞赛，吸引杨锡宗、陈荣枝等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共同参与。最终，留美建筑师黄玉瑜获得第一名，成为博济医院的建筑师。1935年的百年院庆纪念活动中，成立了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9）。

1.2 国人自办医院

伴随着西学东渐，以及国民政府对西医的推崇，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最初的质疑到后来的信赖，使西式医院逐渐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得以蓬勃发展。20世纪初，以广东公医院、光华医院为代表的国人办医打破了教会对西医的垄断10），开启了广州的国人办医先河。国人办医，其创办主体，为私人独资或集体出资，集体出资具体包括行业出资及众人出资。且从时间上来看，国人自办医院的出现时间早于政府创办的公立医院。

1907年，由陈子光等人发起成立光华医社（图5），武举人李世桂赠送给光华医社大屋一处（现址为泰康路广东省口腔医院），作为创办医学校和医院的基地。经过几个月的筹措，正式成立了一间四年制的医学校，命名为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光华医校于1908 年开始授课，光华医院也同时开始门诊。光华医院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西医医院。1919~1920年间，因广州拆城筑路，校、院进行改建，改建为面向泰康路的四层洋楼。因发展空间局促，1923年，光华医社在大东门外的和尚岗（今陵园西路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院一带的山地）建新校舍， 1927年在和尚岗北面建病房一座11）。

1909年，广州商绅潘佩如等40余人出资，共同设立了一间“公医学堂”，以对抗外国教会对医学教育的垄断。1910年，筹募到一笔巨款后，广东公医学堂购得西关长堤海天楼邻地，兴建学校附属的公医医院（图6），次年医院开始营业。1913年，公医学堂购得广州东郊百子岗、蟾蜍岗乱葬坟地64亩，同时还在毗邻地区备价购买了竹园、菜园、水塘多亩。至1918年，新校、医院主体工程基本竣工，留医部建成（现中山大学北校区办公楼）。此后，又新建留医院1座。此时的公医院，有两个院区，新院区有病床150张，长堤旧医院则有病床60 张。1925年，公医医科大学被政府收归国有，私立公医转成为国立医院，医院由于性质的转变而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 1.3 公立医院

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公共卫生事业也在国内逐步发展。1912年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首次公开宣称要效仿西方国家，利用政府财政收入担负保障弱势民众生活的责任12），此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社会保障实践。这样的政策引导，为西式医院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和机会，由国家出资、省政府出资及市政府出资的公立医院逐步出现。民国时期，广州医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新创设了多家综合及专科医院，原有的医院也多进行了新一轮的院舍改建扩建。

在陈济棠主粤期间，就曾将广州陆军总医院（图7）作为重点的建设项目，陆军总医院是陈济棠建设“模范新广东”的产物，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最初称“广东总医院”。广州沦陷前夕，医院迁走，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回广州接收日伪医院，在医院原址上重组国民政府军政部广州陆军总医院。

1907年，设立的广东巡警留医院（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是一个公立医院。最初由清政府设立，后来被民国政府接管。1913年改名为警察医院，1915年更名广东医院隶属省属，1920年归广州市卫生局管辖，1921年归市政厅管辖，更名广州市市立医院（图8）。1925年，医院由市政府拨地，进行了新院建设，计划建设洋楼3座，内设床位500张，分三期进行。1929年，一期工程完竣，

建筑占地面积 1009.83m2，前座 4层，后座3层，总建筑面积约534.4m2。而原计划的二期工程因经费等原因，始终无法实现。广州沦陷期间市立医院停办，战后市立医院恢复 13）。

广州作为中国的重要开放口岸，不仅仅是第一个西医医院的诞生地，亦开创了专科医院的先河。广州惠爱医院是全国第一个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图9），广州柔济女医院是广东第一所女子专科医院（图10）。谢爱琼女医生创办的妇孺医院，是广东第一所妇女儿童医院。广州市立传染病医院是广东最早的传染病医院。

2 总体布局

广州早期的西医医院建筑，规模较小，多是租借房屋作为医舍，较少有自建的院区，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博济医院为代表的医院，才固定了院址，并分期逐步进行建设。以博济医院、柔济医院和广东公医院为代表的教学医院，医学院和医院紧密联系，建筑统一布置于同一基地之内，以方便师生的临床实践。而其他非教学医院的综合医院，也在院区内设置职工宿舍，为医务人员提供方便。总平面规划普遍为分散式布局，在分散式的基础上，又分为单栋建筑承担主要诊疗功能，和群体建筑共同承担诊疗功能两种方式。

2.1 单栋主楼式布局

单栋式主楼布局多见于医疗技术水平先进，资金雄厚的大型综合医院，医院的主要医疗建筑为一次性建设，集中于一栋主要的建筑之内。这种布局方式以博济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最为典型。博济楼前座为医学院大楼，后座为医院大楼，承担医院的主要医疗职责，周边辅以医疗辅助用房和医护学生宿舍等（图11）。

2.2 群体式布局

群体式布局多见于一些逐年新建扩建的医院，医院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前期建设时用地规模较小，从周边购地，或是购买房屋，购入的建筑或拆除后新建医疗用房，或进行符合医疗需求的改造，医院在逐年的改扩建中发展完善。

这种布局方式以柔济医院（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较为典型。柔济医院最早借用长老会哥利舒教堂开展教学和赠医活动，随后在长老会的资助下在哥利舒教堂西侧购地建房，逐渐形成有规模的学校和医院。民国初期 1915年的医院（图12），上部为夏葛医学院，下部为柔济医院。当时的柔济医院已初具规模，有麦伟林堂（⑤）、马利伯坚堂（⑥）和赠医所（⑧）等医疗建筑。但夹拔堂（⑦）作为护校校舍，其所处的位置，使医疗空间和护校生活空间相互夹杂。又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柔济医院并购了西南侧的路得女学校的校舍和用地，对部分建筑进行了改造，利用部分空地新建了建筑。至四十年代时，柔济医院的院区面积和建筑面积较1915 年都有了显著扩大。这其中林护堂（现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为南北向四层建筑，设有病房、部分医技功能及学生实习用房（图13）。在多宝路的医院正门处的门楼作挂号和门诊之用。何辅民堂改建为医疗用房，并筑有二层由玻璃窗封闭的走廊与林护堂相连。TB楼为药剂及护士学生宿舍，1941年后，改为结核病房。

这样的扩建方式，新建建筑见缝插针的布局于保留建筑之间，使得医疗用房、生活用房、辅助用房等交杂在一起。这是群体式布局方式的弊病，也是在医院初期资金不足、用地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为的一种布局方式。

3医疗用房布局与设计

早期以传教士主导建设的教会医院，较多采用外廊风格布局，1881年的博济医院的建筑是外廊式布局模式（图2），清末由传教士嘉约翰筹建的芳村惠爱医院的惠爱楼也是外廊式布局模式（图25）。20世纪初建设的柔济医院，现存的历史照片显示夹伯堂、马利伯坚堂、麦伟林堂都是典型的外廊式布局建筑（图10）。

民国年间，是广州近代医院建筑发展的繁盛时期，由

建筑师主导的医院建筑平面布局，多为多层中廊式的布局方式或中廊与外廊布局混合的形式。这些布局形式，在适应当时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注重满足采光通风的自然气候条件要求。如1935年由黄玉瑜设计的博济医院后座，建筑高四层，框架结构，平面采用中廊式布局（图14），在一层二层有局部放大，形成T字型平面，三层与四层为L型布局，建筑西侧为建筑主入口，南侧入口方便和博济楼前座联系，楼梯位于建筑中部，利用四层平屋顶形成的天台上设有廊架，为病人提供日光浴的场所，屋顶天台活动空间的设计，在当时颇为新颖独特（图15）。14）

澳大利亚建筑师安德鲁·威尔逊主持建设的江村普惠医院 (今南方医科大学江都医院)为中廊与外廊布局混合的形式（图16）。医院共有楼房 10幢，均为二、三层西式楼房。楼与楼之间多有走廊连接。占地面积1 万多平方米。楼房外墙为红砖清水墙，首层有拱廊，第二层有柱廊。走廊镶有中国传统式的琉璃通花栏杆。属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15），中间是门诊和办公区，左右两边分别是借鉴南丁格尔式大病房的男病房和女病房。医院大楼的两翼是产房和手术室。一条长走廊连接了所有的病房和科室。医院大楼的主体建筑本身是红砖砌筑的，威尔逊考虑医院建筑要能经受住极端天气的考验：暴雨、晴热天、台风和洪水，所以江村医院使用的是加固的水泥柱子而非木头，水泥地板，地面还贴有瓷片，充分运用现代材料适应地方气候特点。16）

广州近代医院建筑大都为外廊式、中廊式布局模式。而部分医院是由旧建筑改造而来，平面布局只有迁就原有建筑形式进行医疗功能安排。位于沙面同仁路26号（现沙面一街）的杨永泰纪念医院就是对旧建筑的再利用，建筑原为孔士洋行，广州光复后，由国民政府令拨作医院使用，经修缮后，于1947年开始门诊工作。平面利用洋行建筑的大进深，采取紧凑的布局方式（图17），一层为门诊部及办公室，二楼为二、三等病房、接生房及手术室，三楼为头等、二等病房，共有病床50 张 17）。杨永泰纪念医院因处在沙面保护建筑群中，一直保存完好，现作为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之用（图18）。3.1 病房

广州近代医院医疗用房各部分的面积配比，与现今最大的区别是住院部面积所在比例较大。如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仅病房一项有 2730m2 的建筑面积，而医院的其他部分总计1391m2。病房部占院区总面积的 2/3 18）。这是由于当时人类对抗疾病的技术手段相对简单，治疗用房相对较少，而住院部面积比例大。同时，百姓普通的小病多是到一些中医药房就能解决，得了性命攸关的大病，才会到西式医院住院诊疗。因此病房是早期医院建筑的主要部分，从历史照片和图纸中可以发现，广州近代医院建筑既有吸收了南丁格尔式医院布局模式特点的大病房（图19），也有中型病房（图20）和私人小病房。广州江村普惠医院的南丁格尔式大病房（图21），长 17.6 ｍ，宽 6.7 ｍ，高 3.6 ｍ，空间开敞，采光通风好。通常情况下，大病房的收费低廉，部分医院会提供免费

的医疗服务。私人病房收费相对较高 19）。

广州光复后建设的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惠福分院），已经初现当代护理单元布局的端倪，多数为双人病房（图22）。整栋一字型的病房楼坐北朝南，有三层，长约 60.1m，宽约 13.1m。中廊式布局，楼梯和护士站位于建筑正中，两侧都有盥洗室，盥洗室内配有厕所和洗浴设施。南向病房为双人间，北向病房有四人间，南向病房面宽约3.5m，进深约 4.5m，房间内配有洗手池。整层设有48张床位，与当下医院 40~50 床一个护理单元的配备相近。

3.2 手术室

这个时期的手术室设备相对简陋，但手术室内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采光，手术室空间较大，可设置两张以上的手术床（图23）。教学医院的手术室还设有看台，供医学院的学生学习（图24）。

3.3 诊室

广州近代医院分科已经比较清晰，不同科室的诊室，配备不同的设备，内部布置也有不同。以广东公医院为例，其在1936年的对外宣传介绍中就将医院分为：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眼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博济医院1935年建设的博济楼后座医院大楼内设有药剂室、各门诊部、特诊部、x光室、电疗室、新陈代谢实验室、细菌、病理检验室、手术室和专设有儿科、妇科、产科、内科、外科病房。

4 建筑风格

广州近代早期的医院建筑，大部分为传教士主导的教会医院，在造型上表现出西式建筑风格。民国时期，广州的近代医院建筑处于由建筑师主导的全面发展繁荣时期，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医院建筑的设计风格日趋丰富。

4.1 外廊式建筑风格

外廊式建筑是伴随着殖民者的全球扩张，西方文化强势输入所带来的建筑形式。这些早期的西式医院建筑，多出自传教士医生之手，传教士医生不但要从事医疗工作，还需要自己募集资金，并且承担起建筑师的责任。博济医院早期的建筑（图1）以及芳村惠爱医院（现广州市脑科医院）早期的惠爱楼（图25）和周边建筑，就是由传教医生嘉约翰，筹款设计兴建的，都有着明显的外廊式建筑风格。虽然外廊式的建筑风格，在广州地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逐渐式微，但外廊不仅遮阳避雨和利于通风采光，还为医院提供了方便的休憩和交通联系空间，相比及其他类型的建筑，外廊式建筑形式在医院建筑中表现出了更长的生命力。如20世纪初由长老会建筑事务所设计新建的柔济医院，依然采用的外廊式建筑风格（图 10），1918年落成的广东公医院，仍可以看到留医部南侧明显的外廊设置（图26）。

4.2 西方古典主义风格

欧洲的古典复兴运动开展于18世纪下半叶和19 世纪上半叶，而在中国的传播，则始于19世纪的中后期，尤其是到了20 世纪 20年代，第一代留学欧美的中国建

筑师回国，他们多接受的是学院派的建筑教育，在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方面有较高修养，设计了一批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物。民国年间，在广州出现多座古典主义风格的医院。广州最早（1916年）由中国建筑师谭胜设计的广东公医院（图27），其正面有着爱奥尼巨柱和三角形山墙的文艺复兴样式。在门廊的两侧及两翼角部位又加有圆形的尖塔，这是一种相对混杂的西式手法进行设计。1935建设的博济医院博济楼，由留美设计师黄玉瑜设计，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图15），立面的细节无不透露出设计师良好的建筑修养。

4.3 “中国固有之形式”风格

1919年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国民政府1929 年的《首都计划》要求政府公共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在这一时期，陈济棠主政广东，1932年，他提出并通过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号召建设“模范新广东”，强调“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民国政府极力倡导“中国固有之形式”，1933年兴建的广东陆军总医院（现广州军区总医院）即采用了“中国固有之形式”（图28）。1937年柔济医院兴建的林护堂（图29），也采用纯正的中国传统建筑手法进行设计，整栋建筑红砖墙绿色琉璃瓦。同一时期建设的医院大门，也是相同的手法。在到抗战胜利后的广州中央医院（图22-b），也是采用了“中国固有之形式”进行设计。

5 结语

相比于中国的其他城市，广州更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最早由传教士依托教会设立的教会医院，到后来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私立及公立医院，广州的医院建筑发展，是一个在西方现代医学发展影响下，在功能上满足西式诊疗需求，形式风格上，体现了从西方样式的植入渗透到中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广州近代医院虽然肇始于国外教会的医务传道，早期为西方基督教文化输入服务，但新式的医院带来的先进西医医疗，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国时期，广州近代医院建筑获得全面发展，专业建筑设计师的介入，为医院建筑带了更为专业的规划和建筑布局，同时在建筑设计风格上也呈现出多元化。广州近代医院建筑作为一个特殊功能与类型建筑，其院区规划、功能布局以及中西建筑风格的交流、融合等特点，展示着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地方文化精神，对广州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以及当代医院建筑发展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图片来源

图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官网 http://www.syshospital. com/Item/2143_4.aspx#main图2：王芳.嘉约翰与晚清广州医疗建筑[J].南方建筑， 2011(2)：33.

图3、18、25、27、28、29：作者拍摄；图4：南方医科大学江都医院提供；图5：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编纂.近代广州[M].北京：中华书局， 2003：161；

图6：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史馆；

图 7：金羊网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311/23/content_307330.htm?div=-1；

图8：院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志（1899-1999） [M].广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扉页；图9：王芳.嘉约翰与晚清广州医疗建筑[J].南方建筑， 2011(02)：34；

图10：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 http://yuanqing.gy3y. com/ztzb/115/history/a_102382.html；图11：广东省档案馆：038-002-183-087号图纸；图12：崔其亮. 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1899-1999）[M].广州：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1999：219、220（作者后期绘制）；图13：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http://www.gy3y.com/ aboutus/yyjs/；

图14：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图 15：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nton_ Hospital；图16：南方医科大学江都医院提供（作者后期绘制）；图17：广东省档案馆006-002-2330号档案（作者后期绘制）；图19：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http://yuanqing.gy3y.

com/ztzb/115/history/a_102401.html；图20：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官网 http://www.syshospital. com/Item/297632_21.aspx#main；图21：南方医科大学江都医院提供；图 22：广东省档案馆：006-002-2335-344 号图纸（广州中央医院建筑惠福西路医院第二期工程设计图）（作者后期绘制）；图23：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官网 http://www.syshospital. com/Item/297632_13.aspx#main；图24：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史馆；

图26：广东新华网 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 ztbd/2010-10/08/content_21069181.htm。

注释

1）参考文献[15]，文中提到：我国著名医史学家王吉民先生认为广州眼科医局是内地最早且历史最悠久的西医院。

2）参考文献[10]：314,中国医学传教会1886年后被博医会取代。郭雷枢出任主席、伯驾等4人任副主席。

3）参考文献 [10].

4）参考文献[12]：56-66，文中提到芳村惠爱医院是中国第一所精神病医院。广州市惠爱医院官方网站介绍，也提及该院是我国第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被纳入“中华之最”系列。5）《中美天津条约》第十二款规定：“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二款规定：“英国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茔，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掯。”《中法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大法国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济院、学房、坟地各项。”

6）参考文献 [5]：1. 7）由南方医科大学江都医院提供的内部资料。资料来源为安德鲁 •威尔逊的后人在访问医院时提供的由家族后人基思•威尔逊（Keith D Willson）所著《安德鲁 •威尔逊在华南》影印本。8）参考文献 [10]：325.

9）1935年11月2日在孙中山长子时任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主持下，举行了博济医院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并举行“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纪念碑揭幕，及成立“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建成岭南大学医学院）暨医学院大楼（现博济楼前座）的奠基。建国后，数次更名，1985年 6月，医院更名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同年11 月 11 日，在 150 周年院庆活动中正式命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10）参考文献 [12]：57.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39-154，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史略12）王娟.孙中山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29，文中提到：1912 年 4 月，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国家岁用不足，是可忧的。收入有余而无所用之，亦是可虑的……。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予养老金。此制英国亦已行之，人约年给七八百元。中国则可给数千元。如生子多，凡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 13）参考文献 [4]：11.

14）参考文献 [5]：2.

15）参考文献 [7]：483. 16）由南方医科大学江都医院提供的内部资料。资料来源为安德鲁 •威尔逊的后人在访问医院时提供的由家族后人基思•威尔逊（Keith D Willson）所著《安德鲁 •威尔逊在华南》影印本。17）广东省档案馆档号 13-1-40.

18）孙冰，张春阳. 近代广州典型医院建筑案例分析与研究[C]//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2015中国建筑史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2015：515-520，文中表格 1，对 1949 年以前广州红十字医院建造建筑进行了统计。

19）参考文献 [13]：33-34，提到嘉约翰于 19 世纪 80 年代在博济医院增建了新病房出租给富裕的病人，所得收入缓解了医院的财政压力。嘉约翰在筹建芳村精神病院是希望能够建成一栋只提供高档私人单间的大楼，因为这种病房不可能是免费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志》第1页中提到，到医院留医，最初是需要担保的，后来改为不收分文，随到随收随治，随后即成为方便医院的基本制度。

参考文献

[1]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卫生志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2]广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五 [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

[3]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史编写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史（1910-2010）[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4]院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志（1899-1999）[M].广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999. [5]院志编委会.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志19352000[M].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00.

[6] 崔其亮. 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志（1899-1999）[M]. 广州：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1999.

[7] 陈建华.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 [M].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8.

[8]罗运湖.现代医院建筑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9]彭长歆.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10] 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11] 邵松，孙明华.岭南近现代建筑 1949 年以前 [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12] 刘桂奇.近代广州医院时空分布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4)：56-66. [13]王芳.嘉约翰与晚清广州医疗建筑[J].南方建筑， 2011(2)：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