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居的研究起点？ /潘莹 施瑛
The Starting Point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Research in China ?
摘要 华南近现代学者早在20 世纪 30年代已开始中国民居建筑的起步性研究。在民族文化自觉和民族文化自省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以龙庆忠和过元熙为代表的华南学者分别展开以历史保护和历史批判为倾向的民居研究，这应该是中国民居首次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登上历史舞台。不同的价值评判引导的民居研究在研究内容、思维方法、目标结果上产生了不同的侧重，两者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后续民居研究提供了多元且有益的示范。
关键词 中国民居研究；华南；研究先驱；研究起点
ABSTRACT In 1930s, the modern scholars of South China have started the initial research of Chines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s.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national-culture-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culture-introspection, Long Qingzhong and Guo Yuanxi,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se scholars, carried out their research with respectively tendency on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t should be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hines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boarded the stage of history as a research object. Different value judgements led to different research which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contents, thinking methods and target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of research practices provided a diverse and useful demonstration for follow-up study.
KEY WORDS research of Chines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research pioneers; starting point of research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岭南汉民系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度研究，项目编号：51278194。
中图分类号 TU-02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7.01.016文章编号1000-0232(2017)01-0016-05
1 教授；2 副教授，通讯作者，电子邮箱：worksy2004@126.com；1&2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作者简介
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
引言
自 1988年第一届全国民居学术会议召开至今，由于长期在民居学术团体构建、民居学术会议组织和民居教学以及科研成果方面的努力和贡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在全国的建筑学界赢得了卓著的声望。而为何民居研究在华南有着如此深厚的积淀，很多人认为源于其居于文化传播末梢的区位，仿佛官式文化的式微和官式建筑样本的稀缺迫使当地学者不得不把目光聚焦于那些散布在乡土间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1]。其实这不过是原因之一，通过对华南民居研究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让我们了解任何一门学术的兴起和成熟既离不开一群为之奋斗耕耘的学者，更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和地域文化环境的酝酿和催化。这一点即便在民居研究的发展起点处也有清晰的反映。
1在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省之间生根的民居研究
民国政府成立后，面对外国列强的政治环伺和西式文化的强势侵入，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自省精神同时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得到强烈的激发和呈现。在对待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态度上，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学术组织，主要站在历史肯定和历史保护的立场，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收集和现场测绘调查，获得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大量基础研究成果。而另有一些学者则站在历史批判和时代发展的立场，果敢和客观地批评传统建筑中不符合时代需要的落后因素并积极的提出改造其的合理手段，因批判必须以了解为基础，所以也间接达到了研究传统建筑的目的。在这两类建筑历史研究中，均可见“民居”的身影，且都与华南地域发生了紧密的连接。
2民族文化自觉与《穴居杂考》
民族文化的自觉，是在中国业已落后于西方社会的现实面前，勇于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证明中华文明并不逊色于任何西方文明，有值得保护和传承的价值。这种自觉态度正是营造学社对于（包含民居在内）的传统建筑的态度，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2]一文中有清晰的表露，即认为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建筑是“中国文化的表现”，“如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则必须对其“进行认真整理及保护”，所以“以客观的学术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是营造学社的核心任务。
在这样的基本态度下，有两类建筑首要地成为营造学社研究对象：一是历史久远度较高的建筑，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展现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时序脉络，以辉煌悠远且不断发展进化的建筑演进历程驳斥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建筑 保守落后、千年不变的不当评论，增进国人的文化自信；第二类是建筑技术和艺术都反映了较高建设水准的建筑，以其不亚于西方建筑的理性结构和精美装饰来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豪。民居虽然是最大量存在、最广泛分布的传统建筑，但就这两点而言却比不上官式建筑。其一民居个体的存在时间短且缺乏正式文献记述其发展历史，其二民居不可能具有支撑官式建筑营造技艺发展的工匠、资金和材料。因此营造学社时期对民居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学社的研究重点是以宫室坛庙为主体的官式建筑。
1930~1945年间印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营造学社当时全面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主要成果，共计7卷 23 期 22 册，约 5600页，其中插图约1600 页。而纵
[3]贯其7卷内容，与民居相关的完整著述不过《穴居杂考》和《云南一颗印》[4]两篇，另有林徽因与梁思成所著《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5]一文的最后章节提到山西民居内容（“民居”作为专有名词首次出现）。其中，30年代成文的《穴居杂考》作为营造学社最早出现的民居论著，更具重要的起点意义；又因其作者龙庆忠先生是华南建筑教育的重要先驱而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般认为，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对象从尊贵的官式建筑向民居转向，发生于抗战全面爆发后的营造学社后期。此时（1940~1941），由于避难大西南的历史遭遇，精英学者们逐渐远离了封建文化中心区的官式样本，开始就近对云南、四川、西康等地的民居建筑进行调查，
[6] [7]并产生了《四川住宅建筑》 、《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对而言早于其10年独立发表的《穴居杂考》的重要性却被弱化。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受战乱严重影响的营造学社后期，学者们的调研活动不时被打断，调研时间非常有限，为了确保安全有时甚至需要军队保护才能使调研成行。加之颠沛流离间文献查阅已成困难，成果整理也受环境影响颇为周折，且因经费有限出版遇阻，诸项成果中仅有《云南一颗印》一篇得到及时刊印，真正令人惋惜。
相比之下，《穴居杂考》成文年代，中国国土尚安，学者在较为宽松的研究环境下更能全面调动自身研究能力，做出较为完善之研究成果。以今观之，《穴居杂考》一文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开启了中国的民居研究之旅，更在研究方法上对后世研究有着卓著影响：其一，古今结合，关注居住现象的源起和历史发展脉络，开民居史学研究之先河。从观察到的近代窑洞开始根源追溯，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下论述穴居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大气恢弘，应和了营造学社前期课题“重古”的研究主旨。其二，善于取证，从文字、史记、考古成果中极力寻找各类与“穴居”相关的历史证据，并据此产生客观可信的结论：
包括各时期穴居的特征变化及其原因。展示了民居史学研究中考据类型的多元化及其使用方式。并将细致的典籍考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做了大量数据详细的近代案例测绘工作。其三，地域联系，当汉魏六朝中原穴居已鲜见之时，从与汉族邻接的四邑少数民族的居住记述中寻找穴居痕迹，“礼失而求诸野”，将移民、文化传播与居住模式散播的关系论述得清楚恰当，与此后华南学者极富特色的“移民——民系——居住模式”研究范式不无联系。其四，学科跨越，娴熟的运用了其它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涉及文学、历史学、民族学、气候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为建筑史学、民居学与其他学科的辍合性研究作了有益示范（图1~3）。
作为华南建筑史学教育奠基者的龙庆忠先生，1931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是我国接受到现代建筑教育的第一代学者，同时也具有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图4）。《穴居杂考》一文，是1933年他在河南开封建设厅任技士时撰写的，1934年 9月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河南地处中原，有非常丰富的官式建筑遗存，而且在当时营造学社大部分学者关注点都聚焦于宫室坛庙之时，唯独龙先生将民居作为研究对象，不能说与其自身的学术兴趣无关，但也反应了他早期即已具备较为开放的研究视野和较为独立的价值评判取向。对此，担任过龙先生助手的邓其生教授曾提到，“民居和乡村一直是龙先生研究生涯中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他自己是从赣中乡村走出来的，他对乡村有着执着的热爱和浓厚的情感。”1946年，龙先生开始在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任职，此后扎根华南50载，其学术思维和治学精神对华南历届学子影响深刻，其中就包括后来作为全国民
居研究领军人物的陆元鼎先生。
3 民族文化自省与《平民化的中国建筑》及《乡镇住宅建筑考察笔记》
民族文化自省，是指面对当时中国国力贫弱，民众疾苦的社会现实，对既有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图通过革除鄙陋和向西方学习，快速提高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广东因地理区位历来处于对外文化交
[8]流的前沿，近代以后从“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更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滋生的温床，加之第一次国民革命是以广东为根据地，革命的热潮推动着革新的精神，更助长了摧枯拉朽的力量。因此，民族文化的自省精神在勷勤大学时期（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前身为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就有突出的表现，过元熙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图 5、6）。[9]
过元熙 1926年从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获学士及硕士学位。1935年应聘于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成为当时系里的核心教授之一。早在1933年，过元熙于上海《申报》就发表《房屋营造与民众生活之关系》一文，显示出他对建筑要重视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功能性主张。1934年 6月在《建筑月刊》发表《新中国建筑之商榷》，开始提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建筑的探讨并号召全国从政府领袖到普罗大众，从业主到建筑师都应合力推广和探索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新建筑。1935年到勷勤大学任职后，开始以明确的革新派的建筑立场和思想向学生传授建筑理论。他于1935 年 11月 18日总理纪念周在勷勤大学工学院礼堂发表《新中国
建筑及工作》[10]的演讲，明确指出新中国建筑不应采用当时占官方主流的“中国固有形式”风格，而应从功能出发，以新的科学技术来创造新中国式建筑，并对如何实现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最能反映过元熙建筑思想的是1937年2月他在《勷勤大学季刊》发表《平民化新中国建筑》[11]一文。此文体现了过元熙对于传统民居的4点明确态度：1、认为当时的农村建设存在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民居材料技术落后、无专家规划设计、卫生条件差、防灾能力弱等方面。所谓“土墙泥渠，垢秽遍地，小孩与猪狗同伴，夏令则百病丛生，传染蔓延，加以水旱灾荒之频仍，人命损失，难以数计”。2、指出改善民众居住条件，是提倡民生主义的工作重点，“属急不容缓之要图”。3、在提出向欧美现代建筑学习先进经验的同时，指出因各地民生情形不同，绝不能照搬因袭欧美建筑式样，需要根据地域条件制定适宜的解决方式。“例如广州之潮湿酷热，白蚁腐霉诸困难；与北平之奇寒大风，沙土飞扬，燃料暖气诸问题，均须以适当之办法随地解决”。这一住居必须适应各地民生环境的观点，最终体现在他指导进行农村住宅调研时对地域自然人文环境特点的关注。4、总结提出新建筑的价值评判标准，极具人本关怀：“平民化之新中国建筑，必须科学化、卫生化，极度经济简单，合于适用，务期能保护人类生命财产，而使适合现代我国社会之境况，与人民经济能力之负担。”（图7）
基于对民生的热切关注和改造社会的巨大热忱，他组织学生开始了华南建筑院校中最早的民居调研。过元熙在 1937年就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大纲，要求学生利用寒假假期进行其所在家乡的民居调研并撰写报告。广东紫 金籍学生杨炜的调查报告《乡镇住宅建筑考察笔记》[12]就是其中的一篇成果。从中我们看到与《穴居杂考》完全基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所开展的另一类早期民居研究。
《乡镇住宅建筑考察笔记》包括六个章节，正文开始之前有简短的卷头语和引言，其卷头语非常鲜明的摆出文化批判的态度和进行民居考察的目的，是因“中国建筑还是有许多地方很不合原理”，所以通过实际调研提供“研究和改良中国建筑之根据”。其引言则提出建筑的基本目的是“辅助我们社会的活动与文化生活”，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侧重于如何才能适应一切实际需要”，与“过去时代”的权贵们以奢华装饰的高价建筑夸耀人前是完全不同的。引言的最后也提到“中国的国家环境有其特质存在”，“研究中国的建筑千万不能把外国的样式完全搬过来”，这从另一角度补充说明了乡村民居调研的目的是要通晓国情，要将外国先进技术与中国建筑的实际状况结合。正文的第一章为紫金“本地人民之职业环境生活”的简略介绍，其中提到“客族”（客家）人以农为本的产业状况和当时农村经济凋敝社会崩溃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农村民居改良要面对的“经济性”问题。正文的第二章“住宅建筑之分类计述”，是从材料、构造 、设计3个层面记录和分析当地民居。并在章节末尾对其“长短优劣或当保存或应改良处”进行总结，认为其优势是：1、地势高燥，环境优美。2、实用面积与交通面积联络组织合理。3、基础、门窗坚固。4、沟渠完备排水好。5、房屋高爽。 其劣势是：1、窗户面积太小，影响采光、通风，带来卫生问题。2、厨房及其烟囱位置不好，有碍家庭卫生。3、没有避湿气的地板，损害人体和用具。第六章是简短的结语（图8）。
通观全文，这篇调查报告有以下几个特点：1、尚未将传统民居视为一种建筑遗产，未从历史价值和文化角度分析民居建筑，虽然对建筑的平立剖信息有详细的采集，但缺乏对住居模式产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加以诠释。2、完全从“当代语境”和实用性角度评判传统民居，认为建筑作为人们“日常起居、坐卧、休息和工作的地方”， “其功用有三：保持长时间栖息的良好环境；遮风避雨；保护财产。”采用此评价标准的结果，是发现卫生条件差是传统民居的最大问题。虽然评价标准比较单一，但也切实的暴露出传统民居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展示了作为实用居住空间的传统民居有改良的必要性。3、与同期营造学社的民居研究对比，此类研究是在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之外，在“保护和传承”为目的的研究立场之外，提供了从设计合理性和生存环境适宜性研究民居的另一类视角，可与文化历史角度的研究视角互为补充并提供参照。
结语：两类研究的互补性以及对于华南的意义
由此我们看到，在20 世纪的 30年代，当“民居”这一专业名词尚未广泛运用，民居对象仍被冠以“城市住宅”或“乡村住宅”之名时，中国民居研究已经开始其探索历程。平民的住宅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首度踏上历史舞台，可以说与政治体制上推翻帝制倡导民权的变革有紧密关联。民居的学术对象化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体现“人本内核”的内容开始在建筑界焕发光彩，是对既往研究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
在研究的起步阶段，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目的， “传承派”学者和“改良派”学者都对传统民居开始着手调查，均已运用现代建筑学科的固有研究方式收集民居信息且作出分析，记录下了第一批民居研究样本，为后辈学者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但由于研究初衷不一样，两派学者的关注焦点和采用的具体研究方式有很大差异，“传承派”学者和今天的建筑历史学者的立场相似，注重发掘民居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并首先将大量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运用于建筑学域，具有较为广博的研究视野。“改良派”学者则更接近今天设计类学者的思维方式，更强调传统民居的现实使用价值，以现代建筑的功能化理念评价传统民居，并从环境学、医学等理工学科领域对居住的标准和需求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倡导了民居改良的前景和方向。
在中国民居研究的大趋势下，华南地区因为龙庆忠、过元熙等杰出学者的研究实践，而较早地开启了其民居研究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所奠构的一系列民居学术观点、民居研究方法以及民居样本积累，都为此后华南乃 至中国的民居学科发展建立了最初的研究基础，具有重要的起点意义。
图片来源
图 1 ～ 3：参考文献 [3]；图4：本书编写组（龙庆忠文集编写组）. 龙庆忠文集[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图5：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概览（内部资料），1937.
图6：赖德霖 .近代哲匠录 [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图7：参考文献 [11]；
图8、9：参考文献 [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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