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古驿道的时空演变与文化遗产/ 郭昊羽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 Guangzhou Historical Trail
摘要 南粤古驿道是沟通南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重要线性文化遗产，广州古驿道作为南粤古驿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见证了古代以广州城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还成为将其与中华版图乃至世界地图联系起来的重要命脉。文章通过对六个时期的历史剖析，呈现出今日广州市域范围内古驿道的时空演变过程，了解其在区域发展中的角色与相关文化遗产，以期使广州古驿道的特点和价值得到初步体现。
关键词 南粤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珠三角；广州城；历史演变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is the important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connecting Sou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among which the anci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Guangzhou rank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Guangzhou Historical Trail has not only witnessed the improvement of Canton the city, but also connect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gether, make it easier to touch the world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article analyzes 6 main dynasties to present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of Guangzhou, to understand the role which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had been played as well as to know the related heritages preserved till today, hope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value of the Guangzhou Historical Trails would emerge. KeY Words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the Pearl River Delta; Canton city;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中图分类号 TU-092.9; K892.27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7.06.018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7)06-0018-07
作者简介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电子邮箱：guoupd@gmail.com 1辨析：驿道概念的界定
1.1 驿道的概念
古驿道，狭义上指古代供官员、使节来往以及邮递文书的交通路线。广义则泛指古代沟通区域之间人员、文书与物资交流的主要交通路线。
1.2 驿道的构成要素
驿道的构成要素包含道路、附属建筑、配套设施、景观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历代政府多重视驿道建筑的设置：在官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馆（驿）”或“传舍”为公差人员提供饮食；设置“递铺”或“乡亭”负责政府公文的传递；建置“亭”或“邸店”供人货流通停歇等。 配套设施和景观规划也与驿道建设相辅相成：驿道上会有“路堠”，即木石与夯土合筑的“道路标识设施”，以便让行人知晓所行地理的远近和方向。路堠分为多种，包括标明里程和方位的“里堠”、行政区域之间的“界堠”还有标识交通规则的“律令堠”等；较为发达的地区会种植行道树，铺置砖石路面并设置排水沟。在基建设施以外，相应的驿传制度规定了馆驿、递铺的设置数量、间隔、维运管理和交通工具配置等。秦汉首次确定了全国的邮驿体制，后世对其进行了适应性的改进和细分，保证了驿道体系的有序运行。
1.3 驿道的分类
根据交通方式的不同，古驿道分为陆驿（或称马驿）和水驿两种类型，其中水驿又分为内河水驿以及近海水驿。根据主要功能的差异，古驿道也分为运送官方文书信件、物资以及接待往来公差使节的“官道”，用于贸易交流的“商道”，用于运输粮食的“漕运”和移民常走的“民间古道”。
1.4 南粤古驿道及其文化线路概念的提出
南粤地区1）负山面海，处于三江交汇的滨海盆地上，水网密布。先秦时期因五岭阻隔，南粤地区的内河与陆路交通皆难通达中原，却因抱守南海而与海外世界有着较为便利的联系。为了加强对南粤地区的统治，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南粤古驿道的开发建设就成为我国南北沟通、海内外交流的重点工程，广州2）作为南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则成为这项工程的“重点建设段”。 自秦始皇开灵渠、设任嚣城，至1913年北洋政府裁撤驿站，广州古驿道历经了近两千年的兴衰起伏。
随着城市化高速发展，大量零散分布的驿道遗址在广州地区走向衰落。为了复兴古驿道文化资产，“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概念应运而生，旨在以广东省古驿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核心，通过古道、步道、绿道、风景道、水道等多元的线性载体，串联沿线的古驿道遗存、历史文化城镇村、文化古迹以及自然景观资源等节点，挖掘和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公众创造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线性文化空间3）。
2演变与角色：六个历史切面
2.1秦汉定格局——南粤古驿道将岭南纳入中华版图
2.1.1 奠定国家、区域、城市三个级别的驿道格局
秦朝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并部署了全国范围的交通网，筑长城，修驰道，开灵渠，开创了高度统一的交通体制。汉承秦制，开辟了海陆丝绸之路，实现了国内与国际交通干线的衔接联通。南粤古驿道秦汉新道的开辟将岭南地区桂林、南海、象郡首次纳入中华版图，番山禺山附近依次建起的南海郡治和南越王城（下文统称秦汉广州城）是南粤古驿道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
秦汉时期奠定了南粤古驿道广州段的线路格局。一方面，灵渠的开通首次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之间的交通，越城岭道、萌渚岭道、骑田岭道西线、骑田岭道东线以及粤东道共同奠定了中原至岭南的交通格局（图1）。一方面，任嚣、赵佗等人经营秦汉广州城4）成为整个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巧妙地利用天然水系建设了城内外水陆驿道系统，开东、西、南三城门与三向驿路接驳，形成今北京路、中山路一带“丁”字道路结构，奠定了此后千年广州城市建设的原点与格局。另一方面，从番禺城出发下海，有航线至印支半岛、马来半岛以及印度锡兰等地进行官方和民间的海上贸易，奠定了远洋商道的格局。
2.1.2 秦汉广州段驿道拾珍
其时，广州古驿道的建设主要以秦汉广州城为终端。因水路较陆路的便捷，使中原来客多从城西水驿入城——自中原跨五岭经西江、北江，过三水，最终汇聚于番禺
5）城西面水道，在陆贾城（即泥城）码头 登陆，或经由源自兰湖的洗（驷、司）马涌在戙船澳码头（今彩虹桥）6）登陆，继而转陆路自西门入城。今日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秦汉造船工地、陆贾泥城纪念碑（图2）以及彩虹桥（图3）都是与当时驿道相关的遗址地（图4），前二者分布在今日“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后二者在西关荔枝湾涌以北。
2.2 隋唐接海外——沟通海内外的驿道体系
2.2.1 驿道重心向东南偏移
隋唐时期，国家建立了“长安-洛阳”贡路辐射系统，南北大运河的开通直接导致经济重心东移。作为一直以来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隋唐广州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对外交流通道“通海夷道”的起始点，也是“扬、益、荆、广”四大商业城市中唯一一个未在长江水系的城市。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兴盛，南粤古驿道体系的建设有了战略性的进展——张九龄开梅关，辟大庾岭道，建立了五岭东面长江与珠江水系的连接，加强了与运河带经济重镇之间的联系，使大庾岭道成为了官员赴任广东最常走的路途7）；李渤重修灵渠以通巨船8），使越城岭道成为岭南大宗货物北运的主要出路。在驿道制度上，政府突破性地允许私人和外商开设店驿，沿驿道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商旅城市景观。广州古驿道不再仅仅是南粤地区的交通终端，而成为了沟通国家海内外交流的咽喉枢纽。
2.2.2 隋唐广州段驿道拾珍
通海夷道对广州古驿道的决定性影响自魏晋南北朝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唐代达到高峰（图5）。唐以前广州城近郊除泥城码头和戙船澳码头与中原水驿相接以外，还有西来初地码头停靠远洋船只。有说法称印度僧人达摩就是从西来初地码头登陆，建西来庵并开启了中国禅宗的传播之旅。隋朝设立的南海神庙（波罗庙）在很长一段时间等同于广州远洋贸易的标志。唐代广州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之一，出现了外港和内港码头并举的水驿体系，外港主要有屯门和扶胥港（今黄浦区庙头村西），内港则有光塔码头、兰湖码头9）和浮丘山码头，还建有光塔和余慕亭等导航设施，兼供客舟躲避风雨10）。由于贸易的繁荣， 每逢交易时节，外国商人从狮子洋乘船入广州城，远洋船舶经过扶胥港转换停泊11），换由小船沿珠江东行，远望光塔地标，行至码头登陆并在其附近城外聚集（图6），久而形成十余万外商聚居的“蕃坊”居住区。
隋唐时期的广州城外有多条陆路驿道保留至今，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京溪古道”（图7）。京溪古道原是广州考生上京赴考的必经之路，后来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富商官贵歇宿、交易买卖之地，带动周边形成畜牧市场和出口交易基地。至今，广州市白云区京溪村仍保留有白水塘、蟹山、麒麟岗、犀牛角、牛利岗等古地名。南海神庙也会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举行“波罗诞”，传承着千年的传统习俗（图8）。昔日的光塔码头和蕃坊地区今天已被划入广州市的“五仙观-怀圣寺-六榕寺历史文化街区”之内，与其他25片历史文化街区共同构成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2.3宋元连市镇——水陆驿道并举，带动城市街镇兴起2.3.1 邮驿分家，驿道带动沿线街市集镇
宋元时期，南粤古驿道得到充分发展并形成交通网络（图9）。随着广州城成为南粤古驿道网络的中心12），广州古驿道表现出更多受海外贸易影响的特征。
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我国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大运河为中轴，北通幽燕辽海，南下宁杭闽粤”的发达驿道体系。随着唐代里坊制的终结，宋代的街和市被解放出来，在城里大道两旁百货辐辏汇集，城市生活空前活跃。沿江海地区，商业手工业市镇商埠开始成群成串崛起；元代综合和拓展了汉唐两宋的海陆交通，广州海上贸易有着长足的发展。在邮驿制度上，宋人首次实现了“邮驿分工”并沿用至明代，在元代达到邮驿制度的巅峰13）。“邮驿分工”明确了“馆驿”用于政府接待，
属于交通系统。在各州府交通大道上，每隔60~90 里设一座馆驿，并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门面，比如广州西关地区的怀远驿就是专门用来接待交州、龟兹等地贡使的馆驿；邮递作为通讯事宜，属于邮政系统，在县级及以上的交通线上每隔20里设一个“递铺”。相较于前朝，“邮驿分工”决定了邮驿空间分布的变化。
2.3.2 宋元广州段驿道拾珍
宋元时期是广州古驿道系统成熟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广州城的首次大规模扩建形成了水陆并进的道路网（图10），其中水驿显得尤其重要。广州形成了城内外“天然水系—内濠—六脉渠”的三级水路网，并带动商业街市沿水兴起，广阔十余丈的东西澳、东西濠两岸都是繁华的商业区；一方面，由中原进入广州城的驿道带动周边地带兴起墟市集镇14），逐渐形成区域内部市镇体系，使驿道成为区域共同体的纽结网络。宋元地方政府沿驿道建墟市，以方便来往官吏交通生活、防卫海疆和加强地方治安15）。相传由宋朝丞相陆秀夫后代所建的从化钱岗村附近就有古驿道路堠（图11），其上注有：“右太平墟，上往街口，左往派潭”，指明钱岗村与附近太平墟、街口和派潭墟的关系。这些墟市在后期开始形成专业性的、定期或常设的贸易集市或市镇，扮演着重要的区域交流角色。与广州同属珠三角地区的佛山，则由防泛和贸易的“城堡”变成了“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的商务枢纽，继而发展成为重要的手工业、商业市镇。此时在广州城外出现的兼有军事和商业性质的猎德、瑞石、平石、大水、石门、白田、扶胥、大通等“宋八大镇”，后期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广州港海上航线进一步拓展，广州对内的近海航线已经完全开辟，成为北上京师纲运的主要通道，和陆驿互补，形成了完善的水陆驿道 系统；对外贸易上，宋太祖开宝四年，广州设“市舶司”并在全国推行市舶条例，开设外港大通港、琶洲码头，內港西澳、东澳，设五羊驿（水驿馆）16）接待往来使者和官员。除了上述驿道体系，邮递体系也有重要的发展，比如府城内设急递铺大马站、小马站（图12）隔街相望，可惜至今仅存有地名聊以联想。
宋元时期，广州城周边比较著名的驿站有乌石村的“乌石驿”（图13）和东洲村的“东洲驿”（图14），是至迟在元代就开设的马驿和水驿，它们附近的沙贝还有官渡至南海县，有“东华渡口”的水驿码头保留至今。2.4 明清兴贸易——世界与帝国的贸易枢纽
2.4.1 海洋贸易与市镇网络影响加强，近郊水驿带动港口村镇群崛起
明清时期，南粤古驿道完成了在宋元基础上的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珠三角地区驿道系统和市镇体系相互带动形成区域市场，驿道的商业特性彰显；海外交流方面，由于“一口通商”的国策、外贸航线的拓展以及造船业的发展，广州成为了大清帝国对外交流的门户和世界第四大对外通商口岸。广州设粤海关取代市舶司，形成了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十三行”（图15）。外船停泊港在扶胥港、黄埔酱园码头和长洲岛之间经历了数次迁移，火烧十三行后，洋行货仓搬至河南。明清因广州港的兴盛，珠江船只密布，一度被称作“浮城”，水路交通构成了广州重要的历史记忆，海上丝绸之路对广州古驿道的影响再度加强（图16）。
由于邮驿制度的官方色彩，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民间通信需求的日益增长，明代永乐年间，又诞生了民用通信机构——民营信局（简称民信局）17）。民信局在清代得到空前发展，业务范围从国内主要工商业城镇扩
大到东南亚、澳洲、檀香山等华侨聚居地，出现了专门办理华侨同国内侨眷通信与汇兑的“侨批局”或“银信局”，此二者直至 1979年侨批业务归中国银行管理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2.4.2 明清广州段驿道拾珍
明清时期，广州段延用了宋元时期邮驿分设的制度。明清广州城范围内在近郊新增一处专门接待外商的驿馆怀远驿（今十八甫怀远街），递铺则沿驿道大量而有节奏的密布着（图17），比如增城的大水正铺、从化的磨刀坑铺、花县的官峰铺等；在水驿码头建设上，从绘制于 1405~1408 年间的《广州府番禺县之图》（图18）中可以看到尚未兴建南城墙的广州城外，沿珠江有水馆驿（五羊驿）、天妃庙和递运所设置；清代以后，天字码头（图19、20）开始成为官员在广州城赴任、卸任的水陆转换码头，加强了千年府治古道的官方色彩；十三行码头（今广州文化公园）成为对外贸易的垄断性码头，晚清时期，行内还设置了广州侨批局，直接为十三行各行商服务。驿道带动区域发展方面，远洋港口从扶胥港 （图21）转至黄埔港，远洋船只在此停泊，更换小船入珠江，直接带动了黄埔古港码头（图22）附近村镇的发展：黄埔村为黄埔古港提供了市政配套和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了黄埔税馆、买办馆、夷务所、永靖营等管理机构；深井村“安来直街”成为通商贸易和来往人员的市集，见证了当时兴盛的外贸交易；长洲岛近代造船业也因此兴起，至今留下“柯拜船坞”，成为宝贵的工业遗产。
广州城周边的水陆驿道也在此时得到发展，比较著名的有清远、从化、花县等地入广州城的交通要道遗址——百步梯古道（今花都区梯面镇民安村北侧山岭上）、溉洞古道（从化莲麻村一带）和增城“官湖驿”、沙贝“迎宾坊”（今增城新河村高地社）等。这些地方有的还在传承地方文化习俗，比如农历三月三会在增城新塘一带举行帅府爷巡游活动（图23）；而有的则似乎诉说着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灭失的困局，今日的溉洞古道远安亭就是一例（图24）。
2.5民国之衰落——城市化的覆盖与乡野地区的衰落
随着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广州开始经历近现代城市
化的洗礼，西方国家的近代产物——邮政、铁路、火船、汽轮等被带进中国，原本以水运为主的广州，其运输体系开始转向了水陆联运的方式，并极大地影响了广州的城市格局１8）。民国时期，在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和交通转型的语境下，连接区域间的铁路取代了千年古驿道—— 1903年竣工的广三铁路沟通了石围塘到三水间的平原地带，1911年通车的广九铁路沟通了广州大沙头与香港九龙，1936年的粤汉铁路沟通了广州黄沙和湖北武昌——火车站从广州市中心区的沿江地段直接通往大江南北；城市近郊修公路、设火船码头；省城以内，兴建马路成为了最重要的市政建设手段和商业发展方式，汽车取代了人力车和马……交通方式的转变使人、货和信息以数倍于以往的效率进行联系，古驿道和邮驿制度逐渐被取代。至 1913年，北洋政府裁撤驿站，已经开辟的古驿道走向两种结局，一些成为城市化进程中被拓宽与覆盖的道路；另一些则因不能适应现代交通工具被慢慢荒废，许多乡野地区因此由盛转衰。
2.6今日之复兴——文化线路带动遗产活化利用
近 20年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广州城的范围从晚清城墙内数十平方公里扩展到了现在11 个区 7434.4km2，实现了发达的地下轨道和空中交通，曾一度被扬弃的古驿道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路线、设施、建筑、墟市和聚落也有着不同的命运。随着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紧迫性的加强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的趋势带动，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开始受到人们的日益关注。自 2016年以来，广东省开启了一系列南粤古驿道行动计划，包括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图25）、驿道“三师”下乡、文化创意大赛等项目，带动了全社会的对驿道文化的关注，为古驿道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
广州市政府在2014年开展了第五次文化遗产普查，重点梳理了全市历史文化遗产脉络，为南粤古驿道广州段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奠定了夯实的基础。2014年正式公布实施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建立了包括市域历史文化遗产、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风貌区、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全覆盖、多层次保护体系，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概念的提出，是对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创新探索与对名城保护规划保护体系的重要补充。 3 小结
通过对广州古驿道时空演变、区域角色与文化遗产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今天南粤古驿道广州段的空间分布特色。第一，以原广州城为原点，广州古驿道分布在三个主要方向：东面有粤东线水陆两驿经增城、惠州、潮州至泉州、福州；西面有粤北线和粤西线经过城西水道，过官窑站，经三水至西江或北江，上溯至五岭或南下接岐澳古道；南面的近海水驿则由珠江至伶仃洋，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第二，广州古驿道是水驿与陆驿的充分结合，其中水驿显得更加重要；第三，相较于南粤古驿道的其他区域，广州古驿道呈现出由四方八邑向广州古城汇聚集中的特点。
基于以上空间特点不难看出，随着历史的推进，广州古驿道越来越显示出带动珠三角市镇体系（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纽带作用，直接体现了海洋贸易与内河、内陆驿道体系相辅相成的动态关系。可以说，广州古驿道是最能代表南粤古驿道“沟通中原，放眼世界”的驿道枢纽段。
六个历史切片展现六幕古道映像，以模糊的历史映像与今日遗址拾珍比对，既是对古驿道“先行者”的倾听与转述，亦是为广州古驿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以铺垫。抛砖引玉以飨同道，如有疏漏，还望指正。
图片来源
图1：《珠三角全域规划》；
图 2、5、10、15：作者绘制；图 3：http://news.ifeng.com/gundong/ detail_2011_10/24/10090371_0.shtml；图 4：http://news.ycwb.com/2016-09/22/content_23090825. htm；
图6：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官方网站 http://www.gzislam.com/图 7：http://www.55df.com/c/199627.shtml；图 8：http://you.ctrip.com/travels/guangzhou152/1677076. html；
图9：王元林.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图 11：http://www.sohu.com/a/71448596_329046图 12：http://news.21cn.com/caiji/ roll1/2012/08/22/12744766.shtml；图 13：http://www.360doc.com/conte nt/16/0526/12/9165926_562430209.shtml；图 14：http://www.360doc.com/conte nt/16/0526/12/9165926_562430209.shtml；图16：《海上贸易二千年》；图17：明《广州府南海县之图》上的水驿与递铺（来源：广州市规划局 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
图18：广州市规划局 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 [M]. 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图19：陈建华 . 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M]．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8；
图 20：http://news.dayoo.com/v/133024/；
图 21：http://cn.apdnews.com/msr/wenhua/205341.html；图22：刘晓明拍摄；图 23：http://www.sohu.com/a/130411287_479479；图24：网络 http://www.cclycs.com/v51913.html）；图25：中新网 http://news.ifeng.com/a/20161220/50447232 _0.shtml.
注释1）根据南粤古驿道网相关文章，本文出现的“南粤地区”即今日广东省行政范围内的区域。2）本文出现的“广州城”代指各时期广州府治城墙以内城区所在地。“广州”则泛指在今日广州市域范围内的，以历代广州城为中心的地区。“广州古驿道”指今广州市域范围内分布的古代驿道。3）《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中对“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的定义。
4）即秦汉“番禺城”。5）“泥城，是番禺见诸史书记载最早的码头。”据邓瑞本. 广州港史(古代 )[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6）据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戙船澳为古代迎送北方南下官员的重要码头。码头上建有津亭，明代称华节亭，为接官之所。到明代仍为官员迎送地点。
7）曹家齐 .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M]. 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005：100. 8）据《全唐文》《桂州重修灵渠记》，桂管观察使李渤整治灵渠使之“虽百斛大舸，一天可涉。” 9）据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一文，兰湖隋唐宋均为避风港,是内河漕运的重要码头，由北江、西江、佛山来广的人多在此登陆。
10）邓瑞本 .广州港史(古代 )[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62-64 11）因洋舶入广州，河转东西行，驶风不便，而从扶胥步行90里到广州，故起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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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豪 ．中西交通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 394-399 14）沈怀远《南越志》记载，“越之市为墟，多在村场，荆南岭表皆然”，可见广东墟市早在南朝时已经出现，宋代城市建设加速了墟市集镇的发展。
15）李龙潜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6：134-139 16）据司徒尚纪《广州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五羊驿元代已为驿馆，明初沿用。驿东建有天后宫以利放洋船舶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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