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因图谱”视角下的甘南藏族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构成研究
A Study of the Spatial Morphology and Composition of the Tibetan Settlement Landscape in Gan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ene Atlas
摘要 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是自然环境与当地居民活动相结合的产物，其生态完整，文化特色鲜明。作为文化和生存的载体最能反映出该区域的独特性。文章以景观基因图谱为视角，以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构成为研究对象，结合了分子生物学里面的“基因图谱”理论，对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构成进行分析，并将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进行基因提取，进而构建该区域的聚落景观“基因图谱”，为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景观基因；基因图谱
ABSTRACT The Tibeta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in Gannan is the product of a combin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residents' activities,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distinctive cultural features. As a carrier of culture and survival, the landscape can best reflect the uniqueness of a reg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Gannan Tibeta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andscape gene atl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gene mapping in molecular biology,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Gannan Tibeta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is analyzed.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form genes of the Gannan Tibeta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are extracted to build a settlement landscape gene atlas of the region. The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settlement landscape in Gannan.
KEy WORDS Gannan Tibeta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spatial form; landscape gene; gene atlas
中图分类号 TU983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8.04.046
作者简介 1 副教授，电子邮箱：angelay118@163.com；2&3 硕士研究生；1&2&3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8）04-0046-06
引言
景观作为人类在传统聚落中活动与自然景象相结合的产物，是见证区域内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标志。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接壤地带，境内自然景观生态多样，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生产方式使甘南藏族在农耕和居所营造中注重适应自然生态环境， 形成了传统聚落景观独特的地域属性。这种特性区别于其他聚落，并且具有典型文化特征， 是形成聚落景观文化基因的基础。
国内关于聚落景观的研究比较多，从基因图谱角度研究聚落景观是这几年的新方向。国内学者刘沛林最早从地学角度提出了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但是深入到全
国各地区的传统聚落基因图谱的构建研究十分缺乏，从建筑角度和景观角度对基因图谱的研究也鲜有人开展。本文以景观基因图谱为视角，运用基因图谱概念和识别方法对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构成进行分析研究，发掘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文化基因具有现实意义。
1 基因图谱
1.1 景观基因概念
基因的概念源自于分子生物学，最早是由丹麦遗传学家威尔赫姆·路德维希·约翰逊（Wilhelm Ludwig Johannsen）在 1909年提出的。基因是生物有效遗传信息的载体，可以通过自我复制或半保留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子代，让子代与父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同的特征。虽然基因很稳定，但是在外在或者内在环境的影响下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基因突变”。
美国学者阿尔佛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 (Clyde Kluckhohn) 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在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也会发生与基因类似情况的假说——文化基因[1]。一方面，某种文化在没有外在影响下一直被继承下来保持其文化特有的个性；另一方面，某种文化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会产生一些变化，从而获得更好的传承和传播形式，文化基因理论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美国学者泰勒（Griffith Taylor）在 1942 年首次提出用基因分析聚落。聚落景观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固定区域内的很多聚落景观都具有相似性，主要是因为在景观的传承、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一直保持其文化基因复制的高度准确性，从而产生了相似的遗传特征；同时，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也会影响到景观基因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变化[2]。
1.2聚落景观基因识别理论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提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概念。目前国内在景观基因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是刘沛林教授，他是最早将景观基因概念引入聚落中的，并认为生物基因都有自己的属性，所以基因之间是不同的。传统聚落也有自己独特的属性，聚落和聚落之间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基因不同[3]。在这个基础上刘沛林团队开始对中国的传统聚落进行分类研究，最后总结出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理论。
聚落景观基因识别理论将聚落景观分为4种表现形式：二维表现、三维表现、视觉表现、结构表现（图1）。根据这4种识别方法他又总结出对传统聚落景观的识别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整体布局、民居特征、文化标志、
主体性公共建筑、环境因子、基本形态[4]（图 2）。
2甘南聚落景观空间特征
甘南藏区地形结构复杂、地势崎岖、走向高低差距明显，沟壑交错、重峦叠嶂，多数地区处于海拔3000m以上，属于高原寒冷地区[5]。甘南藏区境内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为甘南藏区内的生命繁衍生息和生态环境提供了保障。不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甘南藏区的聚落景观都极富有特色，而且与甘南藏区的自然环境及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图3）。
2.1 宏观层面聚落景观空间构成
甘南藏区聚落景观空间研究的宏观层面主要指该地区聚落景观的总体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藏族属于高原民族，高寒地区有限的生产、生活资源使他们在选址上往往把自然景观、风水理论、宗教信仰三者协调组织在一起。甘南藏族主要以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为主，聚落多位于缓坡台地之上，并且尽量避免占用草场、耕地，以保证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存资源。
2.1.1 影响因素
（1）自然环境影响：甘南地区平均海拔2960m，高山、森林、丘陵、河流、湖泊遍布，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地理形态。但甘南地区高寒，生态系统脆弱，资源有限，聚落为了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的最佳和谐，在选址上达到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景观模式“山—林（草）—
屋—水—林（草）”[6]，即整体村落依托山势形成相对稳定而有利于防御的村落。错落的村落组团或沿着山地散布，或随着河水曲转，村落周边交错、韵律分布耕地，形成农田、河流、民居、寺庙、山体疏密相融、聚散相宜、意境结合的景观，并与甘南聚落相生相融。
（2）风水理论影响：甘南藏区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积累了丰富的村落营建思想和经验，“风水理论”就是其中之一。风水是古人寻求与自然相适应的一门学问[7]。风水学中认为 “背山”可以抵御冬季寒风、夏季洪涝，“面水”利于生产、生活、调节气候湿度。 古人认为人体都有气场，而空旷的地方不易聚气，所以古人常说“宅小人多气旺”。中国古聚落因为受到传统风水文化的影响，多数都具有“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风水理念[8]。甘南诸多传统聚落亦是如此，如卓尼县的尼巴村。传统聚落选择建在向阳山坡，背山面水，与自然景观充分融为一体，反映了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高度结合，同时聚落也有着很好的辨识度，彰显了村落空间景观特点（图4）。
（3）宗教信仰影响：甘南藏族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的原始崇拜相结合，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神山和神湖连接着天与地、宇宙与星辰。山神、湖神是真实存在的，神山、神湖是人神交流的场所[9]。这些神山与神湖成为了当地人的精神寄托，不仅为当地村民们的生命生存繁衍提供了生态上的保障，也在村民为了不可预知的命运而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道重要的精神屏障。
2.2 中观层面聚落景观空间构成
甘南藏族传统聚落布局形态多受到周边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聚落形成的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10]。
受聚落的部落意识、宗教信仰影响，村落常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中心、重点突出。在一片村落中常会出现一个或几个中心建筑来统领一片村落，别的建筑多围绕中心建筑发展，民居与民居之间紧密排列，互相 毗邻而建，非常紧凑。村落内部具有有条不紊的街巷系统，整个村落呈现出明显的向心性，内聚力强。
距离临潭县城8km的临潭县古战乡古战村，东西南三面环山，乡政府设立在此，该村落交通四通八达，道路呈放射状。中心建筑是戏台和寺院，民居围绕戏台和寺院建设。便利的交通和中心建筑形成了该村落典型的团块型布局 [11]（图 5）。
受地形影响有些村落分布在河流或者主要交通路线两侧，呈现与河流或道路两侧水平延伸的分布形态。在村落发展中，河流或者公路的走向决定了村落发展的走向，并对村落生命力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理环境约束村落发展。
位于临潭县与卓尼县接壤处的汪家咀村属临潭县流顺乡，地理位置北纬 103.55°，东经 34.67°，境内以丘陵峡谷为主，耕地位于南北两侧山坡上。水磨川村通往 306省道的乡道从汪家咀村穿过，便利的交通对汪家咀村居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该村落沿主干道发展的带状型布局（图6）。
受到甘南地理环境的约束，很多村落处于山地地区，建设用地有限，所以村落不能大规模的发展，因而以小规模成簇成团的发展模式为主。一般单个组团规模不大，相对分散，农田跟住宅结合，几个组团相聚不远，形态相似，道路依着山势山形自由灵活布局，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道路体系。
距离卓尼县城 12km的拉力沟村属卓尼县喀尔钦，主干道与河流顺南北山势呈“S”型通过，充足的水源和交通走向使该村落形成了典型的组团型村落（图7）。
2.3 微观层面聚落景观空间构成
甘南藏区聚落景观空间研究的微观层面主要指聚落内部的人为景观空间，由建筑群、道路系统及景观节点组成；甘南藏区的聚落景观空间中建筑占据了较大的比例，是聚落最主要的景观构成。在建筑与建筑之间还会出现一些小型的活动空间，如宗教空间、晒谷场等。其
次是道路系统，这里的道路多顺应地形自由布局，在开阔的地带，道路布局多贴近生活所需。最后是节点，在聚落内部的节点大多与宗教有关，主要以白塔、玛尼房、煨桑台做为主要节点( 图 8~10)。
3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构成
3.1 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提取
构建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基因图谱，首先要识别出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的基因有哪些，然后对识别结果进行确认其是否属于该区域的特点。本文主要从：整体布局、建筑特征、文化标志3个方面对甘南藏区聚落景观基因进行提取与归纳。
（1）整体布局国内学者金其铭等人根据对中国农村聚落特征调查
[12]研究，将中国农村分为3 大系统、11个区、25个亚区（图11）。从划分来看，甘南藏区属于西部聚落系统和青藏高原农村聚落区。然而甘南藏族传统聚落与西部聚落系统或青藏高原典型的农村聚落还是有所不同，或者说融合了二者的一些特点[13]。甘南传统藏族聚落既有青藏高原小而散的聚落分布，也有西北传统聚落多集中于绿洲及灌区的布局（表1~4）。
（2）建筑特征甘南藏区大多属于农牧混合区，农牧业生产比重几乎各占一半，其民居形式表现为既适合农业生产又适合 牧业生产的较为复杂的建筑形式。农区多建土木民居，牧区多建帐篷。土木民居多建于向阳高处，形状如碉房，底层空间一般放置柴草和圈养牲畜家禽。平顶多窗，造型简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帐篷大多使用牦牛毛编制而成，方便迁徙。
藏民族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藏传佛教的影响，民居聚落也不例外。藏族居民都在自家室内设佛堂或佛龛，布局上也有显著的宗教特色。聚落通常以宗教建筑为中心空间，这些宗教建筑规模可大可小，主要以佛寺、玛尼房、白塔等为主，形成聚落的精神及公共活动空间。其门前都设有煨桑台供煨桑用，周围设置转经筒，虔诚的信徒转动转经筒，替家人祈福（表5）。（3）文化标志甘南藏区的文化标志主要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其文化标志多体现在建筑及装饰上。甘南藏区聚落中出现了很多与宗教相关的物品，最常见的就是风马旗和插箭，几乎在所有的神山、河流等地都能看到这些文化标志（表6）。
3.2 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基因构成
通过对甘南地区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的实地调研，对景观基因的提取基本上涵盖了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的各个方面。因此可以以此为依据，识别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的文化基因，更好地发掘出象征传统聚落的独一无二的内在文化要素（表7）。
www.nfjzbjb.com 官方网站
结语
本文以景观基因图谱理论为视角，从空间构成形态的方向对甘南藏族传统聚落进行了景观空间基因识别和绘制基因图谱。从中总结了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特征，包括整体布局、建筑特征、文化特征等。基于以上基因图谱的分析，对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空间更新和传承保护提供以下建设性的参考建议：
（1）宏观层面。藏族传统聚落在选址上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也给藏族聚落提供了生命的延续和生活生产保障；受原始崇拜和宗教文化的影响，聚落周边自然环境也是藏族精神寄托的圣地[16]。所以首先应保护好聚落周边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聚落的发展开发中不能破坏其周围山林、河流等；建议设立聚落传统自然保护区，由当地民众参与进行维持聚落原生态的生活生产方式 [17]。
（2）中观与微观层面。未来村落的发展必须符合甘南藏族传统聚落的基本风格，控制与保持村落现有的基本格局[18]。传统村落内的道路格局尚存，继续保持传统建筑肌理，建筑适当的引用文化符号进行装饰。保护传统村落内公共活动场所和代表性的景观节点，如白塔、插箭台、煨桑台等。在维护和修缮中也要尽量遵循传统工艺。
此外，本文的研究只是基于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对甘南藏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建立尚需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好的从“基因图谱”的视角研究甘南藏族聚落景观的空间形态构成，为聚落景观图谱的建立提供研究基础。
图、表来源
图1、2：作者改绘，原图出处：刘沛林.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2011：79.图 3、5 ～ 7 作者绘制；
图 4、8 ～ 10:：作者绘制 ,项目组拍摄；
图11：作者改绘 ,原图出处：史丽莎.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和理 想风水模式的藏族乡土聚落景观空间解析[D].杭州：浙江大学， 2011：21.
表 1 ～ 7：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1]赵国超，王晓鸣，何晨琛，等.“建筑基因理论”研究及其应用现状 [J]. 科学管理研究，2016（24）：196-200.
[2] 刘沛林.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1.
[3] 刘沛林.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4(4):1-8.
[4] 高瑞 .川西嘉绒藏族传统聚落景观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
[5]成亮.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模式研究[J].南方建筑， 2016（2）：96-100.
[6] 俞孔坚.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1998：59-61.
[7]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5：172-175.
[8] 李冰倩.基于风水理论的陕北窑洞村落选址与布局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6.
[9]郦大方，杜凡丁，李林梅.丹巴县藏族传统聚落空间形态构成 [J]. 风景园林，2013，20(1)：112-113.
[10] BourdierJP,AlSayyadN.Dwellings,settlements,and tradition: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J].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1990:267-272.
[11] 赵之枫.传统村镇聚落空间解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89-91.
[12] 金其铭.中国农村聚落地理 [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128-130.
[13] 史丽莎.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和理想风水模式的藏族乡土聚落景观空间解析 [D]. 杭州：浙江大学，2011.
[14] 龙珠多杰.藏族寺院建筑选址文化探微[J]. 中国藏学， 2010（3）：187-191.
[15]段德罡.甘南卓尼藏族聚落空间调查研究[J].建筑与文化， 2014（5）：47-53.
[16] 成亮，汤士东，李巍.藏区乡村聚落空间组织模式研究——以甘南藏区为例 [J]. 华中建筑，2017（5）：19-24.
[17] 郭峥 , 翟辉 .大青树下的“一颗印”——解析云南大理诺邓村“一颗印”民居平面形式及建构特点[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 2017, 32(2):108-112.
[18] 李开猛，黄少侃.藏区特色的城市风貌规划策略与实践—以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城为例[J]. 规划师，2016(3)：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