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建筑”的观念与诠释*——布鲁诺·陶特的东方经历及其现代建筑普遍性视角
Concept and Interpretation of "Weltarchitektur": Bruno Taut’s Oriental Experiences and His Comprehension about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摘要 自形成起，国际风格就被视为现代建筑普遍性的一种表现，并由此带来国际风格与地域传统之间的对立和纷争。作为现代建筑运动主要参与者的布鲁诺·陶特，由于晚年在日本、土耳其的流亡经历，在历史中率先平等客观地对待世界范围内的建筑传统，思考地域传统与现代建筑普遍性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并将其思考付诸理论与实践。文章对陶特这段东方经历的回溯以及由此展开的“世界性建筑”观念的阐释，不但将联系起陶特的跨文化视角以及德国客观性思想等现代建筑谱系中容易被忽略的重要层面，同时对于丰富当下认知地域传统的视角和反思现代建筑普遍性的内涵，都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布鲁诺·陶特；世界性建筑；客观性；普遍性；跨文化
ABSTRACT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This has led to dispute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and regional tradition. Bruno Taut, as the main participant in the modern architecture movement, consciously gave an equal and objective look at regional tradi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fter his exile to Japan and, in his later years, to Turkey. He also reflected on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radition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he theorized this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hrough the retrospection of Taut's oriental experience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Weltarchitektur", we can focus on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pedigree that are easily ignored, such as Taut's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the "Sachlichkeit" concept in the German modern architecture movement, while also enriching our current study of regional tradition and examining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KEy WORDS Bruno Taut; weltarchitektur; sachlichkeit; universal; transcultura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现代建筑史的中国叙述研究及其建筑史教学新探，项目编号：51478316。
中图分类号 TU-80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8.04.068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8）04-0068-08
作者简介 1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子邮箱：yaodh77@foxmail.com；2 上海知沐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自形成之日起，现代建筑的普遍法则几乎就被定义为国际风格，它不但被视为地域传统的威胁，也被视为世界建筑同质化的推手，而由此产生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建筑普遍文化与其他国家地域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纷争，一直伴随着现代建筑的发展。
作为德国现代建筑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布鲁诺·陶 特由于在日本、土耳其的流亡经历，在现代建筑史中率先以一种平等客观的视角去研究当时被认为新奇浪漫的东方建筑，而东方国家对国际风格的全盘接受、或对传统风格的盲目模仿这两种建筑现象，又令陶特深思地域传统与现代建筑普遍性之间融合的可能性，并将思考付诸理论与实践。回溯陶特建筑思想的内涵与转变，不但
将联系起跨文化观念以及德国客观性思想等现代建筑谱系中容易被忽略的重要层面，更将丰富认知地域传统的视角，扩展现代建筑普遍性的内涵，并启示当下的思想与实践。
1 从表现主义到客观主义：德国现代建筑运动中的陶特（1933 年之前）
1.1 跨文化的表现主义者
陶特在现代建筑运动中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一位表现主义者（Expressionism）。在 1919 年的著作《城市之冠（Die Stadtkrone）》中，他罗列了 40余张不同地域的建筑图景（图1），其中有欧洲高耸的教堂、雅典屹立的卫城、印度矗立的佛塔、中国巍峨的大殿以及勾勒城市天际线的清真寺。他把这些跨文化的图景平等并置，以表达建造具有精神性的“城市之冠”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1]。
建筑史学家斯佩德尔（Manfred Speidel）谈到，《城市之冠》的灵感来自1916 年陶特参加“友谊大厦（the House of Friendship）”竞赛期间对伊斯坦布尔的探访。在这里，陶特写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何种意义上都是通往东方的大门，东方是欧洲的母亲，我们潜藏的思念和渴望都将在东方得到满足。”[2]显然，伊斯坦布尔乃至其他东方图景对于当时的陶特来说，是一种对欧洲社会动荡的逃避，他期望东方能够成为寄托文化情感的精神乌托邦。因此，尽管当时陶特的思想是跨文化的，但他对东方建筑仍充满浪漫想象，这一点也体现在“友谊大厦”方案中（图2），其对土耳其建筑穹隆、拱券的形式模仿与20年后陶特在伊斯坦布尔的实践截然不同。
1.2 客观性思想与全球化的国际美学
战后的经济复苏，令陶特逐渐摆脱表现主义的氛围，投入社会住宅的生产之中。此时的陶特，受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客观性（Sachlichkeit）” 思想的极大影响1）。客观性思想强调面对客观现实时采取务实的解决方案，而在制造联盟的语境中，客观性思想提炼自英国乡村住宅满足现代生活的实用务实，它反对对传统风格的模仿，而主张学习传统形式中的客观理性 2）[3]。
此时的陶特，开始关注不同地域传统中共同的客观内涵。在郊区的社会住宅中，他实践了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镇理论，对此他特意对比了花园城镇与中国传统城镇的相似性，并认为这种相似是“所有理性的人都会得出的类似结论”[4]。进而他认为，如同花园城镇和中国传统城镇，不同地域的建筑传统往往由于其客观实用内涵而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理性（universal rationality）。
由此，陶特开始从不同地域传统中提炼这种世界性的普遍理性。在 1924 年的著作《新住宅（Die Neue Wohnung）》中，他谈到日本、土耳其民居对现代住宅的启示，比如日本民居的灵活性，移动的内隔墙可根据功能划分不同空间，而移动的外格墙又令室内外环境连续。至于土耳其民居，陶特倾心其中的壁橱设置，将它视为最小化服务空间的典范，并将这些启示呈现为住宅设计中的盒状服务空间：厨房、浴室或壁橱等。
在 20 世纪 20~30年代，关注传统是德国建筑界的一个主要话题，一些建筑师支持德国传统民居的形式，他们从事的地域风格被称为“家园风格（Heimatstil）”，而他们的派系在当时被称为“块社（block）”。与之相对，尽管陶特同样关注传统，但他并非只关注本国传统，并将对传统的关注聚焦于其客观实用内涵之上。在建筑形式上，陶特与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是反对“家园风格”，倡导全球化国际美学的建筑师组织“环社（ring）”的主要成员（图3）。而在当时，“环社”与“块社”的对立逐渐演化为德国建筑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甚至是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对抗 [14]。20 世纪 30年代初的德国建筑界，正由于这种基于形式风格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抗而分裂了。
2 日本建筑传统的诠释：陶特在日本（1933~1936）
1933年，面对德国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下严酷的政治环境，作为犹太人和国际主义者的陶特历经漫长旅程流亡到日本。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日本建筑师协会的委托下，通过传统调研来为日本现代建筑建构一种理论基础。这项工作与陶特的愿望不谋而合，他一直期望能从东方传统中寻求超越西方现代建筑观念的新原则。1933~1936年，陶特对于日本建筑传统的调查和思考，被记录在
他的日记以及《欧洲人眼中的日本（Nippon Seen with European Eyes）》、《日本建筑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Japanese Architecture）》、《日本的房屋和人民（Houses and People of Japan）》等著作中，而这些思考大致可归纳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2.1 日本建筑传统的消极与积极方面
通过对日本建筑遗产的调研，陶特认为每个地域的建筑传统都在与其他地域的文化融合中产生，日本也如此。为此，他绘制了一幅日本建筑受到跨文化影响的图示（图4），他认为日本建筑深受中国建筑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日本建筑的两个著名范例——桂离宫（Katsura）与东照宫（Nikko Toshogu）皆如此。然而两者面对环境的回应、面对装饰风格以及实用需求的态度不同，分别可视为日本建筑传统中积极（positive）与消极（negative）方面的代表。
对于东照宫，陶特首先认为其建造并不实用，过重的屋顶在易发地震的日本没有结构意义，太多的装饰和不必要的支撑也对建筑产生不利影响，并造成不符合逻辑的尺度。其次，陶特批评东照宫对中国建筑装饰的风格模仿，并称之为“巴洛克式的中国纪念碑建筑（‘baroque’
[5]
Chinese monumental architecture）” ，他的这种立场，体现出他在对日本建筑传统评价中的客观性视角而非地域风格视角。
相反，桂离宫在陶特眼中是日本建筑传统积极方面的杰出代表，陶特提到桂离宫从内而外都避免多余的装饰，他并不关注桂离宫的形式风格，而代之以客观实用和标准化的评价（图5）。
桂离宫可能并不能称为艺术史中的所谓“建筑”，在这里，从竹制排水管到建筑构件都有着类似形式和制作工艺，也都是实用必需品。现代建筑师将会惊奇地发现，这座建筑在今天看来都是完全现代的，它以简单便捷的方式满足需求，同时也是严格标准化的，完全没有个人化、偶然性的表达 [6]。
在世界建筑之中，这座宫殿是一个整体性、功能完善，并将上述品质付诸实施的合理典范。在其美丽灵性与功能有效方面，桂离宫的每一细节都以恰当比例完美结合在一起，即便是最小的细节都有自己的个性，也没有任一细节占据主导而损害建筑的整体统一[7]。
如同陶特对桂离宫的总结，“这座建筑的功能之美令视觉的愉悦转化为思想的愉悦（This ‘functional beauty’ makes the eye a sort of transformer of thought.）”[2]。与日后诸多对桂离宫空间设计等方面的艺术性赞赏不同，陶特的评价完全出自客观性视角。而斯佩德尔在研究中也谈到，陶特之所以赞赏桂离宫，在 于桂离宫在日本建筑传统中最不具有鲜明的地域形式风格。在陶特看来，桂离宫的朴素简洁、客观实用蕴含着一种非民族主义的平和，这在当时极端民族主义的战争阴影之下不啻为一份“和平宣言（peace manifesto）”[5]。2.2客观性基础上对东西方传统的跨文化类比
除桂离宫外，陶特同样把客观性赋予日本民居。他强调日本民居是非风格化和非形式主义的，有一种真正实用的匿名质量，日本民居那些西方人看来新奇的形式特征，事实上来自气候的回应以及日本人的人体模度。对于前者，陶特谈到，日本民居出挑的大屋檐源自阴翳气候中挡风避雨的需求，架空的木平台来自潮湿环境中隔绝湿气的需要，而推拉的格扇造就室内外环境的连续，是加强空气流通的实用需求，这些传统较之西方现代建筑的平屋面、阳台以及建筑体块感更适合日本的气候条件。至于人体模度，尽管陶特经常撞上民居低矮的门洞，也不适应跪坐，但他认为日本民居低矮的屋面、门洞乃至跪坐习惯适合日本人的人体模度。对于东西方人体模度的差异，他绘制了一幅日本版的“维特鲁威人（Uomo vitruviano）”（图 6），并以此表达以西方为标准的人体模度并不具备普遍性。陶特同样强调日本民居以“席（mat）”为模数单位的标准化倾向，他视日本民居为前工业时期建筑预制标准化的典范，并谈到住宅生产的未来，将受预制标准化技术的影响，如同汽车或日本民居一般，是各个部分有机装配的结果。
在陶特的研究中，无论是桂离宫还是日本民居，它们在跨文化融合中产生，同样朴素简洁、客观实用，那些西方认为形式化、风格化的日本建筑特征，并非排他
的地域特殊，而是源自不同文化所普遍共有的客观理性。对此，陶特谈到合掌屋（the Shirakawa houses）与欧洲的哥特建筑或乡土民居一样，合成了各种社会仪式、工艺传统、现有材料和气候条件，应对文化和环境的需求，这是东西方建筑传统中正面范例所共有的价值。他进而强调，只有一座建筑具备上述客观理性时，才值得被称为“建筑艺术”[8]。而在《日本的房子和人》中，陶特列举了几组与日本民居几乎一致的欧洲民居（图7），他认为这些不同地域民居的相似性源自类似的气候，类似的生活方式，同样客观朴实的精神，以及同样整合需求以形成有机整体的能力，这种相似性如他所言：
此书意图表明日本建筑那些看似奇特或陌生的形式事实上有着非常自然简单的原因。那些把日本建筑视为异国情调（exotic）的人，正如同趴在动物园玻璃外好奇观看蟒蛇的孩子。然而这种感伤（sentimental）和浪漫（romantic）态度是不公平、更是不合理的，因为全世界人类事实上葆有同等的理性[9]。
陶特对日本建筑传统的讨论，以及客观性基础上对日本民居与欧洲民居的跨文化类比，其目的旨在同时消除西方或日本对彼此不真实的迷恋，正因为西方建筑或 日本建筑都具备这种普遍的客观理性，因而陶特认为，西方不应把日本建筑视为新奇的异国情调，同样日本也不必对西方现代建筑保持无条件的仰慕。
3“世界性建筑”的思想实践：陶特在土耳其（1936~1938）
1936年，随着日本加入法西斯联盟，陶特不得已离开日本，在德国建筑师好友、“环社”成员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的邀请下，他流亡土耳其度过人生最后两年。此时正值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时期，艾尔达姆（Sedad Hakki Eldem）等建筑师开始探索土耳其建筑的民族样式，以抵抗国际风格。在此氛围下，来自西方的陶特却沉浸于土耳其建筑传统的研究，他调研民居，参加了土耳其民族建筑研讨会（National Architecture Seminar）。尽管并不同意民族主义者的观念，然而陶特对东方的执迷，对国际风格的批判，尤其是其自宅的传统面貌令瓦格纳深感不安，在给格罗皮乌斯的信中，瓦格纳失望地谈到，“就像每个人都会变老一样，陶特沉迷于过去原则而不再为新建筑寻找道路，我非常失望……这对陶特这样曾经的先锋而言简直是耻辱”[4]。
然而瓦格纳并不了解陶特的思想转变，陶特坚持的已远非“环社”时期国际样式的现代建筑形式风格，在客观性思想启示下，在对东西方传统平等对待的前提下，陶特逐渐总结出对现代建筑普遍性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最终呈现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建筑学讲义（土耳其语： Mimari Bilgisi，即：Lectures on Architecture）》之中。3.1 “世界性建筑”的思想内涵
在《建筑学讲义》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世界性建筑”的观念。对此，陶特首先批判了现代建筑在世界各地的同质化倾向，他把这种同质化的形式风格称为“Allerweltsarchitektur（All worlds architecture）”，而“世界性建筑（德 语：Weltarchitektur， 即：World Architecture）”的提出正是为了批判“Allerweltsarchitektur”这一倾向。
陶特的讨论同样置于跨文化立场之中，他认为每个地域的传统都是文化交融的结果，都将完成世界文化中某一层面的特殊“任务”（fulfill one special “task” in world culture），这些“任务”或是技术、或是结构、或是功能。比如古希腊与日本建筑是材料运用大师，保持每一细节的精确和统一；哥特和土耳其建筑是结构大师，擅长拱与穹窿；而日本建筑不但能应对气候，更是处理功能的大师，其中最杰出作品就是桂离宫，它为人类环境及生活提供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并包含了现实与精神的功用；而中国建筑则擅长把长轴线序列转换为处理功能的技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