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建山面入口到檐面入口的转变逻辑/林新德，陆琦
The Discussion of Entranc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From the Gable Side to the Eaves Side
摘要 中国最初的建筑是从山面进入的，而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檐面入口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主流形式，文章通过历史资料的考证和现存建筑的比对，尝试从多种角度去剖析和诠释这种转变逻辑，以期对中国传统建筑入口的原初形式有一个更清晰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 山面入口；檐面入口；转变逻辑；文化遗痕
AbstrAct The original entrance to Chinese architecture was on the gable side. However, after the longterm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eaves side entra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mainstream. Through comparison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existing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obtaining clear comprehension of the original entrance fo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Key Words gable side entrance; eaves side entrance; transformation logic; heritage trace of culture
*基金项目 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项目（2017KB06）：传统人居环境下的中国理景艺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 TU-092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8.06.056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8)06-0056-05
作者简介 1 硕士研究生；2 教授，通信作者，电子邮箱：gdluqi@163.com；1&2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
引言
中国传统建筑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巢居、穴居等。在远古时代，当古人“构木为巢”，开始真正搭建庇护所时，这种基于最原始的生存本能构建的木构杆件逻辑的建筑基本上是一个只有屋顶没有墙体的建筑，密集的椽子在顶部通过绑扎形成覆盖，两檐直接落地，因此从山面进 入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图1），在邻国日本被认为是其建筑起源的“天地根源造”木构建筑，包括早期神社建筑也有选择山面作为主入口（图2、3）[1]，这是木构杆件逻辑建筑的一个普遍选择。张良皋先生在其著作《匠学七说》中提出人类最初肯定是从“山面”钻进窝棚，这个习惯如果没有特殊理由，不会轻易放弃[2]85。在今天
云南傣族的大部分佛寺中依然在山面设置主入口（图4），但在整个历史浪潮中逐渐发展成熟的中国传统建筑都选择檐面进入建筑，这种入口面向的转变逻辑是值得思考的。荣格的“原型”理论认为原型会在人类发展历程中不断重复出现，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整个历史演变中我们能发现即使在入口方位转变后，人们依然会从其他方面以其他形式去重新寻回这种文化图式记忆，这也是文章希望诠释和讨论的内容。
1山面入口——“屋顶建筑”的必然选择
就建筑而论，最初的建筑并没有客观存在的价值，它的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古人寻求庇护的需求。韩非子所著的《五蠹》就有：“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当代考古成果表明，古老的木构棚屋都有着一些共同特征：没有下部支撑构件和屋顶构件的明确区分，屋顶就是整个建筑，靠“人”字形的结构获得稳定，而能留出供人进出的门洞只能出现在山面[3]。这是因为古人是不会用多余力气去建造无用的建筑空间，更不会只是从美的角度去搭建自己的栖身之地，因此抬起屋顶从檐面进入对还在为生存所困的古人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必须为了生存功利地考虑一切问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以最直接的方式去创造所需的庇护所，这种现象在古代穴居可充分体现。
利用天然洞穴作为居所是中国古人采用已久的居住形式之一，《易·系辞》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在黄土断崖上掏挖横穴，应是穴居的始发状态，这个时候只是对黄土材料的削减，并不发生建筑学意义的建构。由于受地形等限制，古人只能采取向下挖掘的袋状竖穴，在其顶部有用树枝绑扎在一起形成的屋盖。其原始形制及构造简单，这时入口是开在屋顶上的，如河南洛阳市偃师县汤泉沟遗址竖穴（图5），圆形的竖穴深约2m，穴中直立一木柱 撑起屋盖一角作为出入口，这是一种完全出于实用而产生的三角形入口，可以看作是山面入口的一个雏形[4]59。
在巢居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干栏长屋建筑，现已有多处发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是一例，现在的遗址大概可以显示至少有3栋以上干栏长屋，全木结构，桩木打入地下，由厚木地板组成的居住面高出地面约80~100cm，上部立柱安梁，屋顶为树皮屋面 [5]。但因木构巢居遗址难以长期遗存，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无法确定其入口方向，但我们是可以相信在这种长屋最初阶段应该还是山面入口，因为在几千年后，海南岛黎族的船型屋中我们依然看到山面入口的形式，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清代《琼州海黎图》记录了这种建筑（图6），图上写着：“黎屋形长似船而势高，门开左右，中构两层，居者缘梯而上，下则以畜牛豕”。这种船形屋很明显是从干栏长屋发展而来的，该民居有些屋顶与檐墙合二为一，檐口贴到地面；有些虽有檐墙，但很矮，屋顶多为船蓬形，正面山墙入口处有较远的出檐，由于当地紫外线和风雨强度较大，因而基本不在墙面开窗[6]。可以看出，即便人们已经掌握了将屋顶抬起来的技术，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人们还是会保留山面入口的习惯，将其作为建筑的正面，成为一种文化认同的形式给予传承。
2山面入口到檐面入口的面向转变逻辑
一种文化形式的转变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不同的建造技术和文化观念，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生活经验等。山面入口到檐面入口的面向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几千年的适应性选择，最终檐面入口被认为是较合理的方式而被人们所采用，山面入口形式依然在今天云南傣族和海南黎族等少数民族民居中可见，但却不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流选择。本节将从建造技术、聚居建筑和礼制、宗教文化等角度来诠释中国传统建筑入口面向转变的内在逻辑。
2.1墙体立柱分化等技术进步给“立面自由”创造可能性
一个很显著的因素是建造技术的进步，人们掌握了将屋顶抬升起来的技术，开始追求更大更舒适的室内空间，更充足的采光和通风。建筑从地下变为半地下慢慢向地上过渡，直到地面建筑的出现，这是建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说明古人已经解决和改进了许多建造问题，例如：以绑扎方式结合的木梁、柱屋面支撑结构体系，木骨泥墙的围护垣墙，夯土和室外泛水等[4]29。但技术的进步并不能马上指导建造，从半穴居转变到地面建筑的初期阶段，尽管它已有代替原来的穴壁，可供开门的墙体，但因文化的惰性，门依然开在屋盖上，这依然是延续了半穴居的做法（图7），此时墙体和屋顶还是一种暧昧的关系，但竖向的木骨泥墙已参与屋顶的支撑。但不可否认，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墙体从屋顶分化出来后让建筑产生了丰富的变化。早期木骨泥墙，是以树干为立柱，再用枝干横向扎结成架，其间填以苇束等轻质材料，然后两面涂泥而成，它们只能共同作用来承受屋顶传下来的重量，这也就是说绑扎墙作为承重墙时，是不能任意拆除或开门洞的[4]67。这种木骨泥墙后来发展到有大木柱与小木柱之分，反映外围支柱已有承重和围护的分工（图8）。墙体立柱的分化，是木构建筑结构框架化和立面可以自由开门窗洞口的关键性步骤[7]。
2.2排房建筑——房屋并排相接的聚居建筑的影响
张良皋先生在《匠学七说》中提出：“檐面入口的建筑应该来自窑洞，朝南的单数开间是窑洞的天然趋势”[2]86，先生在书中并无详解，是有点令人困惑和怀疑的，虽然从同等土方量或者技术难度和空间舒适性考 虑，人们应该会选择在同一土壁上开挖几个窑洞而不会只挖一个纵深的窑洞，但还无法将檐面入口与窑洞建立比较有说服力的联系，后来查阅史料，从排房这种聚居建筑中找到一些联想和思考，似乎可以理解先生的独到见地。成排分布的房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常见的建筑布局方式，考古界习惯称之为“排房”（图9），它是单间房屋并排相接组成多间大型房屋的一种形式，在长江中游、黄河下游与中游都大量分布。它可以看作是聚居生活的一种方式，每个单间就是一个家庭，家庭和家庭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隔墙承重，因而房间的出入口只能放在整个建筑的长边。这种排房与干栏长屋的外形有着直观的相似性，在侧面加建成长屋几乎是干栏标志性的扩建方式，排房应该是受到了干栏长屋的影响，但不能说排房来源于干栏长屋，因为二者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结构体系，排房采用的是木骨泥墙承重的土木混合结构，从技术溯源的角度，排房更可能源于穴居传统，而且由横穴发展而来的窑洞也是延侧面整齐排布相互独立的房间，这种布局上的相似可能来源于更深层次的原始生活经验的一致性——聚集生活产生的私有财产与专偶观念。父系氏族时，古人必须过一种集体生活来共同对抗自然的危险，丈夫们会将妻子儿女安置在自家的单门独户中，而一字排开且朝南的建筑布局能有效的保证各家的财产和隐私[8]。因而当我们再看到黄陂盘龙城商代诸侯宫室遗址时，就不难理解其室内房间“一字型”排开，彼此房间通过内有木骨的夯土墙分隔，夯土墙支承屋顶，房间之间不设联通的门洞，人们从檐面入口进入房间，可以看出这里面有一种延续和传承（图10）。至此，
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张良皋先生的论断，也让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檐面入口的出现受到排房这种聚居建筑以单间房屋并排相接的布局模式的影响。
2.3礼制文化、宗教氛围的的影响
各式各样的建筑形式构成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入口方位的选择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物质影响的结果，也不是任何单一要素所能决定；它是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9]。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段里，古人是没有空间方位的概念，没有上下左右的区分，大概是对太阳的崇拜使古人认识到东西两个空间方位，东和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线状的二方位空间图式，与之相对应的一系列二方位概念，也就渐渐地随之而生，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原初意识[10]。《礼仪·乡饮酒礼》有“有宾至，主人迎，主人以宾揖，先入。宾厌众宾。众宾皆入门左，东面，北上。”这反映了古人东阶而尊，宾于西阶的东西阶制度，古代台阶有两个，主人从东阶登堂，朝西坐下，客人从西阶入室，朝东坐下，这些空间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的。在当时建筑为了获得充足采光基本采用坐北朝南的布局，从南边的檐面进入是符合当时的礼节与方位象征要求的。西周的双数开间建筑也是这种礼制的反映，后来到汉代逐渐转变为奇数开间，檐面入口处于正位关系，崇东转向尊北，《礼记·郊特牲》有“君之南向，答阳之义也。臣北面，答君也。”大臣南边檐面而入，北面而朝，帝王南面称孤，这便是中国的帝王之坐向[11]。自西周开始，传统建筑承担着礼制规定的人伦等级和尊卑贵贱的空间象征作用，空间方位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进而影响到建筑的形式安排。
这种方位与文化意识也与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氛围有关，梁漱溟先生说：“以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12]。”西方宗教情绪浓厚，建筑呈现对永恒性和纪念性的追求，教堂大都呈长方形，从西边的山面进入，人们在东西向的深轴上向前运动，空间高而深而暗，人们永远面光或者背光，空间充满令人震撼的神圣氛围。 欧洲人直到文艺复兴才开始在居住建筑上采用长向入口的格局，而在宗教建筑中仍然沿用至今[13]。相反中国古人的宗教情绪相对淡薄，尘俗界限模糊，传统寺庙与居住建筑并无本质区别，北魏时就有将住宅改作佛寺的做法。传统大殿空间为横向展开，建筑以水平的姿态面向庭园而获得充足采光，人们从檐面中间进入，大殿的神像与参拜者的距离非常接近，空间几乎没有神秘感[14]。而不同于中国常见的木构体系的云南傣族佛寺，其主要受东南亚传来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受汉化影响较小，傣族佛寺与当地普通民居建筑对立存在，其入口都位于山面（图11），空间呈东西向纵深延伸，更类似西方教堂空间，其纪念性被大大加强[15]。
综上，山面入口和檐面入口的面向选择是礼制文化、宗教氛围的影响，我们不能说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传统建筑采用檐面入口，但因为檐面入口很好的满足了早期中国主流文化和宗教情绪等空间需求而成为人们心中的认可的较合理方式而被人们普遍采用。
3山面入口的文化遗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屋顶形式由简而繁，又由繁而化简，这是一般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繁”是表明了文化艺术兴起时的一种意态，处处表现出前人所不能及的精巧，再过度到“简”表示将前代的创造加以提炼和使之更为成熟[16]。传统建筑发展到宋代时候，建筑组合有了很大发展，越发繁复和精致，十字形的平面和十字形的屋顶形式颇盛行，建筑以屋山“博风”来构成入口大门的立面构图，用以强调入口部分，如河北正定金代所建的隆兴寺的“摩尼殿”（图12），由于采用十字形平面，屋顶“体形的组成”有了很大变化，并且以屋山作为入口部分的处理。这种类型的屋顶在宋画中出现很多（图13），将原先出现在山面的形式特点用到檐面用以强调或者达到某种纪念性的做法，基于图式相似性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山面入口文化在檐面的另一种形
式的寻回。这种屋顶局部向前后突出的建造形式，宋代称“龟头屋”，清代称“抱厦”。在日本古建中也有类似的做法，称“唐破风”（图14），它是日本建筑中常见的正门屋顶装饰部件，在入口部分另加一个屋山，显然是由中国古代的“博风”演变过来。这种对建筑起源的回归是发展过程中恒常而有趣的现象。
结语
当下对中国建筑的考古挖掘和文献整理已取得一定成就，这让我们有机会去触碰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背后的文化渊源，回归中国传统建筑的原初形式的探讨，文章透过史料去探究和诠释中国古建山面入口到檐面入口面向转变的内在逻辑，这种入口面向转变是由建筑技术、居住经验、礼制文化等共同作用、逐渐演变的结果，并且通过对其探究，让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建筑形式的时空联系和文化内涵。探讨传统建筑的形式逻辑这类问题将有利于我们摆脱对传统形式拙劣的模仿，做出有中国性的设计。
图片来源
图1：参考文献 [2]；
图2、3、14：参考文献 [1]；图 4：http://www.ynkgs.cn/uploads/ima ge/20140319/20140319155405_684.jpg图 5、7、8、10：参考文献 [5]；
图6：参考文献 [6]；
图9：王小溪，张弛.《喜读<浙川下王岗>》推定之“土仓”与“高仓”续论——汉水中游史前地面式粮仓类建筑的进一步确认[J].考古与文物 ,201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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