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教祭祀场所与惠州山水城市格局的关联/林超慧，程建军，谢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Taoist Sacrificial Sites and the Landscape Pattern in Huizhou
摘要 惠州的传统道教祭祀场所受罗浮山道教祖庭的选址观念及道教文化的影响，随着道教的城市分支与地方民间信仰糅合，沿着东江水系边的惠州历史文化聚居点，对惠州的山水城市格局演化产生影响。通过对惠州东江水系中典型相近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得出罗浮山等传统道教祭祀场所与城、镇的山水格局的关联，由此发掘出传统道教祭祀场所的选址观念及道教文化对惠州山水城市格局的影响，以求找寻出惠州山水城市格局、东江水系、罗浮山道教与民间信仰祭祀场所的更多联系脉络，为惠州历史文化名城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更多广度启示。
关键词 道教；民间信仰；祭祀场所；惠州；山水城市格局
AbstrAct The sacrificial places of Huizhou traditional Taoist are affected by site selection, the Taoism concept, and Taoism culture that is prevalent in the Luofushan Mountain, and a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urban branches of Taoism and local religious belief. The Huizhou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ettlement along the Dongjiang water system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city pattern in Huizhou.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in the Dongjiang water system of Huizho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aoist sacrificial sites such as Luofushan Mountain and the landscape pattern in the city and town was obtained, and the location concept of traditional Taoist sacrifice sit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aoist culture on the landscape pattern in Huizhou summarized. This determined the context of the Huizhou city landscape pattern, Dongjiang River Luofushan Taoism, and folk beliefs and worship places, and brought more breadth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of Huizhou and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Taoism; folk belief; sacrificial places; Huizhou; landscape city patter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278196）：岭南古建筑技术及其源流。
中图分类号 TU984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8.06.097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8)06-0097-06
1
作者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讲师，电子邮箱：446757605@ qq.com；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3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1惠州传统道教祭祀场所的概况
惠州的传统道教祭祀场所按道源分为罗浮山道教与民间信仰，二者在发展上互相缠绕、难以区分（图1）。罗浮山为岭南道教祖庭[1]，其宗教环境的保护是惠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重中之重[2]。罗浮山道教祭祀场所 成型前，以岭南民间巫术为祭祀源头，其仙道传说源于周灵王。秦代因道人安其生在罗浮山得道，秦、汉、三国后续吸引上10位有名道人在此得道。东晋名士葛洪归隐罗浮是岭南道教确立的标志[3]，罗浮山始为南宗灵宝派祖庭[4]326，葛洪拟建的四“庵”为罗浮山道教祭祀场所
的雏形。两晋后，罗浮山道教文化始渗透到地方民间信仰。葛洪、鲍姑、黄大仙等的医学造诣导致草药文化在惠州地域形成医神崇拜，罗浮山的黄大仙更是岭南影响最广的民间俗神之一。葛洪的《神仙论》与岭南俗神间的关系，确定了南派道教中三清尊神与道教神仙体系的关系，民间俗神成为道教神仙体系中的主要后备军[5]。唐代道教鼎盛，实行“宫观化”[6]，罗浮山道教受朝廷重视，建设规模鼎盛，并延伸至城内。开元二年（714），唐玄宗诏遣道士罗浮求雨[7]，罗浮山冲虚观的主持便开始介入州府朝元观1）的筹建，标志罗浮山的州府分支正式与民间产生交集。
宋代，灵宝派逐渐式微，罗浮山道教祭祀场所陷入衰败，此时，惠州地区因经济、政治发展而人口增多，民间信仰相应开始蓬勃发展。罗浮山的南宗第四、五代祖的陈楠、白玉蝉倡导道教俗化成为罗浮山道教复兴的契机[8]。惠州民间信仰中的青草婆婆、玉皇诞、谭公等始从宋代发起并成为民间俗神。元代中原全真派崛起成为道教中坚，因岭南文化的延后性，罗浮山至清代再次成
[4]326、[9]为岭南全真教龙门派分支祖庭 。罗浮山全真道士频繁任惠州道会司2）一职，地方人脉通广 [4]1，道俗交融加剧 ,道教祭祀场所以罗浮为尊，民间信仰祭祀场所多归属罗浮山道教。此时，惠州的民间祭祀活动鼎盛，沿水域跨州、县庆祝，惠州的府县双城、博罗老城、梁化老城等历史文化聚居点因祭祀活动而联系。现惠州地界内主要遗存的道教祭祀场所以清代、民国为主，分布如图2约 30个（如图2红点分布）。经普查，惠州较大型的民间信仰祭祀场所多位于滨水的城、县、村落，供奉神祗多为治水之神如天后、哪吒、谭公、北帝等，随移民从宋代迁入，主要来源福建、潮汕、中原、客家、广府地区[10]。民间信仰属性的趋单一性是源自惠州罗浮山道教的强盛、本土宗祖信仰的强势、东江水灾的多发3个原因。
2惠州沿东江中游的历史文化聚居点
惠州地貌中，台地、平原阶地、丘陵、中低山分布占所比例相近，分别为：35%、31.3%、26%、7.7%， 丘陵与台地的周围是河谷冲积的平原，三者因地貌比例的关系相间分布在江河沿岸，形成城、镇、村等聚居点。虽然，惠州城市的发展历程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存在反复，但其发展的大趋势基本呈现惠州县治、府治的选址随东江水系从小的水局往大的水局迁移。惠州最早的县治惠东梁化古城处东江支流- 双陂河的尽端，水格局最小，约 400 年历史。梁武帝时期，惠州迁县治至博罗的葫芦岭（浮碇岗），为东江的转折往西的水滨处，与罗浮山相邻，水格局逐渐扩大，持续约 40年。基于西湖湿地的泄洪作用，及人口的增多，隋开皇十年（590年），惠州府城始有雏形[11] 、3），唐、宋、元期间的惠州府治虽曾暂迁址异地，但基本稳固在惠州府城。随着惠州府城与西湖的不断扩展，惠州古城在明代形成双城与两江一湖大型的山水格局，也让西湖成为继罗浮山的第2个主要的道教祭祀场所聚集地。
清代乾隆年代[12]，江河商运发展，博罗老城、惠东梁化、惠阳的淡水、多祝又逐渐成为惠州区域主要的商业圩镇，陆续发展兴盛。宋、清惠州两次人口的暴增[13]，导致当地民间信仰祭祀场所对应惠州人口的聚居点而增加，罗浮山道教也两次借机复兴。同时，惠州地貌的特征使得台地、丘陵、平原阶地沿东江相间分布，造就治
水民间信仰随人口聚居沿东江分布。
现惠州历史文化名城所指范围是惠城区内明清遗存的惠州府城、归善县城及周边西湖、东江、西枝江等水域所围成的古城区域（简称府县双城），还有惠阳的淡水老街一带。山水城市的概念也主要来自古城、西湖、东江及古城周边山体。按照惠州城市发展所出现的历史文化聚居点，历史文化名城应有更加广阔的范围，山水城市亦应有更大的格局。
3罗浮山道教对惠州山水城市格局的影响
罗浮山是惠州滨临东江的最大山地道教祭祀场所，对惠州历代城址的影响最深远。罗浮山道教名山历史与缚娄古国关联密切，缚娄更是惠州博罗县与罗浮山名称的来源[14]。前秦缚娄古国的范围比惠州历代的地域都宽广。梁化古城与博罗老城同归属古时的博罗县。博罗与罗浮山是惠州府治制度形成前历史文化核心的雏形，当地有“先博罗后惠州”的谚语。中国水系多从西北往东南流向，罗浮山东侧盘绕的东江是从东南往西北流向，因逆水被道教堪舆风水定为风水宝地，选为祖庭，是惠州地区吸引南迁僧道活动的岭南中心[15]，也是惠州当时吸引外来人口的因素之一。
3.1罗浮山的蓬莱与洞天的道教祭祀场所格局
罗浮山一直有岭南蓬莱一说，“蓬莱”按杜宝《大业杂记·隋西苑》，宋苏易简《学士院》、北宋曾巩《道山亭记》、明计《园冶》等古籍所描述：“应形如水中漂浮的山体，周边水烟淼淼，山上道观飘渺。”罗浮山在清代陈琏的《罗浮山志》引《罗浮记》云：“浮山乃蓬莱一岛，尧时洪水所漂，浮海而来与罗山合而为一，今山上犹有东方草木及蓊( 红 ) 翠，越王三鸡”[16]171。罗浮山山上终年水雾缭绕，其罗山与浮山又为东江的两条分支，罗水与浮水所环抱。形成惠州地区江河环绕山地蓬莱式道教祭祀场所的原型。
罗浮山的道教祭祀场所，以道教建筑群的形式环绕 飞云顶为中心，呈辐射状以五行之态环状分布（图3）。山中每个道观的祭祀场所，多以坐北朝南，被山林半围合，以洞天4）的形式孕育山中。 罗浮山的蓬莱与洞天格局，随着道教在唐、宋的俗化，便潜伏在罗浮山的城市分支与民间信仰等祭祀场所中，在城镇山水布局上形成影响。
惠州的历史文化聚居点中梁化古城、博罗老城与府县双城是宋代以前惠州主要的府县所在，三者城址周边的道教祭祀场所与民间信仰祭祀场所集中区是惠州区域内最大型与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点，城址都与东江水系有着明显的联系。以下便是对这3个案例的对比分析。
3.2罗浮山对博罗老城的山水城市格局的关联分析
博罗老城成于秦代，为府县双城前的县治，距罗浮山约有35km。《后汉书·郡国志》对“南海郡博罗县”的描述如下：“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 罗 )山，故置博罗县[17]。”罗浮山与博罗老城的关联来自博罗老城边的葫芦岭。葫芦岭5）在旧地方志称为地壳隆起的山丘，其成型与罗浮山的浮山飘来传说相近，又名浮碇岗，寓意罗浮山的浮山漂来定石东江边。博罗老城依附葫芦岭而成，葫芦岭如罗浮山在博罗老城内的被东江半环绕的微缩山地（图4）。博罗老城内民间信仰祭祀场所的选址还与葫芦岭的吐九珠的传说相关，相应有长寿观、圣人殿、城隍庙、吕祖庙等民间信仰祭祀场所。葫芦岭山地面积不大，仅有0.7km2，但历代记录庵观众多，有秋水庵、金湖庵、青莲庵、静土庵、药王庙等民间祭祀场所。依以上庵观原址考证，现岭上虽只存清末民初旧址重建的两组道教建筑，岳庙、小南海，但依然可知葫芦岭的道教祭祀场所也曾以山尖为中心，环状分布，形成仿罗浮山滨邻东江的小型蓬莱格局。
从城市防灾角度，葫芦岭位城市高地，博罗古城位于葫芦岭西侧的背水面，以葫芦岭为古城防洪的天然屏障。岭上小南海位于葫芦岭半山，由天后宫、南海观音、文昌宫、吕祖、财神等五个小型的民间信仰宫观组成，“以口定向”[18]28面向东江来水，呈一字排开，形成一水横
抱之势，与程建军教授的《三水胥江祖庙》所论述的“门要对水，座要对龙”[18]28 之说对应。 可见，葫芦岭民间祭祀场所的选址是糅合了罗浮山的道教堪舆与民间信仰的治水的风水观，并在博罗老城的山水城市格局中的形成具象。
3.3罗浮山与惠州西湖、府县双城的格局关联分析
继罗浮山后，西湖是惠州又一重要道教与民间祭祀场所汇聚地，为罗浮山道教的州府重要分支。西湖与府县双城的整体布局从雏期就受罗浮山道教逆水选址观念的影响。惠州府城选址于罗浮山南脉延伸于东江、西枝江两江交汇的西湖湿地，处博罗老城的上游。西枝江为东江支流，起源紫金，呈从东南往西北流淌经惠东平山九龙峰后，开始转向西南，于府县双城与东江汇聚，再转向西北往罗浮山。据张友仁所编著的《惠州西湖志》中描述，象岭飞云在惠州西湖尤著景点中排名第一，但象岭距西湖约有20里路，位于西湖西北侧，与西湖水域景观距离甚远。而实际上象岭是罗浮山南麗的象头山 [19]29（图 5），由此可见象岭飞云更多是反映西湖与罗浮山的宏观联系。明代，归善县城的迁址更证实了惠州府县双城的山水格局与罗浮山之间宏观轴线关系。据嘉靖《惠大记》中记载，“归善县，附郭也。秦博罗县地，东晋太和三年始置欣乐县，陈贞明二年改为归善……县治旧在河南，后迁白鹤峰下，元至元三十年，达鲁花赤秃忽赤迁于郡治之东[20]。”证明归善县治是明代迁到府城东侧的白鹤峰下，形成惠州双城格局。按《归善县图经》[21]与雍正《归善县志》记载 [17]97，归善县城占居白鹤峰正脉是府城内最有利位置。元妙观位西湖平湖为惠州古城的泄洪位，东侧以梌山为中心成为惠州府城高地，刚好处于东江与西枝江交汇的龙颈锁水位。从宏观观察，罗浮山南麓的象岭、元妙观、惠州府城、东新桥、归善县城可连成一线（图5），堪称风水宝地。五者以惠州府城与元妙观的位置先定，元妙观借助梌山、白鹤峰两处高地挡水体现了道教堪舆风水中险中求安的择境科学性。从图5的蓝色水流方向，可知元妙观面朝东江水 的来势，而西枝江刚好于此处出水缓缓绕府城而过，汇流东江。
西湖边的元妙观选址还受罗浮山的道源影响，从《重修葛仙庵碑记》可知元妙观选址西湖与葛洪喜爱杭州西湖相关。元妙观的修缮与罗浮山冲虚观历任主持相关，出于对葛洪道宗的景仰，元妙观选址与杭州西湖地貌相近的惠州西湖边。元妙观处西湖边外凸的半岛上，面对芳华洲一孤岛，两地块的形如罗浮山、葫芦岭的缩影（图6）。可见元妙观的选址是趋向罗浮山的蓬莱格局，以湖来代替江，就如罗浮山的蓬莱格局是以江来代替海，都是为了营造寓意水体环绕、仙山伫立、雾气环绕的神山气象。宋代元妙观的遗存碑文“蓬莱”二字，为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学道罗浮后，至元妙观修炼一年所遗，更是映射元妙观是罗浮山环水蓬莱格局的延伸。
西湖周边的宗教景观更受罗浮山道教的文化影响。隋代的惠州城内西湖的面积较小，宋代以前西湖称郎官湖为张昭远所创，以渔业灌溉农田为主，直至宋代苏轼被贬惠州，西湖景观才渐成气候。苏轼因贬，仅游罗浮山一次，便不忘把罗浮山的道教元素以元妙观为中心点缀在西湖边。从苏轼的诗词与惠州府志中可知西湖边狮山的罗浮道院对应罗浮山的冲虚古观，苏轼位于归善县城东江边的白鹤峰的住所，对应罗浮山白鹤观。苏轼还辅助冲虚观主持邓守安把惠州现府县双城的桥西与桥东部分用浮桥连接[19]5，奠定了日后惠州一街挑两城，西湖、东江、西枝江水域贯通，双城为3个水域所围绕的山水城市格局。清代，惠州府赋予元妙观地产权，西湖八景中有四景如水帘洞、桃花源、东岳庙、芳华洲都归属元妙观，其中水帘洞、桃花源更是罗浮山洞天景观中有名景点。受元妙观的罗浮山道源朝圣心态的影响，众多民间道观环绕西湖而建。据光绪《惠州府志》记载，“东岳庙在西湖元妙观右，风神庙、火神庙俱在小东门外江边，龙王庙在西湖拱北桥上，金花夫人庙在大西门外湖边……五先生祠在大西门外湖边，雍正二年建，同治元年重修[16]171。”从
张友和先生的《西湖志》梳理，可知西湖历代有记录的
道教祭祀场所有38个，其中唐、宋有明确记录的约有7个，
明、清的有确切记录的有19个，与惠州两个主要人口增
长的阶段对应 [22]。
从博罗老城到府县双城，城址的迁移随东江水系，
格局从单江转向双江的水局，而罗浮山的道教祭祀场所
的精神都可在城市、水系、山体及州府内道教与民间信
仰祭祀场所的联系脉络中体现。梁化古城是惠州最早的
县治，由于距离罗浮山的距离较远，城址与罗浮山的关
系已经式微，其梁化区的九龙峰民间祭祀场却依旧延续
罗浮山道教祭祀场所的洞天精神。
3.4罗浮山洞与平山镇九龙峰的关联分析
九龙峰位于梁化古城附近，西枝江的水流转折处，
是惠州地区仅次于罗浮山的道教名山，以本土俗神谭公
信仰为主。明洪武年惠州的惠东梁化区的平山[23] 成为驿
站，是惠州重要的商坞，使九龙峰的民间祭祀活动鼎盛
一时。九龙峰与罗浮山山体相近，都有九条山脊。主峰周围被莲花山脉丘陵呈环状包裹状态，主峰尖笔峰如龙珠伫立中心，莲花山脉成为谭公庙后背的主山-少祖 祖山一脉。西子江支河双陂河从东北往西南走向，于整个山地祭祀场所的西南方向宛然而过。谭公庙祭祀场所位于九龙峰山坳中，以九龙峰主峰尖笔峰为中心，位于尖笔峰的两旁微微隆起的山埂间，由3座道教建筑成“品”字形组成，每栋建筑与尖笔峰呈轴线对应。谭公庙祖庙居中，在建筑群最高处，文昌庙位于谭公祖庙的右侧、龙通寺位于谭公祖庙的左侧（图7）。从航拍显示，其祭祀场所受罗浮山道教洞天环境的影响，形成朝案具备，左辅右弼的状态。整个建筑群除了与尖笔峰在纵向上发生关系，横向上3个主体建筑以前方风水塘为圆心中心，成辐射状分布，并保证每个建筑单体的朝向能满足附阴抱阳的状态，每个单体又稍微沿着辐射线的方向扭转一 定的角度，最后形成坐南向北，谭公祖庙偏东北21°左右的范围之内，头枕尖笔峰，庙观右侧有一股清泉流下，腹部有一泓清水。谭公祖庙面向平坦富饶的“谭公洞”，远处可隐约看见双陂河。整个祭祀场所环境与罗浮山朱明洞、黄龙洞等各洞天环境非常相近。
九龙峰民间信仰祭祀场所的选址还与城镇治水的环境相关，九龙峰尖笔峰处惠东平山镇边缘的高地，枕山面江，承载谭公治水的民间信仰。整个祭祀场所从外山体环境，到内主峰环境形成两层环胎抱珠状，西子江如同联系胚胎的脐带，从贯通外环丘陵环山脉。民间信仰建筑群如胎儿在子宫、肚皮双重保护下，孕育生气。九龙峰、梁化的平山镇、西子江形成金城水的格局，聚财格局， 让平山成为惠州头号商坞。谭公祖庙作为治水之神居九龙峰之上，遥守西枝江作锁水状。谭公信仰后随西枝江传播影响至香港、澳门地区 [24]。
小结
清两次道教的俗化演变，形成以罗浮山道教神祗信仰为基综上所述，惠州遗存的传统道教祭祀场所选址，经宋、者基于地域文化的交融同化，及晚清罗浮山道教对民间信仰的管理兼并，导致现存的清代、民末的惠州州府级别的民间信仰祭祀场所选址受罗浮山道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就 3个惠州市域内人口文化的聚居点的相近范例分析罗浮山道教、古城、东江水系三者在惠州城市山水格局上的渊源关联，从罗浮山-葫芦岭-东江-博罗老城，罗浮山-东江-西湖-惠州府县双城，及九龙峰-西枝江双陂河-梁化区的平山镇等关系剖析罗浮山道脉沿着东江对其上游的城市山水格局的影响。博罗老城的葫芦岭是罗浮山江河环绕山地蓬莱式道教祭祀场所的延伸，其糅合了民间信仰治水的风水观念，并蕴藏隋代以后博罗老城与府县双城的江、山、湖、城格局往返复制与演化的微妙关系 [25、26]。西湖边的府县双城见证了罗浮山自然山地的道教文化透过其州府分支在西湖边渗透到江、湖环绕的府县双城城市空间格局中，既在宏观上影响古城选址，又在城市湖景微缩景观中繁衍。九龙峰-西枝江双陂河-梁化区平山镇的关系是罗浮山道教祭祀场所洞天布局在民间信仰名山的缩小版与延续。九龙峰与罗浮山九脊的相近山貌，祭祀场所洞天环境的相似，也体现了罗浮山道教选址观念对民间信仰祭祀场所与山、城、江三者的轴线关系的影响，是罗浮山道教通过本土宗教对城镇格局影响的因素之一（表1）。除此之外，还有博罗的观音阁镇的天后宫、白云嶂的盘古宫庙、仍图的真君宫等相近的案例，本文篇幅有限，就不一一提及。
民间祭祀场所的兴盛源于城市的繁荣，罗浮山道教伴随民间信仰在惠州州府产生分支，并结合民间的治水与道教的堪舆风水观念，成为影响惠山历史文化聚居地的水城市格局的因素之一，与东江水系衍生的多个美妙的山水城市格局，成为惠州城市的特色。
图、表来源
图4：根据《博罗县志》改绘；图5：以《惠州古城址示意图》为底图改绘；图6：根据张友仁《惠州西湖志》清代西湖图志改绘；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注释
1)朝元观是惠州西湖边元妙观前身。2)道会司是明清县级政区管理道教事务的官职，《清史稿》云:府道纪司都纪、副都纪，州道正司道正，县道会司道会，各一人(俱未入流)。遴通晓经义，烙守清规者，给予度碟。3)循州总管府于梌山，惠城区开启桥西县治，成为主要的行政文化中心，循州总管府与广州总管府 一统整个广东的东部，循州为粤东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管辖归善、博罗、河源、新丰、兴宁、海丰六县等粤东大部分地区。4)“洞天”意念源自古代纬书的地理观，认为山中洞室可贯通，如人体的穴位，须贯通才使人具生气，与魏晋道人修行、养生的经验相通。洞天在道教语还指山体包围的平地，像母体般与天地气脉交通，融仙山、洞穴、道治设置为整体的环境。5)葫芦岭位于惠州博罗老城的东面，形如葫芦，传说是八仙的铁拐李抛葫芦所形成的防洪高地，葫芦还吐九珠在博罗老城形成九块高地。
参考文献
[1]潘丽娟.道教建筑制度初步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1998：49-51. [2]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R].2015.
[3] 王承文.葛洪早年南隐罗浮考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81-84.
[4]博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博罗县志(民国版 )[M]. 北京：中华书局，2001：326.
[5] 王丽英.葛洪的罗浮情结与神仙道教的形成[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3-7. [6]李平.晚唐五代道教修道变迁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 ,2010:33.
[7]叶春春，郭浩杰.元妙古观史话[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3.
[8]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惠州文化教育源流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62-77.
[9] 韩日缵.博罗县志七卷之罗浮山志[M]. 北京：北京图书馆缩微胶卷，1983：325.
[10] 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对比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72.
[11] 吴少宇.多民系交集背景下惠州地区传统聚落和民居的形态研究 [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11.
[12] 张志迎.明清惠州城市形成初步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 2012：23.
[13]叶荣.惠州城市发展探索[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4:29. [14] 张应斌.博罗与骆越的起源 [J].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1）：5-10.
[15] 王承文.唐代罗浮山地区文化发展论略[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3）：74-81.
[16]刘桂年，修，邓抡斌，纂.光绪《惠州府志》卷12《经政》之三《坛庙》[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71.
[17]连国柱，修，龚章，纂.康熙《归善县志》卷8《建置志》[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97.
[18] 程建军.三水胥江祖庙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第一版）：28.
[19] 张友仁.惠州西湖志 [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第一版）.
[20] 郑维新.嘉靖《惠大记》卷一《迹考上》[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3.
[21] 李玘，修，刘梧，纂.嘉靖《惠州府志》卷 1[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17.
[22] 叶明镜.惠州西湖的形成、变化和建设[J].惠阳师专学报， 1982，2（1）：101-105.
[23] 惠州地方志办公室.惠州历史大事件记 [M]. 北京：中华书局，2005：23.
[24] 林超慧.澳门道教建筑[J]. 华中建筑，2017（12）：8-12. [25]林超慧.惠州道教建筑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7:228. [26] 薛妍,陈一.基于知觉图式的道观空间宗教氛围营造——以成都青羊宫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7,32（6）：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