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广佛大都市区空间演化与重构/ 袁奇峰,李刚,戚芳妮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本文引用格式]袁奇峰,李刚,戚芳妮.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广佛大都市区空间演化与重构[J].南方建筑,2019(6):52-58.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为3个极点。其中广州、佛山两市在 2000年后分别经历了“撤县(市)设区”的“城市区域化”,2008年又在省政府推动下顺应市场需求启动了“广佛同城化”,为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探路。通过文献研究、大数据分析和空间解析得出,广佛不仅形成了一个完整“核心-边缘”模型的大都市区,实现了空间结构的再造,还正在以3条城市轴线重构基于历史上广东省城(Canton)“古南海 -古番禺”的人文山水意向。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广佛大都市区;空间演化;人文山水意向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Hong Kong-Shenzhen, Guangzhou-Foshan and Macao-Zhuhai are the three poles. After 2000, Guangzhou and Foshan experienced the "urban regionalization" of "turning county (or city) into districts". In 2008,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launched a Guangzhou-Fosh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 to meet market demands. This study explores a method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large scale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analysis, a model of Guangzhou and Foshan was constructed, with a complete "core-edge" model. We also reconstruct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area. Finally, a humanistic landscape pattern, based on the "Ancient Panyu-Ancient Nanhai" of CANTON along three urban axes, is under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Area; spatial evolution; image of humanistic landscape patter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78284):基于创新网络演化视角的城市创新空间绩效评估与规划技术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创新型科技园区为例。
中图分类号 TU984.2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9.06.052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9)06-0052-07
作者简介 1 教授,通信作者,电子邮箱:qfy510060@163.com;2&3 博士研究生;1&2&3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佛山两市总面积1.12 万km2,占全省面积的6.2%,占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总面积的 26.8%。2018 年两市 GDP合计达到 3.3万亿元人民币,共有常住人口2281万人。广佛同城化最初是市场推动的结果,“行政有界、经济无疆”,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突破了“城市行政区经济”的约束,产业资源自由配置并实现了分工协作; 2009年以后,省政府要求广佛同城化为珠江三角洲一体
化探路,两市政府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流和物流成本大幅度降低;目前正在突破市民同城生活的难题,推动社会事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互联共享。
1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化
从乾隆 22年(公元 1757年)开始,广东省城广州(CANTON)“一口通商”,全国仅有一个外贸口岸,
原因在于出海口有澳门这个外商居留地,更重要的是“天高皇帝远”,在自然地理上岭南远离中原自成一体。为方便收取关税,清政府规定所有进出口贸易都要通过国家特许经营的“十三行”,外商把进口货物交由行商转卖,再通过行商采购出口货物。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才被迫打开国门,终结了实行了85年的行商贸易体系。英国在 1840年选择割据香港,是为了利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形成的外贸服务体系。而1978年国家选择珠江三角洲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则是因为与香港接壤。
1.1从“省港澳”到“穗深港澳”
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经济地理概念始于1994 年广东提出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当时指7个城市和地区的平原部分,后为便于统计扩展为9个地级市全域)。1997年香港回归,广东提出“大珠江三角洲”概念,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全域,此后“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逐渐稳定为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市与香港、澳门2 个特别行政区。2004年广东为扩展腹地提出了“泛珠江三角洲”概念,涉及周边9个省与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包括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市与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
“省港澳”一直是处在不同关税区的城市。虽然上海在 1850年就超越了广东省城广州的外贸中心地位让香港望尘莫及,但1949年之后退缩到香港的市场经济势力在 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使之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目前已是全球金融中心。20世纪 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利用临近香港的优势学习市场经济规则、加入世界产业分工、承接产业扩散、大量吸引国际资本;广州作为全省行政中心,推动人才培育、技术扩散,不断的分权改革让各个城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共同推动了量大面广的专业镇发展,形成了珠江三角洲“自下而上”的农村社区城市化格局。
20 世纪 90年代,珠江三角洲东岸形成了“穗深港走廊”,号称“东莞堵车,全球电脑涨价”。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珠江三角洲就已不是广州一市独大格局。2000年之后,广州、深圳分别因房地产与汽车产业、新经济的爆发而崛起。深圳是一个在广东的非广东城市,是国家在珠江三角洲的飞地,本质是国家的经济特区,是一个因为香港而生的城市,因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汲取全国资源,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个全新的中心城市。自1995 年编制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提出两个区域主中心(广州、深圳)的发展模式以来,此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2007年之后,随着东莞“三来一补”退潮,“穗深港走廊”断裂。深圳产业扩散对东莞发展的影响日益明
显,东莞靠近深圳的地区房价远高于其中心城区的房价。2003年之后,完成行政区划整合的佛山也在崛起,工业总产值在 2011年就已经超越广州,与广州的同城化也在不断深化,2018年佛山GDP 已达 9935.88 亿元。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是承担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只是区域中心城市格局已然从1978 年前的“省港澳”扩展为现在的“穗深港澳”关系。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群。其中除了广州、深圳是“核心-边缘”的大城市结构,其他的城市都没有首位度高的市域中心城市,每个地级市乃至县域也都各自是一个分散的城市群格局。
1.2两个大都市区、三个极点的“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区域发展要“构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网络化空间格局”,通过构筑3个极点“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提升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早在2014年12月,为了推动内地和港澳台协同发展,国家提出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港珠澳大桥开通、南沙大桥贯通、深中通道开工、沿海高铁越江方案确定,广州南沙与深圳蛇口-前海、珠海横琴3个片区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当前,深圳全力在城市西部、伶仃洋东岸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洋新城和新的国际会展中心,而中山市则在深中通道开建后立即启动了翠亨科学城。以香港-深圳极点为核心辐射伶仃洋西岸的“环伶仃洋大都市区”格局已初步显现,刚好囊括香港、澳门与广东自贸区3个片区所涉的深圳、珠海、广州南沙及中山。
广州、佛山相邻,虽联系紧密、交往频繁,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时间并不长,都市区概念有利于突破强调城市竞争的“行政区经济”[1]。最早将广佛视为一个整体始于政府提出的发展构想与规划,2000年《广州城市发展战略规划》首提“西联”,2002年广州提出了构建“广佛都市圈”构想。此后,学届开始以广佛整体为研究对象,采用广佛都市圈、广佛都市区、广佛一体化等概念加以界定。李沛权等通过公路网络通达性的分析界定广佛都市圈概念,指出广佛呈明显的圈层结构[2]。王世福等提出广佛一体化概念,并基于地铁出行测度了广佛城市功能联系程度[3]。袁奇峰认为广佛历来紧密,广州是一个没有西部郊区的城市,佛山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城市,广佛在一起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即广佛大都市区 [4]。
如此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两个大都市区、三个极点的总体空间结构。两个大都市区为以香港-深圳极点为核心包含了澳门-珠海极点的“环伶仃洋都市区”和以广州-佛山极点为核心的“广佛大都市区”(图1)。
2广佛大都市区的形成
2.1 城市区域化
2000年后国家转变城市发展方针,由20 世纪 80 年代“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转变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大城市再次获得了发展机遇,通过“撤县(市)设区”拓展空间整合资源成为主要手段。
广州于 2000年将代管的番禺、花都两个县级市改为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后展开的《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以“拉开结构、建设新区、保护名城”为总体战略,通过“北优南拓、东进西联”的八字方针拉开城市空间框架。此后分别在2005 年、2014 年进行了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市域面积扩大了5倍之多 [5]。2017年《广州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一个都会区、两个新城区、三个副中心”多中心网络型城市空间结构。2019年《广州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一核一极、多点支撑、网络布局”的空间结构。广州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治理尺度上移,将原来的县城、工业园区和专业镇逐渐整合为大城市的功能区,实现了“城市区域化”。
2003年佛山一次性将所辖南海、顺德、高明、三水4个县级市改为市辖区,整合后的佛山具有典型的“弱市强县”特征。行政区划调整后,《佛山市总体规划》提出“2+5”的组团空间战略,结果在市区关系上却进一步强化了5个区的“县域经济”格局。尽管2012 年《佛山市总体规划》提出打造一个强中心战略,将原有“2+5”战略升级为“1+2+5+X”战略,但结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佛山所辖的5个区均已成为广佛大都市区的功能区,除行政事务在禅城区外,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包括广州辖区在内的大都市区中分工协作展开。因此,在佛山市政府集中财力亲自建设佛山新城(原东平新城)的同时,禅城区也在极力推进祖庙(东华里)片区旧城改造、建设西部郊区的禅西新城,南海区则全力打造位于千灯湖的广东省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
由于远离广州中心城区,佛山新城、禅西新城除房地产开发并未被产业资本认同。而南海凭一区之力在广佛交界处打造的千灯湖片区却因临近广州而获得了市场的积极认同,围绕广东省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定位引入产业、跨国公司。目前千灯湖板块已是“一老三新”中发展最成熟、价值最高的板块。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干脆把佛山新城的开发权放回了属地顺德区。2.2 区域一体化
所谓“同城化”是发生在相邻大城市之间“区域一体化”的一种类型,即不同城市行政辖区之间基础设施的高度互联互通,人流和物流成本大幅度降低;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而不受城市行政区约束,产业资源自由配置并实现分工协作;市民同城生活,社会事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互联共享。广佛同城经历了如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市场要素自发流动。广佛同城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市场先行,20世纪 90年代由于土地资源不足的制约,广州居住、商贸功能开始外溢。如广佛公路上的黄岐和盐步等地开始承接广州中山八路商贸批发业的外溢,广佛公路也被誉为广州的“中山九路”。此时,南海东部地区变化最为明显,动力主要源自于广州的市场外溢和辐射 [4]。
第二阶段,政府对接与合作。2008年在广东省推动下国务院颁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明确提出“广佛同城化”,2009年广佛两市签署《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至此广佛同城获得政府认可,政府开始对接与合作。此后同城化建设主要是基础设施对接、公共服务设施共享、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其中尤以基础设施对接最具代表性,呈现从公路到快速路、再到城市轨道的升级。2010年全国首条城际地铁广佛地铁开通,实现了广佛两市地铁线路的接驳。
第三阶段,两市政府主动谋划。目前,广佛同城进入深水区,两市政府正在合作条件成熟的交界地区谋划共建广佛融合先导区。2019年广佛两市开展了广佛融合先导区前期研究,提出围绕广州南站,整合佛山三龙湾、
北滘新城,划定合作范围探索合作机制和政策创新,构筑“广佛第三级”,推动形成更深层次合作新格局。该研究成果被纳入《广州国土空间规划》之中,提出“率先启动以广州南站为核心的广州南站-佛山三龙湾- 荔湾海龙片区的建设,再稳步推进五眼桥-滘口、大岗 五沙、白云-里水、花都-三水片区融合发展”。
广佛大都市区中自东部黄埔-增城产业聚集区、广州主城区到西部南海千灯湖、狮山-大旺产业聚集区的“广佛主轴”已形成,一体化格局已凸显。未来在两市南部地区沿广明高速、广州地铁7号线,有可能整合广州大学城、广州创新城、广州南站到三龙湾、北滘新城、佛山新城,形成“广佛创新主轴”(图2)。
3广佛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再造
3.1 完整的“核心-边缘”模型
相关文献从交通通达性、建设用地扩张、人口与经济密度等方面对广佛空间结构演化进行分析,初步反映出广佛正形成一个完整的“核心-边缘”模型。交通通达性分析表明广佛正形成同心环格局,时间最短通达性与空间最短通达性空间格局均呈同心环状态分布,同时空间通达性呈东西方向伸展格局,与沿广佛主轴的经济空间结构基本吻合[2]。建设用地扩张分析表明广佛两市交界处快速连绵形成“一个核心”,对1996~2010 年间数据分析表明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发生在两市交界区域[6],该结论反映了广佛两个中心区不断连绵形成一个核心的趋势。对广佛核心区建筑密度、人口密度、GDP密度的分析也反映出相似结论[7]。
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完善最新年份数据后的建设用地扩张分析、商业网点核密度分析、公交站点核密度分析,进一步解析了广佛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演化路径和趋势:
(1)以广佛两市市域范围内 1987、1997、2007、2017 年 4 期 Landsat TM /ETM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采用 ENVI提取建设用地。分析可知,早期建设用地集中于广州中心城区、佛山城区(即原南海县城),后逐步蔓延连接,如今两个中心城区已经完全绵延(图3)。
(2)基于高德地图的商业网点、公交站点POI数据,利用GIS软件进行核密度分析也反映出相似的结论(图4、5)。未来随着以广州南站-佛山三龙湾-荔湾海龙片区为代表的边界融合的推进,将进一步助推广佛“一个核心”的形成。
广佛建成区已经基本上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核心-边缘”圈层式空间结构,沿着珠三角二环高速公路布局形成黄埔、南沙和狮山三个巨型工业园区,而西樵山、白云山和莲花山3个风景名胜区镶嵌在西、北、东 3面(图6、7)。
3.2整体的大都市区人文山水意向
3.2.1 广州城市传统中轴
广州在秦代属南海郡,古称“任嚣城”、“番禺城”,是秦代大将任嚣占领岭南后,于公元前214年据古番山、禺山面海而筑。到明、清时期,广州城市已经从番、禺二山小尺度的山水格局发展到中尺度的“云山珠水”山水格局[8]。以越秀山为制高点,形成了“越秀山-拱北楼(今北京路与西湖路交接处以北)-大南门(今大南路路口)-永清门”的中轴线。以此中轴线为分界,东为番禺县、西为南海县 [9](图 8)。
辛亥革命后,广州设立现代市政体制,开始突破清代城池格局,拆除城墙、修筑马路,推动城市建设[10]。1919年原小市街基础上辟建维新路(今起义路),1921年原官府花园被改造为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1929年建立中山纪念碑,1931年建成中山纪念堂,1934年兴建市府合署大楼(今广州市政府)[11]。1932年番禺、南海两县政府迁出广州城区。建立起北起越秀山镇海楼、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市政府、中央公园,经过起义路,南到海珠广场、海珠桥的广州近代城市传统中轴线(图9)。3.2.2 广州城市新中轴线
1979年广九直通车开通,新车站选址于现广州东站位置。1982 年国务院批准广东省承办 1987 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作出了利用天河机场旧址兴建广州体育中心的决定 [12]。六运新村布局并没有考虑轴线关系,但因天河体育中心强烈的南北轴向布局,加之中信大厦、广州东站的对称布局,以同一轴线正对北部的燕岭(瘦狗岭),隐隐呈现出一条小的城市轴线。
1990年代,广州商务办公需求逐渐旺盛、港澳投资增加,政府从 1993年开始启动珠江新城商务区的土地开发,并定义为新的城市中心区 [13]。1993 年举办珠江新城规划设计国际竞赛,在来自广州、香港、美国的3 个规划设计方案中,广州市政府最终选择来自美国托马斯设计公司的方案。托马斯方案在珠江新城布置了一条从黄埔大道到珠江海心沙的轴线,越过六运新村住宅区,衔接从天河体育中心到燕岭的城市轴线。
经过 2003年的《珠江新城规划检讨》,最终形成现在珠江新城“三塔夹江”、宝瓶状花城广场的空间格局[14]。自此,天河中心区形成了一条从山到江的完整城市轴线,把天河中心区和珠江新城的地理独特性彻底定义下来,城市新中轴线和珠江创造了交汇点,在宏观地理区位上形成人工与自然轴线的连接,在心理认知层面上则成为广州近代历史城市意向的再生,也为此后轴线向南延伸到珠江南航道埋下了伏笔(图10)。
2009年,广州新城市轴线南段城市设计竞赛完成,规划轴线从珠江新城一直向南延伸到南海心沙。最终将在原来古代“上番禺”的土地上形成从燕岭至南海心沙长约 12km长的广州城市新中轴线。
3.2.3 南海城市中轴线
南海建设城市中心区的设想早在1992 年编制的《南海市中心城区总体规划》中已经提出,1998年又完成了新城市中心区的城市设计。2003年美国SWA环境设计公司设计的千灯湖公园落成(图11),南海区政府继续在中心区投资建设图书馆、市民健身广场等大型公共设施,进一步丰富了中心区的城市功能。
2007年《南海城市中心区北延战略》提出将千灯湖中轴北延到大沥,并依托此轴线在广佛之间建设南海中
心城区,明晰了南海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思路,对大沥、桂城的空间格局进行重构,将最终形成“一脊两翼”的空间结构。“一脊”是以千灯湖中心商务区、一河两岸都市核心区、大沥商贸综合发展区为轴线的南海新城市中心区,打造广佛大都市区综合型次核心区,打造具有复合功能的新城。“两翼”则是东西两侧发展带,与中心区共同构成南海东部板块的城市化地区(图12)。
2013年《佛山市南海区东部片区城市轴地区城市设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千灯湖北延方案,推动南海城市中轴线地区城市功能的集聚,在古南海的土地上形成“展旗峰展旗楼-南海之门-九龙公园-南海之眼- 文化公园-灯湖市政公园-保利水城-千灯湖公园-雷岗山魁星阁”长约12km的城市中轴线。目前南海城市中轴线北延段的“南海之门”、“南海之眼”两个关键节点性项目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图13)。
3.2.4 重现历史上“古番禺-古南海”的城市山水格局
广州在民国初年设立市政体制,将南海、番禺两县迁出市区,通过从越秀山到珠江的广州近代城市传统中轴线重构了近代城市的人文山水格局。改革开放40 年,广佛通过区域一体化重新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大都市区。在此期间,广州建设了广州城市新中轴线,南海也谋划了南海城市中轴线。两条分别在古番禺、古南海大地上各自长 12km的广州城市新中轴线、南海城市中轴线拱卫着广州近代城市传统中轴线,在广佛大都市区的新时
代构筑起共同的城市人文山水意向(图14)。
4结论与讨论
粤港澳大湾区正形成“两大都市区、三个极点”总体空间格局。本文重点关注广州-佛山极点的空间演化与重构,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广佛在城市区域化、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一个“核心-边缘”模型的大都市区。第二,广佛大都市区中“广佛主轴”已形成,未来在两市南部地区有可能形成“广佛创新主轴”,沿着珠三角二环高速形成黄埔、南沙和狮山3个巨型工业园区,而西樵山、白云山和莲花山 3个风景名胜区镶嵌在西、北、东三面。第三,广佛大都市区中两条各自建设的城市中轴线——广州城市新中轴线、南海城市中轴线,分别在古番禺和古南海土地上拱卫着广州近代城市传统中轴线,构筑起共同的城市人文山水意向。
广佛大都市区空间演化与重构的原因本质上是市场自发的自然演化。改革开放最初30年,广佛两市由于行政区经济的区隔,并不存在一个广佛的治理尺度,因此也没有一个广佛尺度的发展谋划或城市规划,广佛同城最初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的自发推动。3条城市轴线的形成也并非整体规划所设想,而是自然演化下形成的城市空间意象。在此过程中,政府顺应发展规律、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两市的同城化,省政府在广佛地铁规划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治理尺度上移避免了两个处于竞争中的城市共同行动的困境。2008年后,省政府顺应市场发展趋势,要求两市加强基础设施对接,广佛同城化才成为政府议题。
目前广佛同城进入深水区,也面临诸多问题: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滞后于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市场驱动下的同城化产业协作仍较为有限,需要两市政府层面共谋共建;跨界公共服务的配置落后于两市通勤人口的生活所需;广佛同城现行合作机制难以适应同城深度融合的新需求等。
图、表来源
图3:作者绘制(数据来源于 Landsat TM /ETM 遥感影像);图4、5:作者绘制(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图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档案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广州历史地图精粹[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图9: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州传统城市中轴线概念城市设计 [R].2003.
图10: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珠江新城规划检讨[R].2003.
图 11:美国 SWA 环境设计公司.佛山市南海中心区中轴线景观设计 [R].2003.图12、13:《佛山市南海区东部片区城市轴地区城市设计深化》, 2014;
其余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1]吕拉昌,刘秋华,李文翎.广佛大都市区的管治策略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28(6):38-41.
[2]李沛权,曹小曙.广佛都市圈公路网络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J]. 经济地理,2011,31(3):371-378.
[3]王世福,赵渺希.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2(3):23-29.
[4] 袁奇峰.分权化与大都市区整合:“广佛同城化”的机遇与挑战 [J]. 北京规划建设,2015(2):171-174.
[5]班鹏飞,李刚,袁奇峰,等.区域视角下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及广佛大都市区的实证[J]. 规划师,2018,34(9):18-23. [6] 黄铎,张珊珊.“同城化”背景下广佛都市圈城镇扩展的时空特征研究 [J]. 现代城市研究,2015(12):76-81.
[7]何劲,宋茵,胡伟平.改革开放以来广佛大都市区空间扩展分析 [J]. 人文地理,2014,29(2):101-107.
[8]李萍萍,袁奇峰,赖寿华,等.从“云山珠水”走向“山城田海”——生态优先的广州“山水城市”建设初探[J]. 城市规划,2001(3):28-31. [9]杨宏烈,陈思访.论广州名城传统中轴线[J]. 热带地理, 2002(1):28-33.
[10]邹东.试论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规划建设[J].规划师, 2017(1):142-146.
[11] 何嘉宁.广州传统城市轴线的历史演进[J]. 南方建筑, 2003(4):65-67.
[12]林树森.广州城市新中轴线[J].城市规划,2012,36(6):39-46,73. [13]陈倩敏,袁奇峰.广州珠江新城商务区的开发演变研究[J].规划师,2012,28(S2):213-217.
[14] 袁奇峰. 广州 CBD 收官 :珠江新城 20 年得失 [J]. 北京规划建设 ,2014(6):16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