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半城市化空间的研究进展
The Progression of Peri-Urbanized Spaces in China
[本文引用格式]杨舒雅，李刚.我国半城市化空间的研究进展[J]. 南方建筑，2020（6）：96-103.
摘要 我国半城市化地区形成的介于城乡之间、半城半乡的独特空间现象，成为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基于现有主要研究成果，辨析出我国半城市化空间研究的两大视角。其一主要关注于半城市化地区独特的土地利用特征，基于产权理论、政体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构建理论框架、解析形成机制。其二主要关注于城乡空间结构与乡村空间形态的特征与模式、演变与机制，基于类型学等研究方法提取空间模式、把握演变规律，以及半城市化空间更新改造的模式与策略。最后提出有进一步探究可能的方面。
关键词 半城市化；空间；研究进展
ABSTRACT The peri-urban areas of China are a unique spatial phenomen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henomenon has become a common concern of geography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wo major aspects of periurban spaces in China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Firstly, the unique land-use features were identifi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property rights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Moreove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eri-urban spaces was analyzed. Secondly, the characteristics, patterns,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rural spatial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ypology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spatial patterns were extracted and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summarized.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modes of peri-urban space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Ultimately,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are proposed. KEY WORDS peri-urbanization; space; research progress
中图分类号 TU984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20.06.096 文章编号 1000-0232（2020）06-0096-08
作者简介 1&2 博士研究生；2 通信作者，电子邮箱：mrligang1991@163.com；1&2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引言
在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经过多年的讨论、争辩、探索形成了我国呈现二元城市化的共识，即以城市地域经济和人口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农村地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与劳动力转化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1]（崔功豪等，1999），后者即呈现半城市化特征。如此自下而上的以广大小城镇为载体，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的主要特征 [2-4]（许学强等，1988；胡序威，1998；李郇等，2005）。半城市化地区形成的介于城乡之间、半城半乡的独特空间现象，成为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两个学
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二者从不同视角对半城市化空间的特征、演变规律、形成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为了更深刻、全面地把握相关研究进展与动态，本文从空间角度审视，辨析出我国半城市化空间研究成果的两大视角，即关注“土地利用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地理学视角与关注“城乡空间结构与形态及提升优化策略”的城乡规划学视角，由此对该议题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1半城市化概念、模式与空间研究视角
1.1半城市化与农村城市化概念辨析
半城市化与农村城市化是两个相近的学术概念。农村
城市化概念提出始于20 世纪 90 年代末，崔功豪（1999）等对其内涵提出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农村城市化是指农村地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与劳动力转化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1]。半城市化概念在我国的提出略晚于前者，贾若祥等（2002）较早地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将其界定为已经初步具备城市的某些特点和功能，但尚未被划为城市的地区，主要指城乡结合部、小镇、乡和非农产业发达的村[5]。此外，半城市化概念更国际化，国外学者也对中国半城市化提出界定，意为旧的农村社会空间秩序向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秩序过渡的临时阶段 [6]（Daniel Benjamin Abramson，2016）。
根据相关文献数量的统计分析可知（图1），农村城市化概念在 1994~2011年间被大量采用，后逐年递减；半城市化概念在2002年后被逐步采用并延续至今。但综合来看，二者所研究对象具有同一性，所指研究对象多为大都市区边缘地区，具体为苏南、无锡、佛山、顺德、南海等地区。因此本文视二者为指代相同地理空间现象的相近概念，合而叙之也是相关研究所认可的观点[7]（田莉等，2011）。统计可知，近期使用“半城市化”一词替代“农村城市化”的学术提法越来越多，同时“半城市化”概念亦更国际化，因此本文选用“半城市化”概念表述。
1.2我国半城市化的典型模式
20 世纪 90年代，相关研究便形成了我国两种典型半城市化（当时以“农村城市化”表述）模式的共识，即江苏南部地域的“苏南模式”和珠三角地域的“珠江模式”。二者代表了我国典型的农村经济模式和农村城市化模式，两种模式下均呈现非农用地快速扩张的特征，主要动力均为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8]（张敏等， 2002）。但在企业特征、动力机制、土地利用、城乡空间格局等方面又有显著区别，相关文献对二者差异性做了全面的研究。在企业特征上，苏南早期主要为集体企业，后转为私营、民营、三资企业，珠三角早期以“三来一补”企业为主体，后增加私营、三资企业成分；在动力机制上，苏南发展动力来源于集体资金和政府介入，珠三角发展动力来源于外来资金和开放政策；在土地利用上，苏南建设用地相对集中、镇区具备一定规模，而珠三角非农地区与城市化地区二元并置 [9-10]（郑弘毅，1998；杨廉等， 2012）。近年，相关研究也关注到了京津唐地区的半城市化，形成对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三大区域中半城市化模式的对比研究 [11]（田莉等，2013）。
1.3半城市化空间研究的“两大视角”（表1）
田莉等（2011）在半城市化地区的研究综述中，提出将相关研究大致划分为区域发展和地理学派、产权学派[6]，二者关注于半城市化及其土地利用特征与形成机制。二者主要差异在于形成机制解析的视角不同，区域发展与地理学派从大城市辐射、乡村工业化和外商投资影响等因素解析半城市化的驱动机制，产权学派则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多元产权主体出发解析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的形成机制。除此之外，城乡规划学者也是半城市化地区空间研究的关注者，主要关注于城乡空间结构、乡村空间形态的特征与模式、演变与机制。尽管未采用“农村城市化地区”或“半城市化地区”名词来定义研究对象，多数直接以苏南、无锡、佛山、顺德等具体的地区名称界定，但本质上是对同类空间的研究，是我国半城市化空间研究的重要研组成。本文从空间角度审视相关研究，辨析出关注“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地理学视角与关注“城乡空间结构与形态及提升优化策略”的城乡规划学视角。
2地理学视角：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
地理学视角下，相关研究对于半城市化空间的关注聚焦于土地利用，关注于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两个层面。相关文献关于土地利用特征基本形成了建设用地急剧扩张、分散混杂、斑块化、碎片化等普遍共识。关于形成机制的研究，以单一地区或地区间对比分析作为实证，从产权角度、主体博弈、政策制度三个视角出发，构建理论框架、解析形成机制。
2.1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
2.1.1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普遍共识
相关文献关于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形成了普遍共识，包括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布局上用地分散混杂，结构上各类用地差异显著，空间景观上呈现斑块化、碎片化，生态环境不乐观等方面。①非农业用地快速扩张，耕地和林地大量流失 [12]（Li Tian 等，2017）。②用地布局分
散、聚集程度低，工业用地分散布置在镇区与中心村之间，没有在某一区域内高度集聚的现象[4]（李郇等，2005）。③土地利用混杂、犬牙交错，工业、商业、居住和农业等土
[13]地混杂利用，工业用地、农村居民点、农业用地交错分布（曹国华等，2010），相关研究定量测度表明，半城市化地区土地混杂程度远高于市区，且用地的混杂造成了对环境的冲击 [14]（Li Tian等，2017）。④各类用地扩张速度差异显著，工业用地扩张速度最快，其次为城镇和交通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速最缓 [15-16]（唐常春等，2007；王睿等， 2017）。⑤土地利用呈现斑块化、碎片化的特征，非农用地在区域中呈“面”状展开，形成“马赛克”式的土地利用
[10]
景观 （杨廉等，2012）。⑥近年来土地经济效益有所提升，但是生态环境不乐观[17]（潘晓栋等，2018）。
2.1.2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地域差异
基于苏南和珠江两种模式，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的地域差异对比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研究成果丰硕且透彻。在土地非农化程度上，珠三角地区远高于苏南地区，珠三角地区土地非农化程度高达50% 以上，
[10]
而苏南地区仅为20~30% （杨廉等，2012）；田莉（2014）对比分析江阴和顺德 1995~2010 年期间土地利用变迁状况得出，顺德 127.4% 的扩张比例远高于江阴85.8% 的扩张比例[18]。在土地利用集聚度上，苏南地区用地相对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用地向园区集中、农民住宅用地向镇区集中，珠三角地区土则是以村为单位组合在一起 [10]（杨廉等，2012）。田莉等（2013）对比分析江阴和顺德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提出江阴呈现“中心城区+大镇区 +交通走廊”的网络化空间结构，顺德则呈现“强中心城区+小、弱镇区”的空间特征[11]。在对生态环境冲击程度上，潘晓栋（2018）等对比认为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快，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却小于长三角[17]。在地域差异上，田莉等（2013）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京津唐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建设用地规模及拓展速度上呈现“顺德>江阴>顺义”特征，建设用地空间分布上江阴呈现“数量多，小而密，景观破碎”、顺义呈现“数量少而疏，景观相对齐整”、顺德介于两者中间特征[11]。
2.2集体所有制与半城市化空间的内生机制
基于产权视角，从我国特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出发对半城市化空间的解释有独到的角度和深度，二者的内在关联性及围绕产权制度构建分析框架形成共识[19]（郭炎等，2017）。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下，农村集体作为经济主体进入工业化或者以土地参与工业化的资产
[20]来源，产生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温铁军等， 2008），产权具有模糊性和不完整性，产权的模糊性引发集体土地上的“非正式开发”蔓延[18]（田莉，2014）。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与实证进一步深化阐释了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促进分散的半城市化空间形成的动力机制。李郇等明确提出了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半城市化地区空间的关系，以珠三角为例提出密集分布的大量村庄的均质化造成交通、税收等成本的均质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单位利用土地优惠成为吸引投资的主要因素，因此形成分散的半城市化
[4]
空间 （李郇等，2005）。黄慧明（2010）以佛山顺德为例，提出依赖集体产权的村办作坊导致企业的分散发展与经营模式，最终形成了碎片化的工业空间布局形态[21]。杨廉等（2010）对比了苏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从微观产权主体分析去认识宏观的城市化状态，提出以村庄为主体的统筹单位是珠三角混杂城乡空间景观的根源[22]。
2.3多元主体博弈解析半城市化空间
在相关文献中，基于政体理论下的多元主体博弈构建理论框架，成为解释半城市化空间特征的另一视角。在宏观层面，构建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等力量博弈的理论框架，通过不同“力”的作用过程来解释半城市化空间特征。何为等（2012）认为政府力和市场力主导半城市化地区空间特征的形成，以政府推动为主空间偏向于城市型，以市场力为主空间偏向于乡村型[23]。杨忍等（2018）以佛山顺德为例，基于政府力和社会力解析工业用地演化特征及其机制，认为政府力的导引是用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社会力的导引是用地的破碎化和混杂性，通过二者的相互抗衡和压制的过程来解释用地形态的演变历程[24]。
在微观层面，提出政府、开发商、村委会和村民等多个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对空间特征的影响。沈静等（2009）以广州市大石街为例，提出多元利益主体各自为政，在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导致了开发建设的无序、各种用地的混杂，导致高层次公服设施、公共空间的忽视和缺失[25]。杨忠伟等（2012）以苏州边缘区为例，通过国家、地方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相关企业等利益主体博弈中的“利益主体行为分析”来解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与特征 [26]。
2.4财税、土地政策变化及治理体制与半城市化空间
相关研究中，财税、土地政策变化及治理体制与半城市化空间的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财税、土地政策及治理体制被视为影响土地利用的众多因素之一。刘红星（1988）认为我国现行的行政隶属关系、产权形式、土地管理政策和人口户籍迁移等政策，束缚和限制了企业的区位选择自由度，成为迫使企业分散化的影响因素之一[27]。唐常春等（2007）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提出“放水养鱼”的宽松财税与土地政策环境是影响建设用地分散扩展等土地利用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 [28-29]。何林艳等（2011）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提出土地政策导向是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驱动因素之一 [30]。Michael Leaf（2002）对比中国和越南的两个村庄，提出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变化及行政改
革影响了空间的变化 [31]。Qiyan Wu 等（2016）以南京南郊周村为例，基于户口、福利、土地产权等城乡权力的分离探讨了既有居民和农村移民之间居住空间隔离的现象[32]。
其二，以财税、土地政策及治理体制视角解释土地利用变迁的驱动机制。田莉对比了江阴和顺德土地利用变化，从国家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的变化出发提出形成机制的解释框架。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下，镇村“土地财政”依赖导致建设用地的扩张、严格的土地配额制和地方收入依赖增值税多于营业税的双重作用导致更多的土地分配到工业部门、管治体系破碎化带来各级政府都希望通过工业来推动经济发展引致土地利用破碎化[18]（田莉，2014）。刘毅华等（2017）以南海为例，从“土地有偿承包制”到“土地股份合作制”到“土地紧缩政策”的政策变化来解析建设用地快速扩展、土地利用破碎或集聚等空间现象[33]。另有研究从县市、乡镇到行政村、自然村分散的治理体制解释土地碎片化 [34]（Li Tian，2015）。
3城乡规划学视角：城乡空间结构与乡村空间形态研究
城乡规划学视角下，对于半城市化空间的研究多关注于城乡空间结构、乡村空间形态的特征与模式、演变与机制。相关文献研究角度存在地域差异特征，其中针对苏南地区的研究更关注于乡村空间形态，以微观视角解析乡村本身的空间特征与演变，而针对珠三角地区的研究更关注于城乡空间结构，在区域尺度解析城乡空间组合模式与演变规律。研究的基本框架为在空间特征解析的基础上提取空间模式，加以时间维度分析空间演化规律，并对空间模式与空间演化的形成机制进行解析。此外，近年来发达地区从增量时代到存量时代转变，半城市化空间更新改造的模式与策略研究也逐年增多。
3.1乡村空间形态的分异模式与演变机制
乡村空间形态的研究多针对长三角地区，相关研究可分为两个维度，以类型学为基础的分异模式及形成机制研究和以时间维度为视角的空间形态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其一，关于乡村空间分异模式及形成机制的研究中，王镜均等（2014）针对苏南乡村空间提取出三种典型模式，村企互动、能人效应主导形成工业导向的公司型村庄，土地制度创新和政府诱导性政策主导形成农业导向的农场型村庄形成，市场力量驱动形成旅游导向的休闲型村庄[35]。孙明芳等（2018）以无锡市锡山区为例辨析提取了乡村工业的空间分异模式，包括进园发展、融入镇区、留在乡村三种类型，呈现从总体集中到局部集中到总体分散的空间布局特征，并从经济、社会和制度三个层面剖析了其形成机制[36]。
其二，关于乡村空间形态演变及驱动机制的研究中，演变历程基本分为三阶段划，包括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推动的自发式发展期（1978~1999）、快速城市化村镇拆并
政策推动的遏制生长期（2000~2006）、工业结构调整和
[37]村庄环境整治推动的拆并与发展并重期（2007之后） （段进等，2015）。与演变历程形成相对应的空间特征，王勇等（2011）提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居住”三位一体，到“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生活居住”相互分离，再到“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生活居住”三者分离三次空间形态重构[38]。郭旭等（2015）从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相互关系上提出，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局面；到城市周边乡村空间迅速消亡，乡村工业用地发生流转和集中；再到乡村空间迅速消亡，乡村工业用地发生流转和集中的空间演化特征，并基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提出“政府-市场-农民”结构性力量变化解析空间形态的演变机制 [39]。
3.2城乡空间组合模式与空间结构演变
城乡空间组合与空间结构的研究多针对珠三角地区，以典型区域为案例，在区域尺度上解析城乡空间组合模式与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及形成机制。其一，在小尺度县（区）域层面，梁励韵（2014）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佛山顺德的城乡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顺德经历了“散点圈层-轴向蔓延-面域连接”的加速扩张历程，最终形成了以交通网络为基本骨架 “干道+细胞体”的组合型结构[40]。其二，在中尺度市域层面，孙若兰等（2014）以佛山市为例，提出佛山组团型城乡空间结构演化的单核心外溢式扩展、分散型跳跃式发展、组团型辐射式拓展三阶段，并从沥桂一体和广佛同城化政策导向、乡镇经济发展诉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解析了其演化机制[41]。杜雁（2012）以佛山市为例，解析广佛同城化、南海顺德的自主转型、三旧改造等制度与政策变化对佛山组团型城乡空间结构的影响[42]。其三，在大尺度区域层面，金鑫等（2011）对珠三角组合型城镇进行了总体概括，提出以大城市间合作为基础的小城镇组合发展、以集群产业分工为基础的小城镇组合发展、以轨道交通枢纽为基础的小城镇组合发展三种组合模式 [43]。
3.3半城市化空间更新改造的模式与策略
由于增量时代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半城市化地区建设用地达到上限，存量更新成为解决建设用地资源不足、破除低品质半城半乡空间的途径，以广东省“三旧改造”实践最为典型。2008年出台“三旧改造”政策的主要意图之一是希望非正式历史用地（即半城市化空间，其中大多为集体建设用地）实现功能置换和升级[44]（田莉等，2017）。“三旧改造”政策为半城市化空间更新提供了制度供给[45]（姚之浩等，2018）。在此基础上，对于半城市化地区的更新改造，
[44]原有产权的清晰性是改造能否顺利的必要前提 （田莉等， 2017），改造过程中利益的再平衡是能否推动更新改造的关键 [46]（赖寿华等，2013）。袁奇峰等（2015）探索了半
城市化地区的更新改造模式，基于南海联滘地区更新改造的成功案例，提出地方政府、开发商、村集体和村民构建“协商型发展联盟”，形成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机制，城市规划应该成为增量利益谈判的平台[47]。
在以“三旧改造”为典型的半城市化空间更新改造开展十年之久，相关研究总结经验指出了改造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稳定的更新政策、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缺乏信任、农民长期依赖土地租赁收入、以及达成共识的高昂交易成本等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更新推进的缓慢[48]（Wang Boyi等，2018）。在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房地产开发导向带来了利益难以保障、公益性项目推进乏力[49]（田莉， 2018），政府在发展控制上的妥协挑战了有限的公共治理能力 [50]（Yan Guo等，2017）。面对问题，相关研究在规划方法和技术层面提出探索。梁小薇等（2018）提出通过市地重划确保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个前置”[51]。喻博等（2019）提出城市更新单元制度相比过去阶段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更新改造项目的实施[52]。郭炎等（2018）提出应完善存量更新的法律基础以避免“行政命令”方式的不稳定性[53]。
此外，相关研究也探讨了其他地区的半城市化空间更新的模式与策略。田莉等（2018）、姚之浩等（2018）以厦门市为例探讨了基于公租房供应视角的存量空间更新模式，借助政府与市场力量进行局部渐进式更新，而非推土机式的改造，可以实现城市住房空间、公共服务、就业岗位和人口分布的平衡[54]。程哲等（2017）基于成都的案例探讨了半城市化地区混合用地空间重构及规划调控[5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半城市化空间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研究的学科领域主要为以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由于学科的不同形成了两大视角，地理学视角关注于半城市化地区独特的土地利用特征，基于产权理论、政体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构建理论框架、解析形成机制；城乡规划学视角则更关注于城乡空间结构与乡村空间形态的特征与模式、演变与机制，基于类型学等研究方法提取空间模式、把握演变规律，基于规划实践探讨半城市化空间更新改造的模式与策略。
在本文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如下两方面尚有进一步探究的可能。其一，城市规划作为引导空间发展的工具，是影响空间演变的重要因素，半城市化地区空间普遍突破城市规划，面临规划实施的困境[56]（林强，2017），现有研究对城市规划对半城市空间演变的作用探讨较少。其二，半城市化地区已经或正在进行园区工业化、城市更新等转型，原有空间特征已发生改变，逐步形成高品质产业空间、城市空间等，现有研究对此转型后空间的研究较少。图、表来源
图1：作者绘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表1：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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