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大众”文化到底是什么？

从“创造 101少女”到“宫斗剧”，再到“抖音”短视频，大众文化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批评者说，大众文化使人变蠢，它是“草履虫”式的单细胞低级娱乐；支持者则说，这是一定群体的自发选择和情绪宣泄，而那些来自所谓精英们的鄙视，实则是他们身处变革时代感到无力和茫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是国内最早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在中国，大众文化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繁荣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下简述为 90 年代）。1999 年，戴锦华写作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首次出版就被奉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圣经”，今年 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戴锦华的《隐形书写》《雾中风景》和《浮 出历史地表》（与孟悦合著）。她如今对“大众”这个概念感到疑惑，她更愿意称之为“流行文化”“分众文化”而非“大众文化”，她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些领域，因为在她看来“，这些，比所谓的精英文化更丰富地、更真切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和文化问题”。

流行文化让人变蠢？

《隐形书写》首次出版是在 1999 年， 如今再版，已将近 20 年。“这本书现在读起来，可能历史资料的意义更大。一方面，我确实觉得这本书试图解决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发生了丰富的变形。”戴锦华说，“希望这本书仍然能够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路径”。今天，人们掀起了新一轮对所谓大众文化的口诛笔伐。回到 90

年代，一切都不是新鲜话题。大众文化的滋养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而 90年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在《隐形书写》的绪论“文化地形图及其他”中，戴锦华开篇便写道，“毋庸置疑，进入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姑妄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 ‘大众’文化始终在通过不尽相同的途径或隐晦或直接地作用于中国社会，只是由于某种文化的‘视觉误差’的存在，使它长期以来成了文化世界之外的盲区。而90年代，尤其是1993 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以及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使得我们无法对它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大众文化一面生机勃勃一面争议满满，被所谓的精英主义嫌弃，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作家苏珊·雅各比在她的新书《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里痛批“，电视、名人文化和青年营销是大众文化反智的三架马车。”作家卡尔维诺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进行了他个人的首次 美国之旅，他在《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中写道，他身边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既乐于带着优越感翻阅那些粗鄙而情色的读物，又忙不迭对其嗤之以鼻；文化精英是流行文化的生产者，但却不屑消费他们所制造的产品，反而执着地哀叹人文情怀的沦丧……不过，卡尔维诺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并非全然否定，他认为“，通过节目传达和教会人们以一种批判的态 度、质疑的态度，去反思现实生活，去关注讨论的技巧，去理解相反的观点，这就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文化任务……”作为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和卡尔维诺的某些想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她在90 年代便认为，站在经典文化的“孤岛”上，将杂芜且蓬勃的“大众”文化斥为“垃圾”并感叹当代文化的“荒原”或“废都”，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姿态，但热情洋溢地拥抱“大众”文化，或以大理石的基座、黑丝绒的衬底将其映衬为当代文化的“瑰宝”，则同样无益且可疑。在新版《隐形书写》中提到“大众”文化，戴锦华都在“大众”一词上打上了引号。她解释，在数码转型冲击的现代社会，精英或大众的群体划分变得模糊而可疑，由此而来的“大众”文化是否真的存在，她持怀疑态度，她更愿意以流行文化称呼。但她比以往更加重视对这些领域的观察，因为“这些，比所谓的精英文化更丰富地、更真切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和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