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坦：四十年如一日，为祖国万里海疆按上“千里眼”
生于乱世，历经国难，1936 年出生的刘永坦，心中一直根植“科学报国”的想法。因此，40 年来他心无旁骛，一直致力于新体制雷达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筑起“海防长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生于乱世，历经国难，1936年出生的刘永坦，心中一直根植“科学报国”的想法。因此，40年来他心无旁骛，一直致力于新体制雷达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筑起“海防长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刚刚揭晓的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得主中，年过八旬的刘永坦凭借着一款神奇的新体制雷达，荣膺了这个让无数科研工作人员梦寐以求的奖项。“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40年坚守，带出一支“雷达铁军”……”1月 8日，刘永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章、证书。
在刚刚揭晓的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得主中，年过八旬的刘永坦凭借着一款神奇的新体制雷达，荣膺了这个让无数科研工作人员梦寐以求的奖项。“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40年坚守，带出一支“雷达铁军”……”1月8日，刘永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章、证书。
生逢乱世，立志科技报国
1936 年冬天，刘永坦出生在南京一个温馨的书香门第，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舅舅是大学教授。然而，
生活在内忧外患的乱世，无论什么样的家庭，都无法摆脱那挥之不去的阴霾和苦难。“我家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逃离的南京，如果晚一点我们就都没了。”刘永坦淡然的冷幽默中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国家蒙难，民何以安？出生不到一年，他就随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涯。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宜昌，从宜昌到宜昌乡下，从宜昌乡下再到重庆，后来又从重庆回到南京，饱受 10多年流离之苦的刘永坦自懂事起就对国难深有体会。“永坦”不仅是家人对他人生平安顺遂最好的祝愿，也是对国家命运最深的企盼。
“虽然那时候小，但那种苦深深印在脑海里。‘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做完作业，母亲用慈祥动人的声音诵读诗词和讲解家国大义时的激情。”刘永坦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在母亲的“监督”下读史书、诵诗文，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父亲常告诉他，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强国的梦想从小就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13 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让他坚定了刻苦学习、科技兴国的信念。
1953 年，刘永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大学里他如鱼得水，对于学校开设的工科数学和物理，他觉得“不解渴”，又自学了理科数学和物理的有关部分。
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学习，成绩优异的刘永坦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58 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这年夏天，他走上哈工大讲台，正式成为哈工大的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1965 年春，刘永坦参加了科技攻关第一战，承担了国家“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的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人生第一项研制任务，“文革”就开始了 , 他只能暂别尖端技术的研发，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村。刘永坦明白，处于逆境中的个人必须经得起
考验，他没有消沉，暗暗激励自己。
1973 年，刘永坦重回哈工大， 1978 年，他被破格晋升为无线电系副教授。同年8月的一天，刘永坦正在修抗洪江堤。一纸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选拔考试的通知，让没有任何准备的他奔赴北京，走进阔别已久的考场。凭借扎实的“内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出国外语培训班的快班 ,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迈出国门的学者。
学成归国，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
1979 年 6 月，刘永坦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刘永坦的导师谢尔曼就是其中之一。刘永坦来进修之前，这里曾接收过少量的中国留学 生。不过，他们大多做的是科研辅助工作。
了解情况之后，刘永坦心里不是滋味儿。因此，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铆足劲去学。刘永坦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他记得刚到英国之初，导师谢尔曼 给了他大量的英文文献去学习。凭借过硬的英文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刘永坦很快完成了“作业”。他的勤奋、刻苦和才华赢得了谢尔曼的信赖和赏识。谢尔曼开始让他帮带博士生，并让他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全部研制工作。这一技术对刘永坦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深知此项课题的艰巨性。
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无数个日日夜夜在刘永坦的钻研中悄无声息地溜走。终于，一年多以后，他顺利完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号处理机研制工作。谢尔曼评价说：“刘永坦独自完成的工程系统，是一个最有实用价值、工程上很完善的设备，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很重要。他的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进修期间，伯明翰大学授予刘永坦“名誉研究员”称号。
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世界上不少国家因此致力于
研制新体制雷达，从而使“千里眼”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中国必须要发展这样的雷达！这就是我要做的！”刘永坦说，“我学有所成，当然要回国。在英国，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终归是在给别人干活。回到祖国，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心情是何等舒畅！”
1981年的金秋，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起程回国。此刻，他的心中已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新体制雷达被俄罗斯人称为“21世纪的雷达”。当今世界的千余种雷达中，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也都有重要作用。20 世纪 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这种新体制雷达进行过突击性的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果。
面对质疑，埋头苦干取得重大突破
留学归来的刘永坦满腔赤诚地开始向哈工大、向国家有关部门宣讲他的“雷达故事”。然而，当时“新体制雷达”还只是一个概念，国际上还没有做成的，很多人不信。“美国做出来了么？英国做了么？”这是刘永坦被追问最多的问题。
面对种种质疑，他始终未改初心。1982 年初春，刘永坦专程赶赴北京，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汇报，详实地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 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大胆设想。预研部门的领导听得十分认真，当场拍板支持刘永坦的设想，希望他迅速组织科技攻关力量，早日把新体制雷达研制出来。随后，刘永坦着手进行细致的策划和准备。
经过 10个月连续奋战，一份 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有厚厚的六大本。1983 年夏，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召开整整4天的方案评审会，最后一致通过。
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 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经过800 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获得丰硕成果，在新体制理论体系和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1986年 7月，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通过鉴定。从此，新体制雷达从预研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完全可以结题报奖了。但是，他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
雷达实验站。1986 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再一次出发，为研制完整的雷达系统奋力拼搏。
雷达研制试验现场，都是荒无人烟的无人之地，刘永坦团队常常在条件恶劣的试验现场一干就是几个月，临到春节前一两天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据刘永坦爱人回忆，那时刘永坦差不多每年有 200多天在外出差，家里大事小情都由她统管。
调试初期，系统频频死机。要从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系统中找出问题症结，工作量巨大。作为主帅，刘永坦 承担着比别人更加繁重的工作。在外场做试验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赶不上吃饭，困了就倒在实验室板凳上凑合一觉……超负荷的脑力和体力付出，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击倒，疼痛难忍的腰间盘突出曾让他几个月不能行走。有一次，在攻克某个关键技术时，他因为长期劳累倒在现场。但刘永坦依旧“运筹”于病床之上，坚持和大家一起奋战，打败了挡在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一项目原总师张宁，也是最早跟随刘永坦的教师 之一，他至今难忘那段艰难岁月。课题组成员在刚刚建成的雷达站进行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十几个人轮流做饭。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他们常常要顶风冒雨地从驻地到雷达站往返，途经一片松风飒飒的坟地，就凭着手电的光柱给自己壮胆。
有志者，事竟成。这群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顶风冒雪，日晒雨淋，终于在1989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对海新体制实验雷达。
1990 年 4 月 3 日，对于团队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刘永坦他们首次完成了我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试验，标志着新体制雷达技术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当目标出现在屏幕上时，团队成员们热泪盈眶，为的是成功后的狂喜，为的是多年来不为外人知晓的艰辛。
1990 年 10 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 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探索不止，把实验室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后，身边很多人劝他“功成名就、见好就收”，但刘永坦却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科研成果如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一定要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
这一次，他不知道需要多少年。但
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刘永坦“意外”地被深深感动。得知他的决定，团队成员全体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全力支持。
刘永坦深知，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科研活动不可能再允许一个人去单打独斗。新体制雷达研制队伍就是一个相互协作的团队。更艰苦的下一步，他要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力量组建一个更大的团队，走一条产学研结合之路。
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域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
回忆起这段岁月，团队成员也都唏嘘不已：很多理论、技术上的难点和空白仍然需要去解决、去填补，再加上地域环境的差异，实际工作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
“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干扰是最大的难题。经过不计其数的试验，失败，再试验，他带领团队进行 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2011年刘永坦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2015 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域可监控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国防才能更安全。
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围绕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刘永坦一干就是 40 年。不以困难为断点，不以成就为终点，这种科研精神对后辈来说是激励，更是向导。”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刚领完奖，这位年过八旬老院士又许下了新的愿望，继续带领团队向小型化雷达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功能性能更优，更好保卫祖国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