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一生：浩荡沉浮与东山再起
褚时健，一代传奇落幕，享年 90 岁。这 90 年间，这位老人见证过共和国的成立，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滔天浪潮，目睹了新世纪日新月异的巨变。
他在见证时间，时间也在见证他。经历大起大伏的他，早已成为数代人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朽。
当我们回看褚老的一生时才发现，是所有面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成就了一个穿越时代的传奇。
云南第一支柱产业— —烟草
“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映群自杀了，我对不起姑娘......”
这位已经 68 岁，参加过游击队，感受过枪炮战火，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经历过兄弟的死，经历过父亲的死，经历过母亲的死，即将跨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在见到律师马军时，失声痛哭，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39岁女儿在狱中自杀的消息像钢针一般，狠狠的扎在了褚时健心头，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内心滴血”。
而就在褚映群自杀的 1995 年，红塔集团连续六年位列“中国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前十强、且是 1995年度中国 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第二名。
当时的红塔集团，可谓是“如日中天”，不仅缴的税多，“红塔山”这个品牌也极为响亮，是和三五、万宝路等洋烟齐名的国内第一香烟品牌，玉溪卷烟厂也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这些都是在褚时健的
领导下完成。
万科的前董事长王石曾说到，虽然不抽烟，但对褚时健这位商界奇人心生佩服，在万科年营收只有 20 亿时，玉溪卷烟厂便做到了300亿的利税。
但在早年，玉溪卷烟厂的烟在云南市场上只属于中下等，年产量仅有 10多万箱，并且大部分都积压在了库房。
更为重要的是，在诸多的国营工厂里，半机械化、半作坊式运作的玉溪卷烟厂是效益比较糟糕的一家，技术工月工资 30 元左右，普通人 10 多元，由于工资只有其他厂的一半，工人都很消极，生产环境也不好，很多员工得了支气管炎。
事实上，成立于 1959年的玉溪卷烟厂，有着一个很好的开头。在创立之初，有 30台卷烟机，30多名从上海来的卷烟师傅。但奈何“文革”等政治运动对企业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玉溪卷烟厂也受此波及。在褚时健于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之前，前几任厂长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1979年是玉溪卷烟厂迎来新天地的起点，也是褚时健人生转折的关键年份，亦是全中国人民迈向改革开放、走向美好希望的第一年，虽然当时的大部分人还恍若梦中，但新的时代的确已悄然来临。
云南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思想到实际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开始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和改革。
但长时间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让大部分工业企业失去了活力，这就导致了地处祖国边陲，经济落后的云南物资极度匮乏，大额的财政赤字漏洞需要填补。因此，企业复苏，生产恢复迫在眉睫，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不过，当时的社会人才极度缺乏，怎样把搞生产的人才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最大限度的实现企业效益成为了当时政府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这时，褚时健进入了玉溪地委的视野。
褚时健当时面临两个选择，去玉溪市当玉溪卷烟厂的厂长，或者去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在与妻子马静芬商量之后，他们共同决定去玉溪卷烟厂。妻子马静芬认为去玉溪是“回城”，在农村待了 20年后终于回到城市，同时也是为孩子接受教育做考虑。
但去玉溪卷烟厂的压力可不小。玉溪卷烟厂是“文革”时期武斗比较厉害的地方，即使“文革”结束后，厂里仍分为两大派系，这也是造成玉溪卷烟厂生产效益低下的原因之一。
去烟厂报道之前，褚时健对妻子说“去烟厂，有点怕”。马静芬十分好奇，因为在她的印象里，自己的丈夫是个刚强有余温情不足的男人。但褚时健怕的不是事，而是人。
他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能干好事，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他并不擅长。且“文革”之后，国人之间戒备重，相互不信任，这对褚时健来说，无疑增加了很大难度。
“我去烟厂，书记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为了避免复杂的人际关系扰乱自己对卷烟厂的治理，褚时健找到当时的地委书记胡良恕如此说到。
“我是一个外派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
胡良恕听完后一口答应，在随后召开的地委工作会议上，他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将此事写入文件中。拿到“尚方宝剑”的褚时健，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但谁知道，刚搬去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天，就吃了个“下马威”。1979 年10月秋天的一天，在玉溪卷烟厂三个员工与一台大卡车的帮助下，褚时健与妻子和 16岁的儿子从新平嘎洒搬家到玉溪卷烟厂。
推开厂里给准备的房间，妻子马静
芬就火了：“这么小，这咋个住？”房子只有 20多平方米，包括一个房间一个厨房，房间一张上下床就占去了大部分面积。当着新同事的面，褚时健并未多言，跟儿子说“我俩今晚住上铺去。”
当烟厂管生活的党委副书记例行工作过来看望时，褚时健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的房子都要比褚时健的大些。副书记问了房管组的人后，将对方大骂一顿。第二天，褚时健便收到通知有一套前任厂长搬走后空出来的48平米房子。
又一次搬家之后，褚时健很满足“起码来个人可以坐下来说话了”。
三十六年后的 2015 年，当褚时健回忆起1979年时，仍满怀感激，他说到： “我自认也算幸运，碰到了一个改革的年代，政府给予我们企业领导的自主权还是比较大的。”
褚时健在“文革”前后的处境大不相同，“文革”期间，他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人拎出来文斗武斗的“摘帽右派”。“如果没有家庭，“文革”10年我可能很难坚持下来，这一点我很确定。”提起“文革”，褚时健还心有余悸。
说到自主权，不得不提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大刀阔斧改革的事迹。
当时，玉溪卷烟厂的糟糕情况还是超出了褚时健的想象，职工生活条件极其简陋。
厂房里的情况让褚时健更难以接受，吃“大锅饭”所培养的“多干少干都一样”的观念让工人们懒、散、滑，闲聊、打盹随处可见，还有成群的鸡鸭在厂房里乱跑。
一向提倡“安居才能乐业”的褚时健下定决心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员工生活条件。
1980 年，褚时健向职工承诺：半年内建三栋职工宿舍楼。“以前说了无数次要建房，一块砖头都没见到，这回又能真到哪里去？”在职工的此起彼伏的怀疑声中，褚时健聘请新建筑队，仅四个月便完成了职工楼的建造。
与此同时，褚时健通过串换的方式改善职工伙食，即用香烟为职工换折扣价的家用电器和食材。没多久，烟厂职工的生活水平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褚时健认为，整顿工厂的时候到了。
首先就是调整职工观念，明确“大锅饭”吃不得，向职工们强调两个竞争概念，市场竞争与内部竞争；其次，亲自下厂房，制定生产规范和规章制度，严控细节。
1980年，玉溪烟厂年产量突破30万箱，较 1979年翻了近 3倍，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站稳了脚跟。
“六五时期”（1981-1985年），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支持下，云南在1982年相继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和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对全省烟草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
至此，烟草成为了振兴云南经济的突破口，是云南经济发展的“第一战略重点”。在此背景下，玉溪卷烟厂站到了“趋势”之上，跟随这烟草行业的浪潮，在云南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十年。后来，在问到当年时，褚时健说： “我不希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是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褚时健
五大支柱产业确立
回忆起在烟厂的 17 年，褚时健认为 1986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他们抓住了卷烟发展的重点，即原料生产。当时的同行们大多将精力花费买好的设备上，但褚时健认为，中国卷烟想要在品质上追赶上西方，首先就要在原材料上超过他们。
但由于烟草历来都是由国家按计划调拨到厂里，厂里的生产计划受制于烟草的调拨数量，质量上得不到更好的控制。为了控制质量，烟厂在红河和曲靖地区又建立调拨之外的几十万亩烟叶种植基地，从制度上打破了调拨制度。
之后，玉溪卷烟厂还向省里争取“三合一”的体制，把烟草公司、烟厂、烟
草专卖局合并到一处，三颗章放一起，该用哪个就用哪个。
但此举却引来很多非议，指责褚时健太霸道，贪权，把别人的饭碗都抢了。
褚时健当时觉得“我听话不做事了，他们倒还挺看得惯，但我自己看不惯。”
因此褚时健并没有听从别人劝阻，仍然多次向省里申请“三合一”。在与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和分管烟草行业的副省长朱奎数次协商之后，终于成功了。
事实证明，褚时健的的发展思路是正确的。“三合一”之后，烟叶质量提高了很多。从 1986 年开始，红塔山香烟几乎每年涨1块钱，这还是在烟厂控制价格的前提下，当时的红塔山，其实与现在的贵州茅台在一定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烟叶种植的水平提升之后， 1987、1988年烟厂就开始了飞速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身后已没有了同行的影子。
1992 年，国家基本上放开了国企的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但烟草行业却一直不见松动。褚时健认为“放开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企业只可能更好，不可能更差。”如果放开了自销权和定价权，玉溪卷烟厂利税每年能递增5 亿以上。
不出意外，在数次的“苦口婆心”和一遍遍的承诺之后，云南省烟草公司在国务院条例的允许下将红塔山、云烟等名牌卷烟的销售权下放给玉溪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
玉溪卷烟厂开始向全国建立红塔山销售点，1995年时，销售点超过2万家。当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研究报告》发布，红塔山以320亿元品牌价值夺得第一，而排名第二的长虹仅87亿元。
回忆起 90年代初期时，褚时健如此说到“那几年我们税后利润平均每年都有 60多亿人民币，留五六亿做技术更新和改造，还有 60 多亿，三年就有180多亿了，所以我们在银行经常趴着100多亿的钱。”
事实上，1992年国企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的开放与当时的经济体制转变有很大关系。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度的过程中，一批人的“牺牲”换来了新制度、新思想的诞生，褚时健与妻子马静芬便是其中之一。
1995 年，褚时健经历了人生的过山车，谈到 1995 年时，褚时健感慨万分“大概盛极必衰，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
1995 年 5 月，妻子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因为牵涉林正志的河南三门峡投机倒把案被带走。8月，女儿褚映群也因此案件被从珠海的家中带走。9月，妻子马静芬也被河南警方在中秋前夕从家中带走，最直接的事件是马静芬用烟与河南三门峡烟草公司串换了几盆价格昂贵的五针松盆景，最后被判投机倒把罪，而该罪名在 1997 年取消。就在妻子入狱后不久，云南红塔集团、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褚时健担任两家集团的董事长。
12 月，女儿在看守所自杀的噩耗传来，褚时健第一次在人前失声痛哭，见到律师马军时，情难自禁。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不久后，红塔集团传来喜报：连续六年位列“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前十强，1995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第二名。而集团董事长，在面临妻离子散的境遇。
1996 年，褚时健已陷入各种调查中，对烟厂的事，已无力顾及。12月，由于身份的敏感，褚时健在河口被扣，随之而来的，就是无休止的问话。1998 年 12 月，云南省检察院对褚时健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起诉讼。
此场诉讼，引发社会轰动，无论是褚时健的个人性话题，还是对国企领导“59现象”的讨论，均极其惹人关注。更有甚者将此场审批称为“世纪审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审判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
“59现象”主要集中在国企领导上，60岁退休，59岁产生想要“捞一把”的冲动。
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工作 17 年，领到工资不到 80 万，平均每年仅 4.7万元。而在这 17 年中，玉溪卷烟厂产量从 27.5万箱增长至 225 万箱，合计实现利税 991 亿元，平均每年缴税超50 亿。
褚时健案件，引发了国家对国企高层薪酬改革的反思，在他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年薪100 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直言“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家都成为了牺牲品，褚时健个人的悲剧就在于红塔集团当时属于政府严格管制的企业，应该拿到的收入没有得到。”
1999 年 1 月 9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无期徒刑。褚时健放弃上诉，被送入云南省第二监狱开始服刑，一代“中国烟草大王”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