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伊鸿对爷爷知道得太少了。爷爷过世时，他才十一岁，而且还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爷爷仅存的一张由孙文先生亲自签署的委任状，因为伯父谨慎，担心由此可能给家族带来灾难，便一把火烧了。
伊鸿只知道，爷爷是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从甘南藏区被人卖到福建同安一家曾氏人家的。推算起来，应当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正是甘南地区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盗马贼横行，部落纷争，部族残杀，很多人背井离乡，爷爷就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被人买卖的。甘南与福建地理相距至少三千公里、海拔相差三千多米，从高原到大海，一个藏族孩子被卖到天壤之别的这里，置身异乡，孤身一人，成为曾氏家族之后。伊鸿甚至也不知道爷爷的藏族名字叫什么。大概在曾氏家族只生活了几年，曾省三便踏上出洋谋生之路，去往缅甸。正是在那里，他加入了孙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加入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事业。有意思的是，曾省三的孙儿伊鸿却在几十年后，娶了一位满族镶黄旗后代女子。
我与曾伊鸿结识是因为他的舅舅庄南燕先生，他是西藏牦牛博物馆的捐赠人之一。庄先生从福建远去高原，捐赠了这里著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线雕的牦牛作品。由庄先生介绍，我在拉萨得以与曾伊鸿结识。再次相见于厦门时，伊鸿说起关于爷爷他仅仅知道的这些。我们便在“百度”上输入“曾 省三”，第一词条居然就是孙文先生的秘书“曾省三”，但此省三非彼省三，因为孔老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古训，叫曾省三的人太多，只是同姓同名而已。再查找关于孙先生的记载，没有找到这位曾省三的资料。恐怕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学者中也没有人知道，在早期追随孙先生的那批仁人志士当中，居然还有一位藏族人士！
曾省三侨居海外几十年，只回过厦门三次，第三次本是要落叶归根、安享晚年的，但回到这里，年事已高，又逢“文化大革命”端始，便在儿孙的叹息中长逝。
曾伊鸿父亲
伊鸿的父亲曾景堂是一位美术教师，母亲也是一位教师。父亲留给伊鸿的痕迹是几幅钢笔画，其中有一幅还发表在60年代初期的《新仰光报》上，至今还挂在伊鸿的工作室里。
伊鸿自小与同学伙伴有些爱好上的不同，他喜欢骑马，喜欢玩刀，还喜欢捡石头，他自己认为，这都是与他身上的藏族血缘有关，骑马、玩刀，不是他们藏族先民的遗传吗?而捡石头不就是藏族的玛尼石崇拜吗?伊鸿向他的伯父询问有关他们家族的藏族血脉问题，伯父劝他说：“已经是第三代了，就不要再坚持了。”伯父没想到，他的这番话反而更激起伊鸿寻根的愿望。他常常暗自伤神落泪，如果根本不知道爷爷是个藏族人也就罢了，踏踏实实为曾氏家族之后，不是也挺好的吗?可偏偏他又知道了。在伊鸿本人也年过半百之后，那种寻根的意识越发强烈起来。这位身上融合着藏汉血缘的汉子，后来到甘肃、青海、西藏的藏区考察，知道了自己爷爷所属的那个部落，最
早可能属于华锐藏族，即如今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后来迁移到甘南，即如今的甘南藏族自治州。
曾伊鸿一家
这几年，曾伊鸿先是自己，再是带着妻儿和兄弟姐妹，接二连三地来到高原藏区，那里是他的先人生活的地方，那里的雪山草原上有先人的足迹，那里的蓝天白云里有先人的呼吸。曾伊鸿感觉好极了，甚至到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还要试着做上几十个俯卧撑，证明自己身上有藏族血缘而不会有高原反应。他还请故乡的藏族前辈给自己取藏名为扎西顿珠，给儿子曾一凡取藏名扎西平措，还给仅有两岁的孙子取藏名扎西昂秀。儿子娶媳妇了，还要带他们到高原去拍结婚照。
我知道，伊鸿的高原之旅，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寻根了，因为他的线索太少了，没有名字、没有地址，更何况当年的部落还是一个游牧部落，没有农耕地区的故土概念，伊鸿既不会藏语更不懂藏文，怎么可能寻找到什么呢？但是，因为他身上的藏族基因，鼓舞着他一次又一次走向高原，他在面向大海的厦门寓所，想念高原，用他父亲教给他的绘画知识， 描绘高原，他创作的一幅油画作品，题为《甘南，我的故乡》，用的是一种梦幻的色彩。伊鸿在他的微信中写道：“根，就是无论你走遍天涯，无论时空斗转星移，也无法割舍的那份归属感。”
我想，伊鸿寻求的其实是一种精神回归。
[桑旦拉卓读后感] 有种感情叫作血浓于水，有种情愫叫作落叶归根。曾伊鸿，这个血管里流着藏族血液的热血男儿，虽然从未涉足雪域高原的生活，从未感知过西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却因为血液中基因的召唤，灵魂深处的呼唤，踏上了万里之遥的寻根之旅，也许他的内心深处，只有找到那方祖辈们世代耕耘和生息的故土，才能安放他的灵魂，海子说：“真正的离去者必将回到拉萨。”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拉萨才是他漂泊的灵魂最终的归宿，其实，我们的世界里有着千千万万个曾伊鸿，他们都在执着地寻找着“自己的根”“自己的灵魂”，愿他们都能得偿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