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根果中国地毯版图的形成

Tibet Geographic - - 专栏·形色藏人 -

羌人部族的迁徙大约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才趋于缓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今天中国西部地毯的格局。

中国地毯的沉寂期大致在公元前659年被战火所唤醒,由此羌人部族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部族大迁徙,中国地毯史随之进入活跃期。西藏高原山高路险,但它有无数的山路、河流与外界连通。

在藏北高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之间的昆仑山,以及喀喇昆仑山中的阿克赛钦古道这条有万年历史的古道上,人们从事食盐与铁器等交易。

在青藏高原东部沿横断山脉有一条被今人称作藏彝走廊的大通道。藏彝走廊连同它南北两端东西向的主要联络路线,就像一个巨大的英文字母“X”形的藤蔓,铺盖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上。

通过这些文化传播地带和藏彝走廊,新疆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彼此影响和互动。从考古发掘文化资料看,主要是通过藏彝走廊地区的氐羌人群进行的。

在青海高原玉树地区,有着所谓“三山加两河”的地貌,那里曾是吐蕃人与匈奴人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从汉族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首选之路。由此可知,青藏高原上众多河流与四通八达的山道,构成了与外界联系的天然网络。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通常有小规模、小范围的迁徙。但是在历史上大的迁徙运动一般都是由特殊缘由造成的。据史书记载,古代进入西 藏地区的羌人有被称为“发羌”和“唐牦”的部落。《旧唐书˙吐蕃传》卷196有记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而《新唐书.吐蕃传》卷216进一步说,“吐蕃本西羌属,盖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牦等”。唐人认为吐蕃来源于古代羌的一支。近代大多数学者也普遍认同这一观点。

但羌人并不是吐蕃的唯一来源。在西藏除了卡若文化、藏北细石器文化等与羌族有关系的古代文化遗存外,还有一种具有非常突出的地方特点“无法归属现有任何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即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土生土长的曲贡文化。这就是说,在发羌等羌族部落进入西藏之前,那里已经有原住居民的存在。

《羌族通史》指出:“秦汉以来,羌族与中央王朝战事不断。由于发羌与中央王朝相隔甚远,又有众多羌族部落作为缓冲,所以发羌等羌族部落以及西藏的土著能在秦朝以来政府与羌人的历次残酷军事斗争中得以幸免,于僻远的青藏高原一隅繁衍生息,独立发展。以至到隋唐时期已经壮大成为一泱泱大族,并兼并苏毗、羊同等羌族部落,统一青藏高原,成为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

李文实教授在《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中明确指出:“到汉代在甘肃临夏和青海民和有罕羌,河曲有析支羌、白兰羌、党项羌,海西有先零羌,海东及河南有勒姐、牢姐、当煎、封养、种存、巩唐、且冻、鸟吾、传南诸羌。而天山南路更布满婼羌、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等。可说是今川西南、甘肃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的海东、海西、海南、海北、黄南、

考古学家对于马家窑彩陶上绘制的符号试图予以解释。古人留下的其中不少星象学符号如今依然在中国地毯中被广泛使用着(上三图)。 "王侯 " 汉字织锦,3世纪,2012年出土于西藏阿里噶尔县古如甲木墓地,发现时包裹在墓主人头骨部。此件丝织品为平纹织锦,藏青色底上织黄褐色纹饰,因织有鸟兽纹和汉字“王侯”而得名,墓葬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东汉西晋时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同样的纹饰的丝绸在新疆地区也有出土,考古学者推测古如甲木墓地出土的这类丝织品应为内地制造,为研究当时西域西部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通路线提供了实物证据。此件藏品藏于古如甲寺(右图摄影/秋天)。

果洛、玉树、几乎全是羌族。《后汉书˙西羌传》说:‘自爰剑后,子孙支凡百十五种,其九种在析支河首以西及蜀汉徼北。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发羌、唐牦等绝远。”

除了仍留居在青海地区的羌人外,其中向西南迁徙的发羌、唐羌,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一部分向西,进入昆仑山以北的南疆地区。还有一部分向东向南迁徙,如被称为牦牛羌,即越巂羌的那部分羌人部落,分布在今四川雅砻江一带;被称为白马羌(广汉羌)、参狼羌(武都羌)的羌人部落,分布在今四川西北部的绵阳地区和甘肃陇南地区。

荒服之外羌人部众迁徙的同时他们的生活用品之一地毯,也随之被带到了上述的那些地方。于是,地毯的编织工艺便在雍州、梁州之外的地域生根、开花、结果。但必须强调的是,在雍州、梁州以外从事地毯编织业的人群均为羌人或者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群。羌人部族的迁徙大约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才趋于缓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形成了诸如今天的藏族地毯、新疆地毯、青海地毯、甘肃地毯以及东部区域各类地毯的格局。

在近30年的独自旅行中,我在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诸多地方实地考察了中国地毯的历史。2017年当我完成这道路漫长、时间漫长的旅行之后,我将这些年来旅行的线路绘制在中国地图上时,竟然发现它们与羌人在数千年前迁徙的路线几乎吻合。我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完了数千年前羌人向东、向西(截止到帕米尔高原分水岭东侧)、向西北、向南、向西南迁徙的大部分路线。我发现这个最终结果验证了如今 中国地毯的生产区域与古代羌人的迁徙有着血与肉的关系。言外之意,正是由于羌人部落数千年前的迁徙将其日常用品之一的地毯带往新的定居地方,才使得这一手工编织技艺在他们所经过以及驻留的中国东部、西部、西北部、南部、西南部,甚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方生根、开花、结果。与此同时,他们以及他们的世代子孙们毫不犹豫地继续在地毯上编织着故乡马家窑文化的符号。以至于21世纪的今天,这一格局依然如故,羌人的地毯结扣工艺(织皮工艺、氍毹雏形的工艺)、羌人的马家窑文化符号依然在中国不同的地毯产区被传承着。

隐藏的脉动青藏高原地毯考察之旅

探索青藏高原地毯史的旅行是交叉、颠倒,甚至是反复的,有些路是在十几年之内数次衔接才完成的。

这些年,我在没有前人文字可参照的条件下研究中国地毯发展史就像是面对大海,海的下面交叉着无法数清且又千差万别的历史脉络,需要花费数千个日日夜夜去不断考察、反复思索。这一过程从1990年7月26日开始,而在2016年正月初六的早上,我忽然心中一亮,以甘青蜀为中心散射状的中国地毯历史走向图,骤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中国的地毯发源地雍州、梁州荒服地域,正在马家窑文化圈的甘肃、青海及川西北高原之内。而中国地毯起源的时间也大致与马家窑文

化形成期相同,故而从数千年前直到今天,中国地毯秉承的一直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彩陶与甘青蜀的织皮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在羌人创造了马家窑彩陶文明的4800年后,我迈着急匆匆的步伐从拉萨河谷一路向北走下西藏高原,进入青海省东部湟水下游乐都县马家窑文化的中心地带。

2005年夏天,我下了长途汽车,穿过绿油油的麦田向柳湾彩陶博物馆走去。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位于青海省乐都县的柳湾地方发掘出土大量的马家窑文化类型彩陶,对于长途跋涉到这里的我来说,站在乐都柳湾彩陶博物馆里,面对着古老彩陶上神秘的符号,我沉浸在一种难言的兴奋里。

长期以来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于马家窑彩陶上绘制的符号试图予以解释。和士华先生指出,从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古人 留下了一批星象符号,到柳湾时已经积累到139种。和先生将139种星象符号一一对应地绘制出来。令人振奋的是,其中不少星象学符号如今依然在中国地毯中被广泛使用。

新石器时代星象学符号在马家窑彩陶出现的结果,除了是华夏祖先对天空星座最早的记录之外,和先生指出它似乎应该与原始祭祀有关。早期地毯中出现的这些符号,想必除了日常使用之外,也许具有原始宗教祭祀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地毯在4200年前的织皮时期,已经具备了原始宗教的表达意义。如今在中国地毯中除了藏族地毯保存了其最古老、最原始的编织形式即尺不戒U字扣工艺外,在青海地区还保留着一种极具原始意味的U字扣驼毛束的编织工艺。或许青海地区的这种编织工艺更加接近原始织皮的形态。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出产

的地毯已经不再使用古老的织皮编织方式,但是马家窑彩陶符号依然活跃在中国地毯之上。

中国地毯就是这样承载着古老的马家窑文化,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域生生不息了4000多年的时间,并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为背景成为世界地毯界一面伟大的旗帜。

从乐都县乘坐长途汽车向南就可以到达同仁县。上古时期这里也曾经是羌人生活的地方。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五至二十,在同仁县年都乎村都会举行跳於菟舞的古老仪式。於菟在汉语典籍中是老虎的别称。《左传·宣公四年》有“楚人……谓虎於菟”。的记载。

年都乎村是同仁县的一个土族村,周围遍布藏族村落。所以这个村子中人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服饰大都与藏族相同。但这里的於菟舞仪式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古老的文化内容。跳於菟舞是年都乎村土族人每年冬季必行的隆重的民间祭祀活动。它的目的在于驱邪逐魔,求吉纳福。长久以来,跳於菟舞被认为是年都乎村人最为重要的精神图腾仪式。

我从矗立在村中二郎神殿旁的经幡中观察到其中有不少虎皮纹、豹皮纹饰的箭簇装置,联系到在中国不同地区所出产的地毯中均使用虎皮纹或老虎图案。我们应该相信,今天在中国地毯中出现的虎皮纹符号一定有着深厚的文化及悠久的历史,其中藏族地区所编织的虎皮纹地毯更保持着纯正的古老形式而享誉世界。

青海省都兰县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缘,上古时期这里曾是羌人的密集聚居地。2017年6月,我为了观看一幅出土的棺板画,乘坐长途汽车前往都兰。在汽车进入柴达木盆地几小时 之后,本是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看着在雪地里行走的羊群,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上古先民绞尽脑汁地织造出一种叫作织皮的栽绒织物,对于过着半农半牧定居生活的他们需要用这种仿生学的制品来度过春夏秋冬四个气候严酷的季节。

当我到赶到都兰县博物馆时,才知道那块绘制有巫师脚踏穗边毯做法的棺板画已经存放在西宁市青海省文物研究所了。

都兰热水发掘出土的墓葬主人是生活在1300年前的一位当地贵族。其棺板画中表现的是该主人曾经的生活情景。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曾在经历某些重大事件时邀请当地的巫师做法,而巫师脚踏的正是一块穗边毯。这幅不大的棺材板四周的画面中多次出现各种类型的地毯,说明那个时候地毯已经是当地人重要的生活用品了。

从都兰继续西行就可以到达柴达木盆地西缘的格尔木。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格尔木所属的诺木洪地区发掘了3000多年前青铜时代羌人聚落的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毛织物残片。

其中,《青海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报告》所提到的三块标本值得人们深思。标本0343残毛布制品有明显的再加工痕迹。这块毛布的左边有两块褐色的毛布被缝合在一起,在褐色毛布的下面,又缝了两层毛布。诺木洪人曾将数块毛布缝合在一起,因为天寒地冻需要更厚的织物保暖。标本0108是一块很残的毛布。毛布上面缝了一层羊毛。这里出现了毛布以外的其他物质。重要的是0100号

标本上面缝有牦牛毛纺成的细线。

今天的人们通过以上三块毛布标本排列的顺序可以看出,诺木洪塔里他里哈人曾经利用毛布、毛线探索着生产一种近似牦牛皮或者绵羊皮的织物。它在告诉后人,塔里他里哈人正一步一步摸索着向栽绒织物的技术靠近。假如有一天那位织工将毛线穿过毛布的经纬线并固定在那里,这时不仅它的外观上更加像牛羊毛,而且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栽绒地毯了。当然,那个时期羌人 早已完成栽绒地毯的发明了。

从格尔木沿柴达木盆地向西北行进,翻越阿尔金山就可以进入新疆的若羌县。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羌人部落到达若羌并从事畜牧业,人们沿着塔里木盆地向西到达和田附近,并将编织地毯的技术带到了那里。如果从格尔木的柴达木盆地沿着昆仑山北麓与阿尔金山之间的谷地一直向西,就会在喀喇昆仑山东麓与有上万年历史的阿克塞钦古道相遇。那是一条连接新

疆塔里木盆地与藏北高原的极为难行的道路。早年到达这里的羌人部族就是通过这条险象丛生的道路向南行进到达藏北高原的。

如今这条道路叫作新藏公路,我在2015年夏天从新疆叶城启程翻越昆仑山到达藏北高原。坐在汽车上很难想象古代羌人是如何赶着牲畜,顶着漫天大雪翻越昆仑山脉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无论如何,在距今2000多年前那些羌人就是这样勇敢地穿越这数千公里的死亡地带,最终将他们生命的种子撒播在藏北高原之上。今天如我所见,他们携带去的地毯编织业已经在阿里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了。

我第一次去阿里扎达是2004年的深秋,拉萨前往阿里的道路已经被大风雪封堵,长途汽车早已停运。我租用了一辆破旧的越野吉普车从拉萨前往2000公里以外的阿里地区扎达县,拍摄古格遗址残存的壁画中有关地毯的画面。第三天中午当我走进了扎达县长办公室的时候才知道,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格遗址根本就不允许拍照。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终于得到允许可以拍摄少量的照片。我们的车飞一样地开到17公里外的古格遗址时已是下午三点了。残旧的宫殿拐角处有一个天窗,一束泄下的阳光所照亮的墙上正有我所需要的画面。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拍摄完所需要的照片时,阳光也随之消失了。

古格王城建于公元10世纪,保留着千年之前的壁画。万幸的是当年的壁画艺术家细心地将藏族地毯中穗边毯的特点细腻地表现出来,使得今天的人们可以见到1100年以前阿里人是如何使用穗边毯的。

古格国王使用的穗边毯有红黄两种颜色,王后使用的仅仅是黑色的穗边毯。而那些贵族供养人使用的是条状的黑色穗边毯。由此看来,在1000多年前穗边毯的使用是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的。从壁画中我捕捉到了另一个信息,即公元10世纪时西藏高原依旧使用幅宽很小的地毯织机,这个传统做法一直保留到现在。

离开古格遗址,我就动身返回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拉萨。雅鲁藏布江谷地使用地毯的历史非常悠久。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在位期间曾颁布过优待四方著名医师的13条诏令,其中讲道:“任何场合他们被奉为贵宾坐上席,准许他们坐虎豹皮及彩缎高软厚的卡垫。”这里所说的“高软厚的卡垫”就是穗边毯。虽然这段文字只是对早期赞普诏令的补充,但由此我们推断得知,吐蕃上层社会使用穗边毯至少有着1300年的历史。同时,这也是目前所知西藏高原关于地毯最早的文字记录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上文提过的都兰热水巫师使用穗边毯的事件。而雅鲁藏布江谷地的吐蕃上层社会使用穗边毯不应该受到都兰时期贵族生活的影响。这也证明,吐蕃时期雅鲁藏布谷地的编织工匠已经掌握了穗边毯的编织技术。同时穗边毯使用者的身份与都兰地方穗边毯使用者的身份等级相近。这说明,双方就地毯而言不仅有着相同的编织技术,而且还有着同近的文化背景。这一点对于地毯史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回到拉萨,我就坐上长途汽车前往成都。这是一次漫长而充满趣味的探索之旅。长途汽车穿过金沙江不远就是四川省德格县城。第二

天,我租一辆吉普车进入大山深处的巴邦寺院。海拔3000米的巴邦寺院被包围在一片原始森林中,气候温和湿润。我在寺院中发现,僧人们在经堂修行时使用的已经不是栽绒地毯了,取而代之的是毛布坐垫,或者是一种在毛布座套中夹有毛毡的坐垫。

这一现象说明,随着海拔降低、气候变得温和,栽绒工艺的尺不戒、穗边毯已经不太适合这里的气候。于是人们舍弃了传统工艺,进而使用毛布坐垫。这不是简单的个别现象,我注意到,穗边毯这种具有非常特殊工艺的栽绒织物于7世纪至9世纪分别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青海都兰地方及宁夏出现过。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三个地区只剩有西藏和青海地区还在使用穗边毯。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气候温和,人们放弃了厚重的尺不戒、穗边毯,进而使用工艺简单且较为单薄的氍毹了。这在中国地毯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编织的花苑藏族地毯的经典分类

自公元前7世纪,以尺不戒、氍毹雏形毯、穗边毯为主的藏族地毯工艺已经逐渐成熟,它们成为了高原编织技艺的代表。

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卡若文化,距今约5000年历史。卡若遗址的发掘报告指出,当时卡若人已经掌握了使用陶制纺轮、线缀和骨针的技能。在一个陶罐的底部发现每平方厘米范围内有8根经纬线的织物痕迹。那时的 尺不戒的底子结构虽然与溜相同,但它已经突破了布的平织形式,而是竖毛集束以U字形起绒的产品。尺不戒长久以来因其织造简单、成本低廉而广泛使用于藏族社会的各个阶层。

人们不仅通过骨针用坚韧的细毛线来缝制动物皮毛,还依靠家庭畜牧得来的动物毛纤维原料进行毛织物的编织生产。

藏文化中的“溜”是青藏高原上常见的一种粗毛纱经纬十字交织的毛布。它直接使用动物的毛纤维经手工搓捻后用最原始的织机进行编织。由于它的经纬线较粗而形成一定的厚度,溜可以直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坐卧铺盖用品。溜是地毯编织工艺的基础。上图为在阿里荒原织溜的妇女。

如今,藏族地毯包括西藏高原地毯、川西北高原地毯及云南藏区地毯。大约公元前700年以来,藏族地毯一直以三种形式出现。

1. 尺不戒

尺不戒的底子结构虽然与溜相同,但它已经突破了布的平织形式,而是竖毛集束以U字形起绒的产品。这里所说的尺不戒就是《尚书·禹贡》中的织皮(左页图)。

尺不戒长久以来因其织造简单、成本低廉而被广泛使用于藏族社会的各个阶层。公元662年,当吐蕃军队越过昆仑山脉向北扩张时,吐蕃士兵们就携带着尺不戒进驻了西域地区及河西走廊地区。在安西榆林寺发掘出土的《瓜州榆林寺之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之清册》中不仅提到了垫子,还提到了花垫。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编织有符号或图案地毯的最早记载。在公元7

世纪,吐蕃的人口总量已达1000多万。可以想见当时藏族地区尺不戒的产量和规模。

2.现代仲丝即氍毹的雏形

《西藏仲丝》一书有记:到17世纪中期,即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被称作“现代仲丝”的地毯生产已经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

《西藏仲丝》中使用“现代”一词来修饰“仲丝”是对藏族地毯历史的一种误解。东汉时期被许慎称为氍毹的毛织物就是地毯。在藏族地毯出现的“现代仲丝”我们暂且称为氍毹的雏形。它的工艺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就已经基本成熟了(上图)。所谓氍毹雏形的工艺突破了尺不戒的“U”形直扣,其中部分使用了“8”字扣和马蹄扣工艺。但重要的是它继续使用穿扣杆技术进行编织。

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贡布学乡查加沟境内古墓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个马形金牌饰,明显地刻 画出马鞍毯的样式。该马鞍毯或有“8”字扣的工艺。考古学家认为,查加沟墓葬与梯形、方形封土为特征的吐蕃时期所流行的封土石窟墓有所不同,其时代可能更早,或早至距今2000年前后。

3. 穗边毯

藏族地毯中另一个重要类别是穗边毯。穗边毯与氍毹雏形应该在同一时期出现,即穗边毯于公元前700年之前已经在青藏高原周边地区普及了。两者的编织工艺相同,均使用穿扣杆技术并出现"8"字扣结、马蹄扣结技术。人们将穗边毯的四个大边留出约10厘米长的绒线,在漫长的岁月里穗边毯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而独立存在了。

641年,唐王朝文成公主的大队人马前往吐蕃王朝的国都逻些(今拉萨),途经今青海省果洛州勒巴沟的寺院时,受到了寺院全体僧人的隆重欢迎。当文成公主离开后,僧人们在勒巴沟沟口的岩壁上刻制一幅摩崖石刻《说法

图》,在此画面的上部刻有四尊双手合十的交脚菩萨像。其中三尊菩萨坐在一个长垫之上(上图)依据古代文献的记载,石刻中的条形坐垫应该就是穗边毯。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关于穗边毯的图像记录。

赞普赤松德赞( 755- 797年在位)在位期间,颁布了优待四方著名医师的13条诏令,其中讲道:“任何场合他们被奉为贵宾坐上席,准许他们坐虎豹皮及彩缎高软厚的卡垫。”

值得注意的是,赤松德赞颁布的13条诏令是对历史上某位赞普颁布的允许坐上席的贵宾使用虎豹皮及彩缎高软厚穗边毯诏令的补充。这就是说,从赤松德赞时代开始,四方著名医师才享用吐蕃赞普、贵族、巫师等宗教及世俗高层人士使用穗边毯的特权。我认为,在吐蕃王朝的第33任赞普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颁布了新律法《三十六制》的内容可以推断,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蕃上层社会成员就已经使用高软厚的穗边毯了。

如果从外形上看,高、软、厚穗边毯工艺的出现应该缘于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象。

《圣者正法念处经》指出,世界主宰转轮圣王的装备中包括七政宝和七近宝。对七近宝的第三件珠宝“卧具”是这样描述的:“卧具——宽敞、柔软富有弹性。因此,如用手压它或者放开它,它会松软、富于弹性,随手起伏。当人们坐在上面冥想静修时,这种冥想将会得到充分扩展,头脑也将更清醒。如果一个被贪欲所困扰的人坐在上面,会立刻从贪欲中摆脱,并永不复发贪欲之念,对于嗔和痴也是如此。属于七近宝的卧具是修习的理想境地。如轮王坐在上面看女人,他内心无漏极乐油然而生,但却绝不会由此陷入贪欲之中。”在古代经卷中七近宝卧具的插图就是穗边毯。

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以尺不戒、氍毹雏形毯、穗边毯为主的藏族地毯工艺已经逐渐成熟,它们成为了高原编织技艺的代表。

标本 0343残毛布制品有明显的再加工痕迹。这块毛布的左边有两块褐色的毛布被缝合在一起,在褐色毛布的下面,又缝了两层毛布。诺木洪人曾将数块毛布缝合在一起,因为天寒地冻需要更厚的织物保暖。

新藏公路是从新疆叶城越昆仑山到达阿里高原。坐在汽车上很难想象古代羌人是如何赶着牲畜翻越昆仑山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

“溜”是青藏高原上常见的一种用动物的毛纤维经搓捻后十字交织的毛布,用最原始的织机编织。图为在阿里荒原织溜的妇女。

在藏族地毯出现的“现代仲丝”我们暂且称为是氍毹的雏形。它的工艺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就已经基本成熟了。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